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背后的神秘組織

說起間諜，這些年聽到的間諜好像都是跟日本相關，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日本間諜被抓獲的新聞。

就在今年7月，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一項備受關注的判決：日本安斯泰來制藥公司一名五十多歲的日籍高管，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

而這位高管，是在2023年3月任期結束、準備回國前夕，被國家安全部門拘留的。

日本新聞對安斯泰來被抓獲高管進行大量報道。。

按理說作為日企派遣到中國的高管，福利待遇十分豐厚，絕不會因為金錢來賭中國的反間諜能力。

背后一定有著不為人知的原因。

其實近十年里，已有至少17名日本人在華因間諜嫌疑被拘捕，分布在全國各地。

而在大多數(shù)判決書里，反復出現(xiàn)一個神秘機構的名字 —— 日本公安調查廳。

可以說，日本在華的間諜，都繞不開這個機構。

那么，日本公安調查廳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組織？為什么他會不斷向中國派遣間諜呢？

日本公安調查廳，成立于1952年7月，直屬于日本法務省，是個反間諜偵察機構。

它的班底，基本來自二戰(zhàn)時期的日軍特務機關和憲兵隊。

雖然表面上是防止暴力、極端主義的機構，但實質上，它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情報間諜機關”，而且與美國情報機構聯(lián)系非常緊密，可以說美國也會通過日本公安調查廳向中國派遣間諜。

這個機構編制有1799人，但除了領導層，其他人的信息都高度保密。在它的宣傳材料，中高層干部甚至普通職員，基本都是背對鏡頭的。

總部位于東京霞關，日本各地都有分支。

整個組織中最重要的兩個部門是調查一部和調查二部。

調查一部的公開資料顯示，它主要針對日本國內的極端組織和危險團體，比如奧姆真理教、日本赤軍、日本共產(chǎn)黨，以及一些右翼勢力。

尤其是奧姆真理教，幾乎是調查一部每年工作報告中的重點對象。

但問題是，奧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后，就被認定為邪教并取締，至今已接近30年。

如今日本國內早已沒有這種規(guī)模的威脅，為什么日本公安調查廳還要年年拿奧姆真理教說事？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憲法第九條規(guī)定，日本不能公開設立類似CIA或FBI這樣的情報或執(zhí)法機構。

因此，日本的特務系統(tǒng)被分散在不同部門，而且無法公開說明。

于是，調查一部就以奧姆真理教為“幌子”，其真正的功能，其實更接近美國的FBI，負責國內反恐、反間諜，以及防范企業(yè)技術外泄、軍民兩用裝備走私等敏感事務。

調查二部名義職責是應對海外的敵對勢力，重點鎖定朝鮮、中國和俄羅斯。

但近年來，日本與朝鮮幾乎零交流，派遣間諜難度極大；而俄羅斯對日本的直接威脅有限。于是，調查二部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中國。

過去十年里，中國抓獲的17名日本間諜，幾乎清一色與調查二部有關。

比如2016年被判刑的鈴木英司。

他原是日中青年交流協(xié)會理事長，曾在中國大學任教。

判決書顯示，他利用“中日友好人士”身份，頻繁接觸政治經(jīng)濟人物，套取我國對日政策、高層動向、釣魚島措施、中朝關系等情報，提供給日本公安調查廳。

判決書上，甚至具體列出了他聯(lián)系的公安調查廳人員姓名。

諷刺的是，鈴木英司服完6年刑回到日本后，想聯(lián)系當初給他任務的人，卻發(fā)現(xiàn)根本找不到。他去公安調查廳總部，也沒人理他。

功勞是機構的，黑鍋是間諜背的。

關鍵是他販賣情報總共才賺了5萬人民幣，最后不僅被沒收了，還白白坐了6年牢。

所以，最近調查二部發(fā)展新的線人，難度非常大。

除了在中國，日本公安調查廳還在臺灣地區(qū)活動頻繁。

2025年8月初，臺積電爆出重大泄密案，2納米制程技術被內部員工盜取。

涉案的9名員工中，3人是2納米試產(chǎn)線工程師，他們利用夜班時機，用手機拍攝了大量核心資料，并流向了日本東京電子公司。

其中一名姓陳的技師在臺積電負責過 5nm、4nm、3nm 等先進半導體制造工藝，2022年轉職到日本東京電子公司。

被逮捕的一名員工還是首席技師，曾經(jīng)負責 3nm、2nm 等先進半導體的封裝工作，并將制造過程中的缺陷降低到了 99.9%，良品率提高了 10%。

2納米技術是臺積電下一代最重要的芯片，臺積電的這次泄密事件影響深遠，背后跟日本間諜高度相關。

日本東京電子公司是日本半導體國家隊“Rapidus”的核心股東，而Rapidus是在2022年才剛剛成立。

更微妙的是，就在臺積電泄密案曝光后，Rapidus作為一家初創(chuàng)企業(yè)居然在短短三年內宣布成功試制了2nm芯片。

雖然臺積電的總裁強調，被泄露的資料不足以支撐技術突破，但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事件的背后是否有公安調查廳的影子。

從安斯泰來制藥高管被捕，到鈴木英司的落網(wǎng)，再到臺積電的技術泄密案，日本公安調查廳的身影一次次浮出水面。

回到開頭的問題，相比其他國家低調處理間諜事件，日本政府和企業(yè)常高調解救被捕人員，指責中國“司法不透明”，反而推動案件曝光。

例如2025年安斯泰來制藥員工被判刑后，日本駐華大使在明知其間諜身份后還向中國政府公開抗議引發(fā)日本各大媒體廣泛報道。

日本政界和媒體以此施壓中國，同時也向國內民眾展示“政府在保護國民”。

但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那么為什么日本政府的官員明明知道公開輿論宣傳沒有作用，為什么還要每次都這么高調呢？

我的推論是，在中國被抓的日本間諜是美國派遣的，日本政府在“對美喊話”。

一方面，日本人比美國人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活動而不顯突兀，被抓的間諜基本都是商社人員、研究人員。

另一方面，美國情報機構慣用“第三方代理”手法，冷戰(zhàn)以來，美國在一些敏感國家常借盟國的國民作為“前臺”，以降低自身暴露風險。

所以就比較好解釋日本為什么這么高調了

對內向國民表明“政府沒有袖手旁觀”，避免輿論批評政府“犧牲國民當棋子”。

對外隱形的向美國喊話，“你別總讓我們的人去冒險。”“如果再出事，日本社會輿論承受不了。”

即通過高調曝光提醒美國，不想再“替美國背鍋”。

這種“對外高調”的行為，既是對中國的壓力手段，隱含表明間諜不是我派的，也可能是對美國的一種“軟抵抗”。

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一點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