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久紅(小作家網總編)
電影《惡意》,以冷峻的鏡頭撕開了社會表象下的道德潰爛,那位被稱為“殺人記者”的主角,手握輿論權杖卻將其化為屠刀,蘸著“人血饅頭”滿足公眾的窺私欲與道德狂歡。這部影片不止于講述一個記者的墮落,更是一面映照現代社會的黑暗鏡面,反射出在信息洪流中,我們與真相、倫理和正義之間已然扭曲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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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惡意》,最震撼之處在于它揭示了“正義表演”的社會機制。記者本該是真相的守門人,卻成了操縱情緒的導演。每一個被精心剪輯的畫面,每一處被刻意渲染的細節,都在喂養著觀眾永不滿足的道德饑渴。公眾在屏幕前義憤填膺,分享轉發,仿佛參與了一場集體圣戰,卻不知自己早已成為別人劇本中的群眾演員。這種“正義的快感”如此廉價且易于獲得,讓我們在未察覺間交出了獨立思考的權利,成為輿論絞刑架下的喝彩者。
影片中“人血饅頭”的隱喻,直指現代社會的倫理困境。在注意力經濟的驅動下,悲劇被商品化,苦難被消費,他人的不幸成了我們情感消費的盛宴。社交媒體時代,每一次點擊、每一條評論都在無形中為“人血饅頭”添加佐料。我們譴責記者跨越倫理邊界的同時,卻很少反思自己是否也是這個扭曲需求鏈上的一環。當empathy(共情)淪為performative(表演性)的情感展示,真正的道德關懷反而在喧囂中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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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惡意》,迫使我們面對一個尖銳問題:在真相稀缺的時代,我們是真的渴望真相,還是只愿意相信自己選擇的“真相”?記者的惡意不是孤立的惡魔,而是滋生在集體認知偏見的溫床中。confirmation bias(確認偏誤)讓我們本能地擁抱符合自己世界觀的信息,拒絕挑戰我們預設立場的事實。影片中公眾那么容易就被操縱,正是因為他們看到的“真相”恰好符合他們已有的偏見和預期。這種認知上的懶惰,使我們成為惡意操縱的完美共謀。
法律與道德的張力,在影片中反復交織。記者以“道德審判”之名行“非法取證”之實,公眾以“正義”之名踐踏“程序正義”。這種以惡制惡的邏輯,最終只會制造更多惡意,形成暴力循環。電影《惡意》警示我們:當社會容忍以非法手段追求所謂正義,每個人最終都可能成為這種“正義”的受害者。健全的社會必須堅守程序正義,因為它是防止正義淪為私刑的唯一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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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惡意》,最終指向的是希望之路——媒介素養作為現代公民的必備能力。我們需要培養質疑的習慣,延遲判斷的克制,以及接納復雜性的智慧。真相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而更多是處于灰色地帶的復雜拼圖。抵制“人血饅頭”的誘惑,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道德消費主義的即時滿足,轉而追求更為艱難但持久的理性判斷。
在每一波輿論狂潮中,我們都應記得電影《惡意》的啟示:真正的正義不在于聲音的大小,而在于思考的深度;不在于情緒的表達,而在于事實的尊重;不在于快速的審判,而在于謹慎的判斷。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殺人記者”,或下一個咀嚼“人血饅頭”而不自知的看客。在這個意義上,電影《惡意》不僅是一部電影,更是一聲警鐘,敲響在每個人道德良知的內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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