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2025年第5期目錄與內容摘要

《文獻》2025年第5期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專欄導言 高士華

晉冀魯豫邊區刻書地點分布圖

星火點點　刻梓以傳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雕版印刷業考論 孫云霄

內容摘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以農村為主，經濟和技術基礎薄弱，又遭敵人重重封鎖，導致鉛印、石印等機器印刷設備與耗材嚴重匱乏，無法滿足群眾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及學校的課本供應。于是根據地的黨政機關、出版社、社會團體、民間書坊、合作社和學校等機構，選擇利用雕版印刷開展出版事業。所刻紅色書籍中，以識字教材和初級國語、常識課本為主，版式疏朗，內容貼近農村實際。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時期，傳統的雕版印刷術在華中、華東、華北、西南和西北等多處根據地發揮作用，推動了當地的掃盲工作和教育事業，為偏遠地區傳播革命火種。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紅色出版；雕版印刷；革命文獻

《從軍日記》封面

身份認同與軍營日常：綦耀義《從軍日記》所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王淼

內容摘要：1944年秋，國民政府因豫湘桂戰役慘敗并為整頓軍隊，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燕京大學學生綦耀義激于愛國熱忱投筆從戎，編入瀘縣203師，記錄他軍旅生活的《從軍日記》生動呈現了國民黨軍隊普通官兵的日常生活與心理變化。作為最下層的二等兵，綦耀義厭惡國民黨軍隊的等級森嚴和單調機械的新兵生活，尋求離開途徑。后，綦耀義考入“青年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前往重慶培訓，成為“太子門生”，逐漸認同軍人身份。擔任連訓導員后，經歷軍事主官與政工干部的不和，體會到政工干部的尷尬處境。由大學生到二等兵，再到連隊長官，軍營日常生活對綦耀義的自我認同產生了不一樣的效果。與共產黨軍隊相比，青年軍的士兵普遍排斥軍人身份，這是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綦氏日記亦成為從士兵個體生活等微觀層面探討全面抗戰時期軍事史的典型個案。

關鍵詞：綦耀義；《從軍日記》；知識青年從軍；全面抗戰

近代日本對東亞的情報搜掠與文化侵略

專欄導言 高士華

《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手稿叢刊》

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調查報告書的制作和流轉(1907—1916) 王剛

內容摘要：關于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報告書的制作、流向及其與日本軍方的關系，學界長期存在爭議。基于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的報告書制作費憑證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的調查報告書手稿等核心資料，研究發現，1907年至1916年間，報告書在撰寫階段僅有一部“正本”，并無“副本”。“副本”的制作由東亞同文會本部負責，每次復制三部，并全部提交外務省，再由外務省分別轉送參謀本部和農商務省。此外，東亞同文會還通過《支那省別全志》等出版物面向日本社會整理并公布報告書內容，然而其中存在嚴重刪減，旨在掩蓋“大旅行”的真實意圖。

關鍵詞：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調查報告書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建州紀程圖記》

朝鮮史編修會的復本制作及其底本考

——以朝鮮燕行文獻為例 王微笑

內容摘要：20世紀上半葉，中村榮孝等朝鮮史編修會官員在朝鮮半島、日本及中國東北地區開展大規模史料采訪，又以此為基礎，借助抄寫、攝影等手段，制作了大批復本類文獻。其中，紙本用于留存全文，膠卷旨在保存原貌。前人研究多忽視此類文獻的特殊來源及其版本價值。以現存23種朝鮮燕行文獻為例，通過考其源流，發現底本多為作者稿本或家藏抄本。在原本難覓時，復本可充作原本，又可為其遞藏提供端緒；原本可得時，亦因復本保留其百年前面貌，可用于校勘。

關鍵詞：朝鮮史編修會；中村榮孝；燕行文獻；復本；底本

民族語言文獻研究

西夏文本《論語全解》卷三

《論語全解》的版本與校勘芻議

——以西夏文本為中心的考察 鄭昊

內容摘要：現存《論語全解》中，西夏官方刊行的西夏文本年代最早，且翻譯質量精良；它是現存最早的非漢文刻本儒學典籍，亦是宋元時期各族群以儒學典籍為媒介展開文化交流的實證。以西夏文本為標尺，可判定各漢文本《論語全解》的質量：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和清烏絲欄精抄本的質量足可作整理底本，而四庫本質量實在不佳。以對勘結果為基礎，還能進一步細化文獻的版本劃分，判明各版本的近似程度。在校勘價值方面，可從西夏文本中識別出8例價值較高的異文，為揭示漢文本中較早產生的問題提供了證據，能一定程度還文獻以原始面貌。

關鍵詞：陳祥道；《論語全解》；西夏文；《儒藏》

《脫卜赤顏》與元朝國史的編纂

——兼論早期蒙古史多語種文獻的關系 曹金成

內容摘要：《脫卜赤顏》是元朝以蒙古文撰修的國史。前人研究多將漢文史料中的“國史”視作《脫卜赤顏》，其實是混淆《脫卜赤顏》與元朝漢文紀傳體本朝史所致。雖然《脫卜赤顏》與紀傳體本朝史均以皇帝事跡為中心展開修撰，但二者更多地體現出并行纂修、獨立撰就的生成特點，從而形成了元朝國史撰修中獨具特色的蒙漢雙軌修史制度。元朝還有一部蒙古文史書《金冊》，雖與《脫卜赤顏》并非一書，但通過對二者關系的考索，可以管窺早期蒙古史多語種文獻之間的傳承譜系，尤其可以確證波斯文《史集》所參考的《金冊》就是漢文《實錄》的蒙古文譯本。

關鍵詞：《脫卜赤顏》；國史；《金冊》；《史集》；《圣武親征錄》

《明太祖實錄》

遼寧省檔案館藏《明太祖實錄》抄本為清代回譯本再考 唐佳紅

內容摘要：遼寧省檔案館藏《明太祖實錄》殘抄本的性質與來源，是明代史學史上的關鍵問題，也影響了學界對一些重要史實的認識。以滿文本《明實錄》殘本為主要參考，逐一檢視遼寧本行文中的慣用詞、句式、舛誤及圈改等，可以確認該本系清前期敕譯滿文《明實錄》的漢文回譯本，而非源自獨立于今本《明太祖實錄》的文本系統。因此，此本不當被用于研究明初《太祖實錄》的修纂過程，也不宜作為優先于今本《明實錄》的明初文獻來觀察明代制度與史實。現存滿文本《明實錄》可厘為譯稿本與謄定本兩部分，對認識明代官藏《明實錄》的文本面貌及考察清代《明史》修纂問題都具有意義。

關鍵詞：《明太祖實錄》；遼寧省檔案館；滿文本回譯；《明史》

清乾隆時期對《無圈點檔》的整理與研究 馬金柱

內容摘要：《無圈點檔》是記寫于清開國時期的早期滿文檔冊匯編，乾隆朝君臣最早從史學角度認識到其重要價值：先是系統總結《無圈點檔》中的滿文無圈點字，編纂《無圈點字書》；其后組織人力整理重抄《無圈點檔》，形成《加圈點老檔》與《無圈點老檔》；此外，根據《無圈點檔》等材料，繪制《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跡輿圖》。《無圈點檔》重抄工作中曾對檔中滿語詞句、地名做出大量考訂，《無圈點字書》《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跡輿圖》的研究成果則被直接應用其中。清廷整理與研究《無圈點檔》所形成的成果是乾隆時期龐大文化工程的重要一環，對于發掘清開國時期歷史與文化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滿文；《無圈點檔》；《無圈點字書》；《滿文老檔》；《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跡輿圖》

乾隆二十一年《重修德壽寺碑》（滿文）、乾隆二十九年《敕建回人禮拜寺碑記》（漢文）

國家圖書館藏《廟碑記事筆記》考論 王冕森

內容摘要：國家圖書館藏滿文古籍《廟碑記事筆記》收錄滿漢文獻五十種，包括碑文、紀事、序文、贊頌文、敕詔等十二個類別。全書基本是以輯錄自內翻書房的滿漢翻譯底稿散件陸續拼湊而成，部分文獻可能是底稿原件，繕寫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前十二冊應系乾隆、嘉慶朝所輯，后三冊系道光朝所輯，最終成書約在道光朝后期，原目錄則應是成書后另由他人補入。《廟碑記事筆記》內容豐富，收錄有《〈國書十二字頭正音〉序》等未刊文獻，有保存文獻、補充史事之作用，亦可展現內翻書房的翻譯流程，并反映御制詩文的創作與翻譯情況，具有重要文獻價值。

關鍵詞：《廟碑記事筆記》；內翻書房；滿漢翻譯；御制文獻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專欄導言

高士華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文獻》雜志設立本欄目，以志紀念。刊發的兩篇文章與抗日戰爭都有很大的關聯，參加這場戰爭的有不同的政黨，既有經驗，也有教訓，這些不僅影響了各個政黨的前途，也影響了置身其中的個人，個人的命運與國家與政黨都緊密相連，推薦讀者一讀。

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發動起義，建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通過農村根據地積累革命力量，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態勢，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對城市革命的預設，開創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新范式，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貢獻。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探索和實踐過程。這個過程跨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時期，時間上從1927年到1949年。

《紅色文獻保護與修復研究》

打通1927—1949年，把它作為一個根據地研究的連續時段，展開整體史研究，很有必要。

孫云霄《星火點點　刻梓以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雕版印刷業考論》一文，以長時段視角對1927—1949年伴隨整個根據地時期的雕版印刷進行具體而微的分析，值得一讀。

這個時期中共的工作重心都在根據地，有兩個問題給中共的宣傳和教育帶來了極大挑戰：第一，農村條件艱苦，遠非城市所能相比；第二，一直處于封鎖之中，印刷物不能在根據地之外印刷好帶進來。

孫云霄的研究表明，中共在這個時期曾經借助雕版印刷這種古老的方式。但在土地革命時期，因為“雕版印刷需要儲藏刻板，不方便快速轉移，所以較少使用”，而“抗戰初期，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根據地條件艱苦，而圖書出版周期長、耗材多、發行隱蔽性差”，也很少使用雕版印刷，因此“抗日戰爭后期至解放戰爭初期雕版印刷的紅色書籍最多”。其中的分析和探討，饒有趣味，讀者可以仔細品味。

《國家圖書館藏珍貴革命歷史文獻圖錄》

1944年豫湘桂會戰潰敗，暴露了國民黨政權軍事、政治體系的全面危機，國民黨發起“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號召知識青年參軍。表面為補充兵源，但蔣介石父子的動機并不簡單，除了與中共爭奪青年群體之外，改變當下國民黨軍隊戰斗力低下的狀態，建立一支有戰斗力而又對蔣介石個人忠誠的武裝力量，應該是最大的考量。從蔣經國負責籌建青年軍政治部，壟斷政工系統，排斥其他派系就可以看出來，建立青年軍已經成為蔣經國為蔣家培養嫡系的平臺。

因為臨近抗戰結束，青年軍僅少數部隊參與對日作戰，整體并沒有形成有效戰斗力，內戰爆發后部隊被拆散重組。許多青年被“一寸山河一寸血”內含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染，毅然參軍，成為青年軍的一員，最終卻淪為國民黨政治博弈的犧牲品，內心之復雜可想而知。

王淼《身份認同與軍營日常：綦耀義〈從軍日記〉所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一文，通過綦耀義的個人日記，探討了一位燕京大學學生參加青年軍后的經歷和心路歷程，不管是軍營日常還是身份認同，都別具特色。

相較于中共軍隊的官兵平等、強調政治思想教育，青年軍被稱為“御林軍”，顯示出它強烈的“私家軍隊”特色和對蔣家的忠誠關系，通過綦耀義《從軍日記》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共軍隊能不怕犧牲，堅持敵后抗戰了，因為他們不是為某個人而戰，國家和民族未來才是他們拿起武器，奮勇抵抗日本侵略的真正動力。

1945年青年遠征軍第六軍第二零二師師長羅澤闿率全體官兵致敬羅卓英總監錦旗

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中國參加抗日戰爭最大的兩個政黨，也是亞洲參加抵抗日本侵略的兩個最大政黨。他們在戰時的作為，對于中國的命運，對于兩黨的戰后命運，都有極其緊密的聯系。

戰時來中國的外國學者，戰后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都有人認為在1943年或者1944年，就可以猜到戰后兩黨的勝負，其理由是從他們的戰時作為就可以看出端倪。把本欄目發表的兩篇文章對照來看，讀者也許可以得出差不多同樣的結論。

“近代日本對東亞的情報搜掠與文化侵略”專欄導言

高士華

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對面，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侵略事實。而且持續時間更長，范圍更廣，有時所采取的方式也更加隱蔽，具有很大迷惑性，這就需要研究者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手稿叢刊續編》

本欄目發表的兩篇文章：王剛的《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調查報告書的制作和流轉(1907—1916）》和王微笑的《朝鮮史編修會的復本制作及其底本考——以朝鮮燕行文獻為例》，就著力揭示了日本自上個世紀初起在東亞范圍內為侵略所做的情報或文化準備。

近代日本出于全面侵華的目的，對中國的調查，極其處心積慮：陸軍參謀本部主要側重軍事方面，中國的地志、軍事設施和軍隊是其調查中心；滿鐵調查部持續追蹤東北及華北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動態，也以“學術研究”為名開展資源分布與抗戰能力評估，1939年滿鐵調查部完成的《中國抗戰力調查報告》，為侵略戰爭提供評估根據。

《中國抗戰力調查報告》

除了這兩個機構以外，東亞同文會的調查最為系統。東亞同文會是日本在1898年成立的民間外交團體，表面主張中日提攜，實則具有鮮明的協助政府進行殖民侵略性質。

1901年東亞同文會在上海創辦東亞同文書院，該書院的“大旅行”項目，覆蓋中國90%以上區域，調查足跡遍及除西藏外的所有中國省份，它通過該校2000多名學生，持續40年對中國進行軍事地理、經濟資源的系統性調查，出版了大量出版物和未出版的資料。

2016—2017年，中國國家圖書館相繼整理、出版了《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手稿叢刊》及其“續編”450冊，為我們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資料條件。

王剛的文章聚焦于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報告書的制作、流向，及其與日本軍方的關系這一學界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指出1907年至1916年間的調查報告書僅有一部“正本”，“副本”是由東亞同文會本部制作三部，并全部提交外務省，再由外務省分別轉送陸軍參謀本部和農商務省。調查報告提供給陸軍參謀本部，會被用作侵略中國的參考資料，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省別全志》

此外，東亞同文會還出版面向日本社會的《支那省別全志》等出版物。《支那省別全志》經過處理刪減，已經看不出調查的本來目的，所以也蒙蔽了一些人，認為東亞同文書院只是在做單純的社會調查。

東亞同文書院由外務省直接控制，雖然出了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國際主義反戰人士，他們在革命感召下轉變立場，成了反法西斯斗士；但這畢竟是少數，并不能改變該校的性質。處在日本不斷侵略中國的時代，即使多數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可能不完全了解調查的目的，但調查的數據會被怎樣使用，也能猜測出來吧。

20 世紀上半葉，中村榮孝等朝鮮史編修會官員在朝鮮半島、日本及中國東北地區開展大規模史料采訪，又以此為基礎，借助抄寫、攝影等手段，制作了大批復本類文獻。

中村榮孝《民族史的發展與其文化》

王微笑的文章討論了其中燕行文獻復本的問題。朝鮮史編修會隸屬日據時期的朝鮮總督府，其核心任務當然是為日本在朝鮮半島的侵略行徑編織“合法性”。朝鮮史編修會很是努力，搜集范圍涉及日本本土、對馬島及中國東北地區，由其制作的復本也因此成為朝鮮史編修會建構殖民史觀的基礎史料。

而其所據燕行文獻的底本多為朝鮮世家秘藏珍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百年來，一些底本已蹤跡難覓，復本尚得以保存。朝鮮史編修會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作者的結論是：“地方史料采訪絕非單純的學術行為，而是服務于殖民當局政治和意識形態訴求的重要一環。”可謂一語中的。

朝鮮史編修會的做法似乎和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定盦續集》卷二《古史鉤沉論二》）存在矛盾，是毀滅還是保存？其實并不矛盾，朝鮮史編修會的做法是軍事占領的延伸，是通過解構本土文化認同來實現永久殖民的目的，淡化朝中傳統宗藩關系，強調所謂“日鮮同源論”，為殖民統治提供“歷史依據”，才是朝鮮史編修會的真正目的。毀滅和重構是日本推行文化殖民統治的兩個并行不悖的路線。

《定盦續集》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中國，在朝鮮半島，不遺余力地進行資料調查，在文獻搜集整理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客觀上保留了一些數據和資料，但其行動的指向和目的都是一個：為侵略服務。雖然參加者個人目的或有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不管參加者是否意識到，這是改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