“旗幟”與“旗手”：魯迅與周揚之爭

魯迅與周揚應該是上世紀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兩個左翼知識分子，他們一個曾經是“旗幟”，一個是“旗手”。

他們兩人之間的關系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左翼知識分子風貌以及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非常有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周揚原名運宜，字起應，1907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益陽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中。1926年，周揚離開家鄉到達上海，在上海國民大學、大夏大學學習。

周揚當時也讀過魯迅作品但所受影響不大，否則可能就不會有周揚和魯迅之后的矛盾。而他當時受郭沫若影響頗大，周揚后來回憶道：“我受了影響，開始看魯迅、郭沫若和汪靜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詩和散文給了我很大影響。”

1930年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周揚參加左聯，他能力很強、干勁十足，很快在左聯扎根立足。

1933年5月，周揚接任左聯黨團書記，1935年升任文委書記，開始領導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而左聯“盟主”本來是魯迅，于是不可避免地周揚和魯迅有了聯系。

1932年11月，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發表邱九如以“蕓生”為筆名創作的長詩《漢奸的供狀》，大罵“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種人”蘇汶。在詩中，作者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嚇、粗俗的語言，如“×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

魯迅看到后，認為語言太過低俗，隨即以致《文學月報》編輯周揚信的形式，寫出著名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斗》一文。該文章指出：“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似的……”

周揚的時任領導馮雪峰看到《漢奸的供狀》一文后，也認為不妥，要求周揚在下一期的《文學月報》上公開自我批評，不再采取“謾罵”的方式對待異議者。周揚沒有照辦，只是將魯迅的文章發表在了《文學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

周揚似乎向魯迅低了頭，可次年2月3日左聯的刊物《現代文化》出現了公開反駁魯迅的文章，即《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斗〉有言》，諷刺魯迅“帶有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

魯迅寫信質問，但沒有收到明確回復。由此，魯迅開始了對周揚的懷疑與不滿，周揚成為魯迅晚年最主要的論敵。

當時周揚雖然只有二十多歲，但頗有手腕，內部統一思想、廣泛發動群眾、最大限度孤立對手，很快團結了一大批支持者，并將不同意見者驅逐。

如胡風原來是左聯宣傳部部長，與周揚關系不錯，但后來，周揚發現他在工作中經常鬧“獨立性”。借穆木天被捕獲釋后報告說胡風是“內奸”之機，周揚讓親信任白戈取而代之。另外，周揚“帶了太厚重的面具”，他的老對頭丁玲也說過，周揚長了一幅做報告的臉。

對于這樣的周揚，性格直爽樸實的魯迅自然不喜歡。而周揚當時年輕氣盛，迷信蘇俄理論，不太尊重魯迅，不太去向魯迅匯報工作，甚至后期連左聯內部刊物《文學與生活》都不寄給魯迅，兩人矛盾逐漸激化。

魯迅后來找到這期刊物，發現其內容是1934年左聯的工作總結報告，其中對左聯工作缺點提得非常尖銳。

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對此卻一無所知，他自然惱火而在致曹靖華的信中寫道：“這里的朋友的行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過一種刊物，將去年為止的事情，聽說批評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我看。”

對周揚的不滿，在魯迅私人通信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如他對蕭軍、蕭紅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

對于周揚，魯迅主要不滿他的霸道專橫、熱衷權力、官僚主義，“用手段”、“靠計策”、“玩花樣”。

他認為周揚乃是一個玩弄權術、氣量狹窄的白衣秀士王倫式人物，將周揚一伙形象地比喻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自己不做事還專責以別人不做事，對于不聽指揮者動輒以“實際解決”相威脅。

如1935年9月12日，魯迅在致胡風信中寫道：“以我自己論，總覺得縛有一條繩索，由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么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過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這真令我手足無措”；

如魯迅1936年在致時玳的信中說道：“這愛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們誤以為做成一個作家，專靠計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連絡誰，打倒誰，把自己抬上去。”

此外，魯迅也不滿周揚領導下左聯的激進、關門、宗派。左聯本是文學組織，后來卻成了“第二個黨”，動輒上街游行示威、發傳單、呼口號，創作上也簡單化、教條化，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獨尊，排斥、否定其他文學。

魯迅對人曾說過：“他們實際上把我也關在門外了，豈止關在門外而已，還要鞭撲不止。”

魯迅對周揚等人的不滿明顯體現在“四條漢子”說法的提出。魯迅在萬字長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提及他和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的一次見面：“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達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即周揚），還有另外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魯迅對周揚“四條漢子”的不喜非一日之寒，緣于魯迅對周揚等人專權左聯日積月累的不滿。

“四條漢子”的提法是魯迅不滿的總爆發，“四條漢子”提法就此出爐而流傳甚廣，后來甚至成為“四人幫”整“四條漢子”的鞭子。

“兩個口號”之爭是魯迅與周揚矛盾的又一次爆發。隨后，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直接批評周揚道：“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耿直，易于抱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周揚的字）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

這文章最一句話則是“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這話自然也是指向周揚。

不過，魯迅對周揚也并未完全絕望，緊接著他寫道：“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后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魯迅長期以來是左翼文壇的“盟主”、“旗幟”，而周揚則長期是左翼文壇的實際領袖、“執旗手”。這種奇妙關系導致了兩人之間的恩怨，兩個人之間的恩怨也極大影響了左翼文化乃至整個上世紀中國的發展。

（本文摘自拙作《魯迅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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