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1，一本書還原中國古代貿易被遺忘的歷史細節

在歷史書上，拉開大航海時代帷幕的是歐洲人的兩大壯舉：一是歐洲人繞過好望角進入到印度洋，開辟了通向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二是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美洲。這兩大事件，讓海上貿易進入了全球化的階段。

由于這兩大事件的影響，歐洲一貫被認為是大航海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中心。

但也有不少學者，并不認同這一“歐洲中心論”。《白銀資本》的作者弗蘭克就認為，16世紀到19世紀，“整個世界秩序當時名副其實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中國貿易”造成的結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以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

中國在當時世界貿易的交往中，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其他國家需求的諸多商品中，第一位是太湖流域的優質湖絲，第二位是綢緞，第三位是棉布，接下來是瓷器、茶葉、各種各樣的日用品。總體上講，前幾位的需求都跟絲織業有關，因此這種貿易又稱為“絲銀對流”——中國的絲貨流出去，外國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16~17世紀，東西方文明在受東亞季風影響的太平洋海域上，進行了一場持續近250年的試探與對話。中國，是這場“絲銀對流”當仁不讓的主角。

西班牙“新漢學”代表人物歐陽安（Manel Ollé Rodríguez）在其新作《季風海域的絲銀對流》中，再現了16~17世紀中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盛況，是一部顛覆歐洲中心論、恢復亞洲在早期全球化中主體性角色的全球史佳作。

《季風海域的絲銀對流》

[西] 歐陽安 著

周萌 謝文侃 譯

彼時的西班牙憑借哥倫布與麥哲倫的航海壯舉，橫渡大西洋，穿越南美洲，進入太平洋，最終抵達菲律賓群島及中國東南沿海，可謂全球化早期歐洲國家的代表。但本書要講述的，并不是歐洲人東來的故事，而是亞洲人如何用貿易、文化與政治影響力，塑造了早期全球化進程。

作者以細膩的筆觸還原了那些被歷史遺忘的細節，并以中國、西班牙、東南亞三方的互動為核心，證明亞洲在全球化早期階段中并非被動接受者，而是貿易、文化、政治博弈的積極參與者，生動展現了亞洲國家的包容與冒險精神。

如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界格局將迎來新一輪變革。重溫這段充滿活力、碰撞與互鑒的交往史，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白銀之潮涌向東方：

貿易紐帶的意外錨定

16世紀初，西班牙人首次入侵東亞，為的是取代葡萄牙人控制摩鹿加群島的香料市場。但是1565年以后，當在菲律賓群島定居時，他們卻沒發現任何珍貴作物。沒有任何一絲胡椒、丁香或肉豆蔻的蹤跡，唯一能夠找到的是肉桂。

很快，地平線上浮現出東方黃金國的神話，它融合了亞述神話和《圣經》故事中的東方島嶼俄斐和他施，以及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中的“黃金島”（即克律塞島）與“白銀島”（即阿爾古瑞島）。

1571年，西班牙人到達馬尼拉不久，便發現了一個小型華人社區，說明有一些來自福建的船只抵達這里。這些船每年順著4月的季風，組成小型中式帆船或舢板船船隊駛進馬尼拉，在南中國海上勾勒出一條連接福建、婆羅洲和菲律賓不同島嶼的環形航線。

今日的馬尼拉

從1571年到1581年的10年時間里，馬尼拉和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貿易呈指數級增長。居住在馬尼拉的華人被稱為“生理人”，從1581年起，他們被單獨安置在一個封閉的商業區之中，根據馬尼拉主教多明戈·德·薩拉薩爾（Domingo de Salazar）于1583年的記載，這個地方被稱為“生理人的八連”。

當時還開通了歷史上運行時間最長的跨洋貿易航線——馬尼拉大帆船航線，它連接阿卡普爾科和馬尼拉。中國的中式帆船和舢板船前往馬尼拉出售他們的絲綢、香料、瓷器和各種手工藝品，實際上是為了換取他們唯一感興趣的東西——墨西哥白銀。

在近兩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大帆船滿載著墨西哥白銀，穿過太平洋，駛向馬尼拉。墨西哥的“拖斯通”和“八里亞爾”銀圓在中國成了通用貨幣，其背面打上了印戳并刻有漢字。

伴隨著商業往來的熱潮，馬尼拉很快成了一個人口眾多、人員混雜、繁榮興旺、文化多元的城市。人數很少的西班牙精英，控制著人口占比最多的華人。

17世紀，華人和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的共生共處帶來了豐厚利潤，卻難免存在不信任、緊張關系和頻繁沖突，并伴隨著接連發生的華人起義。這些起義遭到血腥鎮壓，導致數萬名華人死亡。盡管如此，由于商業利潤巨大，每次大屠殺過后短短幾個月時間，就又有來自福建的中式帆船和舢板船順著季風回到馬尼拉。貿易和移民過程重新開始，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華人區也再次變得熱鬧非凡。

觸發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中西貿易交匯點很可能沒有經過馬尼拉，而是直接發生在中國福建沿海。

中國人可以不受阻礙地順著季風來到馬尼拉，把福建和呂宋島之間有著幾百年歷史且行人稀少的區域性海上貿易航線，變成跨太平洋貿易鏈的第一個環節。福建和呂宋沿海之間每年平均有幾十艘中式帆船為馬尼拉城及其防御系統運送人員、白銀、陶瓷、絲綢和香料，傳播知識并供應日常物資，所有這些都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影響。

更流簿，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

中國對任何未按朝貢規定進口的海外物品都無比輕視，加上亞洲的卡斯蒂利亞征服者態度傲慢，若對方不肯投降或皈依天主教，則無法與之建立任何關系，這對外交關系構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然而，由于中西貿易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馬尼拉和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關系最終以一種非官方、不合法且時常動蕩不安的方式開始、發展并鞏固。

在整個過程中，中國所堅持的限制或允許自由貿易的政策都對環境變化產生了影響。明朝傾覆之前的動亂，以及隨后清王朝取而代之，包括一部分福建海上聯盟長達幾十年的反清活動都影響著馬尼拉中西關系的進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主導地位（并非指中央王朝，而是指南部沿海的航海者和中國商人）非但不是被動的，反而是主動的、變革性的，它能夠將西班牙的殖民模式部分地亞洲化。這并不像殖民路線本身那樣，僅限于供應原材料。華人帶來了加工好的商品，這需要在技術、組織和商業等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發展水平。我們在這里看到一個可靠的例子，體現了當地社區的代理能力和全球影響力。

《坤輿萬國全圖》的原版在中國早已遺失，這張地圖是日本于1604年的翻刻版。圖片來源：日本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狩野文庫畫像

西班牙人來到亞洲既不是為了出售白銀，也不是為了開辟大帆船航線。他們冒險進入太平洋是為了與葡萄牙人競爭，尋找香料以及那并不存在的“金銀島”，事實上對中國在商業層面的意義一無所知，最終卻依賴于生理人中式帆船單方面產生的豐厚利潤。

在1593年頒布的規范大帆船貿易的法令中，西班牙君主國確立了這種對華貿易模式，這是一種非本地化的單純接受模式：“我們命令，任何人不得在中國境內的省份或地區進行交易或簽訂合同。菲律賓商人也不能將那個國家的商品帶到島上，而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費用和風險把貨物運來。”

福建帆影下的主動力：

中國商人與大帆船貿易

隆慶皇帝統治時期（1567—1572），福建省獲得特許，部分開放海外貿易，每年規定一定數量的商引（即許可證）和額度。從1567年開始，在嚴格的管控和征稅制度下，每年大約允許50艘中式帆船和舢板船離開漳州月港（從那時起稱為“海澄”），前往東西洋不同港口：馬六甲、婆羅洲、馬尼拉、柔佛、占婆……日本港口被明確排除在外。武器、鐵、硫或銅的販運也不被該標準體系所允許。

到1575年，被發放商引的船只數量已經翻倍，達到了100艘船，其中大部分前往馬尼拉，但還有更多船只非法進入福建、浙江和廣東的海灣和港口，躲避官方監管和征稅。這種新的放任并不是由于明朝政府對海上貿易的觀念有所轉變，而是僅僅因為他們承認不可能控制這種活動，也由于閩南地區豪強勢力施加的巨大壓力。

榜葛刺國王兩次派使臣來中囯貢獻麒麟（長頸鹿），《榜葛刺進麒麟圖》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

西班牙人統治下的馬尼拉是獲得商引數量最多的合法航行目的地。1589年共有 44艘船獲準前往東洋航路，去馬尼拉的就占了16艘。其余船只被分配前往另外 2個地方，實際上到達每個目的地的船不超過2艘。

1567年，福建海外交通得以合法化，明顯對財政收入產生了影響。從海澄出發前往東西洋的船只需要以白銀向海外貿易的監管機構繳納各種稅款。首先有按船只載重量和噸位征收的稅款，名曰“水餉”；其次有根據貨物數額征收的稅款，被稱為“陸餉”。

在推行這套稅收體系的同時，明朝政府還引進了一種特殊計稅方式，對輸入的白銀征稅，這為沿海地區的國庫帶來了巨大收益。從馬尼拉出發、滿載白銀抵達福建的船只必須為此繳納150兩的特別稅款，從1590年開始，這一金額減少到120 兩。

通過這項稅收，可以大概推算出月港巨額貿易的總金額。由此推算出，到16世紀末，其貿易額已高達200萬兩。盡管如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建海外貿易的實際金額要高得多。

中國對白銀的強烈渴求是有原因的。

14世紀上半葉，中國早期紙幣系統陷入了危機，這一制度于11世紀的宋代開始推行，在元代得到進一步鞏固，與紙、火藥、羅盤和科舉制度并稱為中國的“發明”。強制使用紙幣最終刺激了白銀在國內黑市的出現，并大規模影響到亞洲內陸和沿海地區，那里的貿易伙伴需要白銀，它是唯一可以交易的貨幣。

南宋隆慶府公用銀五十兩銀鋌，浙江省博物館

明朝建立后最初幾十年間，曾一度嘗試恢復之前的貨幣制度，但將其轉向一種雙軌制，大額交易用紙幣，小額交易則用銅錢。然而，人們在15世紀開始大量使用日本白銀取代紙幣，因為白銀具備有形、實際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面值。白銀在使用時以重量計價，被稱為sycee，這個詞來源于“細絲”一詞的粵語發音，暗指白銀的質地。“細絲”最常見的形態就是被人們稱為“元寶”的銀錠。

16世紀末最后幾十年，明朝最終確立了白銀的貨幣地位，除小額交易仍使用銅錢以外，白銀成了所有領域中按重計值的貨幣。恰好在16世紀80年代，明朝通過推行“一條鞭法”，將不同類型的賦稅統一成一種稅收，以白銀支付。

17世紀初，明朝成了一個巨大的商業市場，一個吸納大量白銀的閥口，它在菲律賓群島找到了一個得天獨厚的投射平臺，通過馬尼拉大帆船制造了一個持久的、前所未有的紐帶。

刺激白銀貿易的另一個因素，是金銀兩種金屬在兩地的匯率差帶來的利潤。

17 世紀初，中國沿海地區的金銀兌換匯率在 1∶5.5 到 1∶7 之間。同一時期，西班牙的金銀匯率則是在 1∶12.5 和 1∶14 之間波動。

簡而言之，在中國，白銀相對于黃金的價值是在西班牙的2倍。或者，更清楚地說，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幾乎等同于黃金。由于中國對白銀有著巨大需求，西班牙人能夠以非常便宜的價格，用白銀購買中國和其他亞洲地區生產的瓷器、絲綢以及各類奢侈品，然后把這些商品銷往美洲和歐洲，利潤率高達300%。

中國和西班牙之間的金銀匯率差最終在1640年逐漸消失，這導致利潤不如從前，但并不意味著白銀流通就此停止，一個繁榮且利潤豐厚的市場已然被激活。

大帆船體系將馬尼拉塑造成了一個貿易轉口港，一個世界性的、匯聚多元文化的亞洲城市。同時，它還提供了一條前所未有的貿易全球化道路，白銀就是其中的主角。在這個過程中，連接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三大商圈首次相互連通，亞洲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并不僅僅局限于充當原材料供應者的角色。

16世紀70年代開始，阿卡普爾科大帆船把馬尼拉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吸閥，將亞洲的絲綢、瓷器以及各種奢侈品吸入其中，同時也把這座城市變成了一個分流泵，將黃金，特別是美洲白銀，在亞洲市場進行分配。

16世紀，中國的國內市場復雜且繁榮，幾乎可以自給自足，手工業和農業高度發達，有專業化產區從事產品加工并將其銷往國內的各個角落。除了禮部監管下涵蓋朝鮮、越南等附近鄰國使團的所謂朝貢體系外，中國還有一個私人海上貿易網絡。這個網絡的一部分為官方所管控，并且被官方征收賦稅，來自印度洋和東南亞的貨物通過該網絡輸入中國。在16世紀末，這個網絡正處于全面擴張的狀態。

傳教士的多重使命：

福音、知識與外交的橋梁

在16~17世紀，為了在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里開辟道路，耶穌會傳教士選擇學習中國文人的語言。他們研習中國經典著作，探究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知識譜系，穿戴他們的服飾和冠帽，同時還在中西方的修辭方式、觀念體系和指代事物等方面建立了互通橋梁，幫助中國人理解與接受天主教教義。

在這種文化適配的努力中，我們看到了所謂“傳教適應策略”的開啟。該策略主張在宗教層面尋求一種融合，同時維持皈依對象的禮儀、信仰和道德體系、話語風格和基督教自身的相關參照。這一策略在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寫給埃塞俄比亞和東印度群島的耶穌會士的信中已初現端倪，信中要求他們適應傳教目的地當地的習俗。

早在16世紀中葉方濟各·沙勿略的時代，適應策略在日本便已成形并結出碩果，幾十年后，隨著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將這一模式引入中國，該策略才最終走向成熟。儒家思想、祖先崇拜，以及皇家祭祀天地等都是中國禮儀和信仰集合的組成部分。傳教士需要做的則是迎合這一價值體系，認定該體系與天主教相容，與基督教教義的核心理念并不矛盾。

這幅版畫出自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一書，其內容基于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通信。上面三人從左至右分別是：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下面是徐光啟及其孫女。

近代天主教傳教士往往在不同角色中切換：福音傳播者、跨文化交流者和外交使節，而且這些角色和功能往往相互交織，融于一體。

首先，布道和傳播基督教這一宗教功能自然是最明顯和最核心的。

其次，其作為文化媒介和知識生產者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受益于傳教士的敘述，遙遠的大陸、陸地上的人民和神秘的文明進入了歐洲文人階層的對話，由此打開了比較主義、相對主義的大門。

再次，來源于歐洲的知識、美學標準、觀念和信仰也被引入中國。當傳教士在東亞長期居住，與當地人持續接觸后，其產出就不僅僅局限于單純的神學和教理層面，而是通過各種渠道在中西方之間雙向傳播科學和人文知識、觀念、虛構、故事、描述和感知，從而創造文化媒介功能。在這一過程中，文本翻譯、歷史記述、地理描述或民族志的傳播發揮了突出作用。

最后，我們還應注意到傳教士的外交功能。在書信外交和無固定使節的時代，在各帝國與民族之間沒有使館或駐外大使的時代，這一職能并非次要、臨時或偶然的，而是長期且非常重要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1596年10月25日，耶穌會士龐迪我在環繞非洲大陸和印度洋西海岸航行、克服了充滿不確定性的7個月旅程和 4萬公里航程后，抵達了位于印度次大陸東海岸的葡屬印度首府果阿。

根據他后來在《七克》（De Septem Victoriis，1614）中的描述，他利用在果阿停留的幾個月時間，開始研究佛教教義與實踐，并找到了系統批判該宗教的依據，多年后，他在用中文撰寫的護教學著作中進一步開展了這一批判。

幾個月后，龐迪我從果阿登船前往澳門，與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一起乘船穿越印度洋和南海，度過了3個月的旅程范禮安負責適應策略在中國和日本的推廣。其目的是將基督教教義和禮儀融入基于儒家思想的亞洲知識精英的文化準則和社會實踐中。

龐迪我進入中國時穿著“中國人的服飾”，卻因沒有留“胡須和頭發”而感到羞愧，因而“沒有完全入鄉隨俗”。

此外，在明代的中國，他那雙藍眼睛也很難不引起周圍人的注意。

就這樣，兩位神父于1599年11月1日開始了長達 4個月的旅行。4個月后，他們抵達南京，并在那里與利瑪竇會面。在中國，迭戈·德·潘多哈取中文名“龐迪我”，字順陽。

對于外國人以非官方渠道進入北部的首都，明朝政府一貫持抵觸態度。1592 年開始的萬歷朝鮮戰爭使中國和日本進入敵對狀態，進一步加劇了明朝對外國人的抵觸和戒備。

利瑪竇和徐光啟

然而幾個月后，利瑪竇和龐迪我還是找到了一個難得的入京機會。這要歸功于他們與南科給事祝石林的友誼。

利瑪竇曾贈予祝石林一件珍貴的玻璃三棱鏡，正是這段友誼的見證。祝石林為利瑪竇一行準備了通行證，撰寫了上呈明朝皇帝的推薦信，同時還為傳教士們提供了一支由6艘船組成的船隊，從而讓他們能通過大運河走水路前往。利瑪竇、龐迪我和皈依天主教的廣東籍青年鐘鳴仁（葡萄牙語教名塞巴斯蒂昂·費爾南德斯）一起踏上了北上進京之旅。在被一位負責稅收的宦官阻攔了幾個月并被暫時沒收了一部分要送給皇帝的禮物之后，這3位耶穌會拓荒者終于在1601年1月抵達了北京。

在中國外，龐迪我最為人熟知的一面是他對有關“天朝”的消息和認知的傳播，這滿足了歐洲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對中國以及對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的好奇心。

龐迪我關于明朝的描述更新、細化和補充了16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書寫的中國印象，這些印象被匯總在奧斯定會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所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一書中。

結語

回顧四百年前季風吹拂下的“絲銀對流”，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條繁榮的貿易航線，更是一幅東西方文明在太平洋海域相遇、碰撞、交融的宏大圖景。

今天，當中國與西班牙慶祝全面戰略伙伴關系20周年，并攜手規劃未來合作藍圖之際，這段跨越四個世紀的交往史，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鏡鑒。它提醒我們，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

正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西平教授在推薦《季風海域的絲銀對流》時所言，這段歷史“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文明互鑒的寶貴歷史經驗”。

季風依舊，帆影常新，中西交往的故事，正續寫著動人的新篇。

（文章內容摘編自《季風海域的絲銀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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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9.8

編輯：醒醒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