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輿論反擊

文/程瑩瑩

1943年3月，由蔣介石授意、陶希圣執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該書偽造和篡改中國的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同時，把十年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根據地為“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該書一出版，就被國民黨吹捧為“思想的明燈”，“今后努力的指針”，孫中山“三民主義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累計印刷近百萬冊。面對國民黨大肆制造反共輿論的嚴重情況，我們黨組織發動了宣傳戰進行政治反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回顧總結這場輿論反擊戰的過程及經驗，對我們今天應對美西方無處不在的輿論污蔑、詆毀及攻擊等，仍有借鑒意義。

　◆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

一、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發表的歷史背景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問世，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是蔣介石標榜本黨歷史功績、企圖戰后“一黨專政”的產物。

（一）慶祝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與平等新約之訂立

1942年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后，美、英、蘇等國對中國抗戰的地位和作用更為重視。同年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表示，愿意廢除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其他有關特權。對此，蔣介石興奮不已。他在第二天的慶祝雙十節大會上宣布，“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頗為自得地寫道，“此乃為總理革命以來畢生奮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親手達成，衷心快慰，實為平生惟一之喜事也”。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簽署。蔣介石在次日晚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闡述廢舊約訂新約的成就與意義，稱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不難看出，蔣介石非常看重這一成就的取得，興奮、滿意之情溢于言表、顯諸筆端，不僅把功勞獨攬，甚至把其意義上升到標志著中國已經實現了獨立民主國家的高度。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恰在此時高調出版，可以想見，其中必然包含著慶祝廢約成功，鼓吹本黨功勞，為自己“涂脂抹粉”的內容。實際情況是，“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核心議題，書中多個章節大談特談中國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危害及廢除的意義。在談到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歷史時，蔣介石把根源直接歸結到不平等條約，認為“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并指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內受國民之擁護，外為列強所認識，以達到今日初步的成功”。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確實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大喜事，值得舉國慶祝。中共中央也專門作出決定，組織廣大群眾予以熱烈地慶祝。但與國民黨不同的是，我們黨清醒認識到，廢約的成功總的來說是“全國人民努力奮斗的結果”，廢約之成功值得熱烈慶祝，同時爭取抗戰勝利也極為重要，且是“當前的急務”。（《中國共產黨與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日報》1943年2月4日）1943年1月28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慶祝中美中英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明確提出，必須“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收復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國的獨立解放便無法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也還是一紙空文”。

（二）為實現戰后“一黨專政”收買人心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國共兩黨的關系，始終是聯合與斗爭并存。一方面，在日本侵略者鐵蹄深入國土的情況下，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居于從屬的地位，再加上一些國際因素的制約，國共聯合抗日的基本面不會變，盡管兩黨有過針鋒相對、劍拔弩張，但還不至于“撕破臉”；另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企圖消滅共產黨的決心絲毫沒有改變，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動日益嚴重，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也日趨嚴重。至1941年初，國民黨已經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都是企圖限制、削弱以致消滅共產黨。對此，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秉持“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的原則，堅決打退了這兩次反共高潮。但國民黨頑固派沒有真正吸取教訓，仍然采取避戰觀戰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加緊反共摩擦。與此同時，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后，蔣介石集團認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進行抗日戰爭，抗日戰爭已然勝利在望。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蔣介石這時醞釀制造的反共摩擦多了些收買人心、以實現戰后“一黨專政”企圖的考慮。

此時出版并大肆宣揚的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冠以“中國之命運”這樣引導性強的標題，企圖“決定”中國的命運，其收買人心的意味不言而喻。書中大力渲染國民黨的“豐功偉績”，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對其戰后推行“一黨專政”獨裁統治的真實意圖毫不掩飾。比如，書中叫嚷，“中國今后的命運乃就要決之于國內政治之是否統一，與國力之能否集中的一點之上”，“惟有中國國民黨是領導革命、創造民國的總樞紐，是中華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的大動脈”，等等。書中還提到，“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對于有志氣、有熱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國民和青年，有要求他們入黨入團的權利，也有容許他們入黨入團的義務”，言語間充滿了對青年的威逼和利誘。此外，這本書還用第5至7章系統宣揚蔣所規劃的“建國藍圖”。該書出版后，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通令各級黨、政、軍、學機關予以研讀，各界掀起轟轟烈烈的研讀活動。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頑固派歡呼雀躍，借機大肆制造反共輿論，叫嚷“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于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蔣介石在日記中把共產國際解散定位為“二十世紀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并開始部署對陜甘寧邊區的武裝挑釁。至此，由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起的反共摩擦，升級為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圍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輿論反擊戰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大肆制造的種種污蔑和攻擊，以及蓄意掀起的第三次反共浪潮，中共中央決定發動一場宣傳戰進行政治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規模進攻。在這場輿論反擊戰中，我們黨以《解放日報》等黨報為主陣地，組織一批學者撰寫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毛澤東還撰寫了多篇社論文章。這些文章就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的關鍵論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鞭辟入里，酣暢淋漓，大快人心。

（一）批駁“軍閥割據”的污蔑，揭露國民黨的假民主、真專制

20世紀初，辛亥革命失敗后軍閥的專制統治和割據、紛爭乃至混戰，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使經濟遭到極大破壞。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污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持有“封建軍閥的作風”及“武力割據的決心”，其意圖就在于把民眾對軍閥割據的痛恨轉嫁到對共產黨的反感和抵制上來。對此，有必要回到“軍閥割據”概念本身，講清楚其中的云泥之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污蔑共產黨為‘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的無恥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為‘組織武力，割據地方’，但是問題卻在組織什么樣的武力，割據什么人的地方。共產黨組織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據的是日寇占領的地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解放日報》1943年8月25日）換句話說，在日本鐵蹄肆虐、半壁河山淪陷的亡國危機下，組織抗日武力，從日寇占領的地方收復失地，是義不容辭、利國利民的大好事，這同封建軍閥有著本質的區別。

◆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報》第1版【社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同時，我們也把槍口對準了國民黨，通過論證國民黨的封建軍閥性，把“軍閥割據”的臟水潑到該得的人身上，進而揭露國民黨的假民主、真專制。以政治表現簡單地說，“封建”是“專制獨裁，摧殘民權”；“軍閥”是“把持軍隊，殘民以逞”。共產黨方面，在根據地頒布施政綱領，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人民普選的三三制，實行保護人權財權政權的民主法令，實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負擔的農村政策，實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由此做到各根據地的自給自足直到豐衣足食的地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反觀國民黨方面，在自己統治的區域中，“政治是一黨政治、特務政治、專制政治。士兵是捆綁來的，軍隊是用以鏟除異己，鎮壓人民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解放日報》1943年8月25日）兩相對比，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不是封建是什么？不是軍閥是什么？

回到《中國之命運》一書，看看蔣介石是怎樣宣揚其“民主”政策的。他公然向“國民”要求：“國民只須遵循主義，按照方略，順著成功的路線，窮理致知，實踐力行”，“所謂力行與致知，必須出于至誠，不能有一點偽言妄行的卑劣行為”。這可謂是將其推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發揮到了極致。他的真正目的，是讓人民“稀里糊涂的盲目信仰與盲目服從，渾渾噩噩地跟著腐朽到頂點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借以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統治”。（艾思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解放日報》1943年8月11日）這種在“真知”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無知，在“力行”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盲從的愚民哲學，如何能夠給人民帶來真正的民主？不過是對其專制獨裁真實意圖的低劣“包裝”罷了。

（二）批駁“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叫囂，揭露國民黨的假革命、真反共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一個核心結論就是，“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他還說，“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昭著于國民的面前”。那么，國民黨的戰績究竟如何“昭著”呢？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兩個重要文件，即《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及《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其中，第一份文件詳細直觀地列舉了國共兩黨分別抗擊日偽軍的數量和比例：共產黨抗擊了全部侵華敵軍共36個師團60萬人的58%（35萬人），國民黨僅僅抗擊42%（25萬人）；共產黨又抗擊了全部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56萬人），國民黨僅僅牽制偽軍不足10%。以上戰績，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呢？國民黨當時坐擁軍隊300余萬，且裝備精良，還得著蘇聯、美國、英國等盟邦的資金援助；而共產黨的軍隊連同游擊隊在內不過50萬，裝備尤為落后，且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外來槍彈的補充，沒有外來糧服的供給，沒有外來醫藥器材的接濟，全憑人民自力更生，終年打仗，支撐著抗日根據地。處于如此“弱勢”的共產黨卻吸引著半數以上的在華敵人，成為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的“最堅強最可怕的抗日力量”。（《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頁）這是為什么呢？

自日寇大舉入侵東北，制造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空前加重的情勢下，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爭，就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斗爭。國民黨卻對抗戰時而積極時而消極，與此同時，其伺機限制以致消滅共產黨的心思也始終存在著、膨脹著、施行著。反共就必然會削弱抗戰的力量。為了積極反共而消極抗日，把本該用于抗日的軍隊挪用于反共，甚至把革命等同于反共等情況，對國民黨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九一八事變后不久，東北淪陷，山河嗚咽。蔣介石卻宣稱，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蔣介石忌憚共產黨趁機擴張勢力，在日記中稱，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耳”。國民黨反動派把“反共”當作革命主業，“對日寇的侵略，極盡‘逆來順受’之能事，而對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卻又極盡殘殺壓迫之能事”，（《國民黨與民族主義——為紀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解放日報》1943年9月18日）如此本末倒置，竟還恬不知恥地叫囂“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

如果說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誤國政策，從前還是遮遮掩掩，在各種隱蔽之下進行，自從《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以后，則已經是公然明目張膽、厚顏無恥地進行了。蔣介石在書中叫囂：中國“今后的命運則全在內政”，“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于這二年之中”。這就等同于廣而告之，要在兩年內，發動反共內戰，消滅共產黨。抗戰還沒有勝利，就叫囂發動內戰，將槍口對準一心抗日的共產黨，豈不令親者痛、仇者快？諷刺的是，連日寇都稱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方向沒有錯誤”。

（三）揭批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本質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大決戰。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以后，經過長期艱苦斗爭，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逐漸由被動作戰轉為主動進攻，并節節勝利、勢如破竹。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指出，目前世界局勢“極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極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國”。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垮臺。毋庸置疑，世界法西斯主義正在走向死亡。而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標志，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這同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所叫囂的一套極為相似。我們黨敏銳抓住這一聯系，把輿論反擊戰的火力集中到揭批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本質上面來。1943年8月11日，毛澤東在電報中提出，“擬于八、九兩月發動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并教育自己”。

◆“抗戰六周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江蘇省檔案館藏）。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法西斯同外國的法西斯不同，外國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中國的法西斯是買辦的、封建的，它沒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沒有侵略的性質，但它是反對人民的”。《解放日報》1943年7月27日刊登了國民黨方面的兩份文件——《山西國民黨省黨部反共計劃書》和《太岳區三青團修正反共工作手冊》，披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比如，說到要“利用民眾迷信心理，拉攏各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分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覺中從事為吾人效死”，“利用民眾家長傳統心理，再假借迷信方法，轉變學識幼稚思想動搖之青年”，在列舉破壞中共稅務工作做法時，強調“稅卡內的人多用地痞流氓，這些人是善能走私的，可以減少稅收”，等等。從這些令人發指的陰險毒辣招數中，我們不難看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本質上就是“反人民”，要人民迷信、不辨是非、欺騙、喪盡良心，其法西斯主義本質，昭然若揭。

周恩來在《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的報告中，從“思想體系”“歷史根源”“政綱和策略”“組織和活動”等方面對國民黨進行了系統剖析，得出結論，蔣介石集團是“最反動、最野蠻、最黑暗、最殘暴”的“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世界法西斯主義正走向死亡，中國法西斯主義決難獨存”。這樣一個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卻妄稱，“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反觀國外，法西斯主義的統治，給意大利民族帶來的是無邊的災難、窮困和死亡，隨著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無條件投降，他們所叫囂的“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終究成了一句空話。其他法西斯國家的命運亦是如此。事實勝于雄辯，“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但也要認識到，“意大利的投降，只是法西斯主義的毀滅，而絕非意大利民族與意大利人民的毀滅，反之，它正是意大利新生的開始，正是促使各階層人民與各黨派重建民主政治的契機”。（《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解放日報》1943年9月13日）對中國來說，隨著共產黨與人民力量的日益強大，以及國際條件的日益有利，中國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決不能也不可能決定中國的命運。

三、經驗啟示

我們黨圍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宣傳攻勢取得了顯著效果。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蔣介石后來在日記中坦陳，“《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最為反響者，一為英國，二為共匪，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蔣介石所指明的這條“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終究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總的來看，從這場輿論反擊戰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經驗啟示。

其一，從中國抗日戰爭的大局出發，審慎考慮開展輿論反擊的最佳時機。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在中日民族矛盾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情勢下，抗日高于一切。正因如此，抗戰以來，面對國民黨的頻繁挑釁，我們黨的政策重心也一直是爭取其長期抗戰，強調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發表后，我們黨一開始仍決定，“《解放日報》及各根據地報紙還是一點也不刺激國民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頁）面對國民黨變本加厲，蓄意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們過去兩年采用不刺激國民黨的“和國”政策，保持了兩年多的比較平靜，是正確的。現在情況變化，就不適用了，而要采用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在5天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再次強調，必須進行揭露國民黨種種罪惡行為與反動思想、政策的宣傳工作，以對抗國民黨的反革命宣傳。既不在突然事變前驚惶失措、一味妥協讓步，也不采取冒險行動，給破壞團結抗日的勢力以借口，這是我們黨大局意識和戰略思維的生動體現。

◆1943年10月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出版，以站在共產黨方所撰寫的國共抗戰中的情況比較，并附有大批漢奸的介紹，以及揭露國民黨反共方面的內容。

其二，運籌帷幄輿論反擊的全過程。首先，輿論反擊要建立在對所要批駁的對象清晰了解和把握的基礎上，這樣才能打蛇打七寸。當時，黨中央委托劉少奇組織一批學者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進行系統批判。劉少奇主持召開理論干部會議指出，“蔣介石這本小冊子公開拋出，就是集中代表了蔣介石國民黨同我們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向我們黨進攻”，因此，“我們要用筆桿子同蔣介石打一仗，捍衛革命的領導權，批判蔣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義”。他還專門講到，大家寫文章前“要仔細地看一看蔣介石的那本小冊子，要知己知彼，才能寫文章批判它”。（《呂振羽同志回憶批判<中國之命運>的一些情況》，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頁）這些論述為學者更有針對性地、更有效地撰寫批駁文章，指明了方向。其次，批駁的具體展開上，不限于理論文章，善用數據說話。如上述的《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等兩份文件，用詳實、確鑿、公認的數據，把事實擺出來，這樣，“中華民族之興亡，究竟系于共產黨，還是系于國民黨？”“三歲小孩也是明白的了”。（參見《關于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兩個重要文件》，《解放日報》1943年8月24日）也可以以彼之矛，攻子之盾。如前述的《山西國民黨省黨部反共計劃書》等國民黨方面的文件，其招數之陰險，“這算不算叛賣國家民族的滔天罪行，這與日寇漢奸的分別究竟有多少？”（《國民黨內的反動派破壞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罪行一斑》，《解放日報》1943年7月27日）這與國民黨反動派口口聲聲的“精誠團結”明顯背道而馳。再次，綜合運用多種宣傳手段和方法。除了把批駁文章發表在黨報黨刊上，還采取了設法秘密印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在個別場合，以文章為課本，進行解釋討論等多種做法，以擴大批駁文章的影響力。最后，把握批駁規律，批駁是有來有往的，要多方收集反饋，為下一步批駁蓄力。正如毛澤東在批示發布《評<中國之命運>》一書時特意強調的，要“搜集此文發表后的各方面影響，并將國民黨回駁此文的文章擇要電告，并全部寄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頁）

其三，把開展輿論反擊同加強黨內教育結合起來，教育黨員干部正確認識國民黨及其政策，鞏固奪取抗戰勝利的思想基礎。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極具煽動人心的效應，為此，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借助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反駁，“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并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為“鞏固我黨自己”之需要，加強黨內相關教育是十分必要的。1943年8月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委托中央總學委對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全體人員進行對國民黨（包括三民主義與蔣介石）的正確認識及對國民黨的正確政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的教育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8月5日，中央總學委發出有系統地進行一次關于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自從抗戰以來，黨內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對今天的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不正確的了解，……因此，教育全黨同志把這些問題（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徹底弄清楚”，“對于從思想上政治上使黨更加鞏固、統一和布爾什維克化的事業上，都是有極端重大的意義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2頁）這一學習教育活動，實際上構成了延安整風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鞏固全黨的團結統一，進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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