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九一八”他親帶燕大師生街頭游行，后遭毛先生譏諷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國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區耶穌堂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十一歲時，回美國弗吉尼亞州讀書，然后進入神學院，1902年被按立為牧師。

1904年，司徒雷登結婚后攜妻子回到杭州，隨父親布道，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08年，曾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教希臘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司徒雷登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尊美國南北長老會的命令，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直到1945年。最初的燕京大學，校址在北京東城的盔甲廠，規模很小，學生只有94人。

從1922年起，司徒雷登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經過數年建設，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時，司徒雷登自豪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于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資金也主要來自教會。但司徒雷登認為中國人有權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實施怎樣的教育，所以當1925年中國政府公布教會學校立案規章的時候，他響應最快。按這個規章，校長一職必須聘用中國人，校董事會也得中國董事占多數。對于禁止強迫學生崇拜宗教、禁止設置必修的宗教課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贊成，他也由校長退居校務長。這些都使得燕京大學雖為教會學校，卻逐漸中國化，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同。

當時，司徒雷登就深知，要把燕大學辦成一流大學，就必須要有一流教師。他堅持學校自聘教師，并且所有教師不必信教、中外教師同等同酬、從不拖欠薪資……因而，聚集了當時的一批大師，陳寅恪、鄭振鐸、謝冰心、錢玄同、費孝通、顧頡剛、張友漁、斯諾等都曾在燕京大學任教。

司徒雷登在燕園

司徒雷登在冰心和吳文藻的婚禮上

燕京大學也培養了一批愛國學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京大學師生走上街頭游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在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為抗議日本侵略者暗中策劃的華北自治陰謀，燕京大學的學生徒步向西直門進發——男同學的領袖就是后來曾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黃華。

北京淪陷后，燕大沒和其他學校一樣轉移到后方去。曾有日本人提出讓日本學生進燕大讀書，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堅持應和中國學生一樣經考試合格方能錄取，結果雖有日本學生報考，卻因未達到標準、無一人能進入燕京大學學習。

其間的1933年，司徒雷登曾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召見，聽取了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拒絕與日軍合作，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后獲釋。

日本投降后，中國內戰一觸即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為特使，到中國調處糾紛，但以失敗告終。馬歇爾提名司徒雷登接替自己，因為他深知司徒雷登對中國和中國人做事的風格都非常了解，中國各階層人士都能接受他，他在國共兩黨也都有擔任著要職的學生。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被杜魯門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職后、試圖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且美國政府偏袒國民政府，司徒雷登作為大使、也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最后，他的努力失敗，中國內戰全面爆發。

周恩來和司徒雷登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當時幾乎所有的駐華使節，包括蘇聯大使，都跟著國民黨政府南下去了廣州，只有司徒雷登還執意留在南京，且試圖去北京見毛先生。

他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問題，而且也關系到世界和平問題，解決好中美關系、對世界和平將是一大貢獻。那一年的6月，司徒雷登獲悉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將于月中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時，就請陳銘樞向中共中央轉達他想見中共領導人的意愿。

中央考慮通過非官方渠道同司徒雷登接觸更方便一些，毛先生轉托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寫信告訴他，表示他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過生日（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回燕大過生日）。周恩來則通過黃華向他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學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

但是，在司徒雷登就北平之行向美國國務院請示時，卻遭到了拒絕。國務卿艾奇遜來電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國民黨政府希望他先到廣州，再回美國，認為這將表示對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司徒雷登乘飛機從南京直飛沖繩，并在那里發表聲明，贊成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

不過，美國國務院未讓這個聲明在美國發表，還電告他不得再作聲明。司徒雷登就這樣黯然離別生活了45年的中國。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采訪。后來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

3個月后，司徒雷登一病不起，因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癥；1962年9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在美國華盛頓去世。

司徒雷登早年全家福，端坐的夫婦是司徒雷登的父母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

1949年8月8日，中共新華社播發了毛先生的《別了，司徒雷登》，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征而進行了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

對于這樣的評價，有人翻出聞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講》中的一段話來表達不解，這段話在1949年后的出版物中被刪除：“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這兩種說法看似對立，其實很容易理解。聞一多先生說的司徒雷登的為人、是私德，而毛先生說的是司徒雷登的做事、是公干。司徒雷登作為美國的外交人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力所不能及時、難免要違心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說“他既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也是這一政策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