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明朝朱家宗室比蒙古人、女真人危害更大｜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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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瑾

最近網絡明粉尤其是一些無良B站up主開始給明朝宗室洗地，與忠于魏公公的網絡閹黨堪稱雙璧。本文特此對明朝的宗室制度及其影響進行全面解析，明朝中期確實是想了一些辦法來減緩宗室數量瘋漲帶來的財政壓力，但在改不了朱元璋奠定的一系列“餓狗護食型”制度的前提下，通通都是治標不治本，明朝宗室始終給本就低效的明朝財政以重壓，是導致明亡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宗室壞事做絕、惡貫滿盈，最后也被闖獻二賊獻掉大半，余下的則多被清軍干掉，可謂天道好還，報應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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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餓狗護食的心態

為確保朱家王朝千秋萬代，朱元璋在通過一系列殘酷手段收拾了百姓和官員后，開始了對自己朱家人進行安置。

朱元璋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基礎上提出“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于此”，認為周、漢的長治得益于分封制度的實行，于是開始分封諸王。

洪武二年，“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洪武三年，“于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由此，大明王朝正式確定分封制度。

為了使政策得以貫徹，朱元璋又嘔心瀝血編著《祖訓錄》，告誡后代子孫，“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在朱元璋的設想里，他分封諸子，并給與較高的軍事權力，期望這些藩王宗室能夠“藩屏國家，備悔御邊，閑中助王，使知時務”，以確保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并美其名曰這是“遵古先哲王之制”。

實際上明朝這種分封制是元代宗王出鎮制度的一種繼承和延續，但是搭配明朝的其他制度和朱元璋特有的惡毒心術，令其效果遠不如元代，不僅沒有按照老朱的設想發展，更是為明朝帶來了沉重的包袱和巨大的災難。

洪武九年，朱元璋規定藩王宗室俸祿標準：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為永業。除此之外，還有錦、絲、羅、絹、布、馬料草、緞匹等，并且這些宗藩們“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

對比一下在任當牛做馬的官員的俸祿，依洪武二十五年最終定制的官員俸祿來看，正一品官員月米87石，一年下來1044石，從一品歲米888石，正九品歲米66石，從九品歲米60石，換算成通用貨幣，洪武年間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由此可見朱家藩王宗室們的待遇之厚了。

此時藩王宗室人數較少，財政負擔不大，但朱元璋也意識到了在優厚的待遇下，未來人口增長帶來的財政支出將會是巨大的，于是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子孫眾盛”為由開始了“降薪”。

《明實錄》記載，這次“降薪”后的標準為：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

不過即便“降薪”，這些宗藩們的收入依舊比那些戰戰兢兢的官員們高出許多。

朱元璋自己餓怕了

以餓狗護食的心態設計了辣雞的明朝制度

可惜朱家子孫并沒有體會到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厚祿之下的宗藩們也沒能做到“親親之誼甚厚”。靖難之役后，朱棣更加認識到了藩王擁有軍事權力的危險性，于是在建文帝的基礎上加大了削藩力度，以解除諸王軍事指揮權。

在朱棣恩威并施下，各藩王人人自危，只得不斷示弱。后仁宗平定朱高煦叛亂，并趁機削奪王府護衛，陸續將趙、晉、秦等藩王的護衛收歸朝廷，此后宗藩的軍事實力對皇權再無威脅，后武宗時期的安化王、寧王叛亂都被迅速平定，沒有掀起大的波瀾。

而像寧王朱權那樣“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直接示弱，不參與任何爭斗以保平安也成為了后世各藩王的模范。

隨著藩王軍事權力的削弱，其政治權力也被日益壓縮。到宣德時期，宗藩已無法出仕與參政，且禁止宗室聯姻，甚至連進京朝覲、奔喪的資格也被取消了，宗藩在高度集中的皇權下，除了享受優渥的經濟待遇及尊崇的地位象征外，其他活動空間和權限被最大限度地擠壓。

至此，除皇帝外，其余朱家的子孫們也只能如蛀蟲一般慢慢蠶食著明王朝，在享受著豐富物質條件下徹底“躺平”。

稅收不夠養宗室

這些被“禁錮”的宗藩們在優越的物質生活下“好飲醇酒、近婦人”，隨之帶來的后果便是其子孫繁衍呈爆炸式增長，宗室問題也開始逐漸暴露出來。

洪武時期，親王、郡王以下的男女人數大約為58人，永樂年間，增加為127人，而百余年后，到了正德年間，親王30位，郡王250位，將軍、中尉2700位，據譜牒記錄，此時全國的宗室已有10萬余人。而且宗藩們為了領取更多的俸祿，也是廣納妾，多生子，甚至收養小孩來請名封爵。

當時宗藩人數多到什么程度呢？慶成王朱鐘鎰娶妻妾20人，生子44人，孫163人，曾孫510人，后輩呈幾何式增長。王世貞說：“慶成王生一百子...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小孩多的都彼此不認識了（據相關考證，慶成王朱鐘鎰實際應該是子女數量為九十多人，王世貞取整為一百，故有此說）。

此時整個大明供養這些朱家子孫，已經有些捉襟見肘。為了抑制宗藩人口的暴增，皇帝不得不下令進行人為干預。

弘治年間，皇帝下令規定：“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希望通過控制宗藩們配偶人數來降低子嗣的增長率。

但宗藩實在是太多了，到了嘉靖時期，宗藩們的優厚待遇已經成為明王朝的沉重包袱，有些地區的收入甚至已經無法滿足宗藩們的待遇發放了。

面對巨大的財政負擔，官員們也苦不堪言，翰林學士霍韜直指宗藩待遇，“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所由不給也”，如果任由其發展，則“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后？”

只可惜宗藩厚祿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就算過這么一筆賬，“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歲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五百四萬石。即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

宗藩們的支出數額巨大，部分藩王較多的地區甚至已經收不抵支，無法供給。而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這時全國約有963萬戶，6365萬口，全國所征收夏秋兩稅米麥數為2285萬石。宗藩們的待遇支出已經占全國財政收入的37%，朝廷還需要發放官員俸祿、軍士餉銀等，再加上皇帝一大家子的開支，財政虧空日益嚴重。

在此情況下，禮部與廷臣商議出一系列措施應對宗藩厚祿問題，嘉靖帝下詔頒行，即《宗藩條例》，這可惜這一系列條款治標不治本，而且主要針對底層宗室而言，對于親王們并沒有太多約束，厚祿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隆慶時期，情況更加危急。據時人張翰考證：“在嘉靖中葉，（宗藩）見存者一萬五千余。隆慶初年，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最慘的時候，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明政府三個月的支出，此時大明王朝的財政危機已經積重難返。

到了萬歷時期，整個宗藩人口又迎來了一次較大的增長。萬歷四十年，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統計了萬歷三十三年宗室人口情況，稱“《玉牒》宗支共一十五萬七千余位，今襲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萬余位矣，比之弘、正等年間不啻百倍”。

此數雖有夸大，但據徐光啟的計算，“（萬歷三十二年）宗室見存者不下八萬”，每年所需祿米2384萬石。此時全國所征收夏秋兩稅米麥數約為2837萬石，宗藩俸祿支出已占全國收入的84%。到萬歷四十二年，理論計算全國宗藩歲祿所需3075萬石，全國財政收入已經無法供給宗藩歲祿。

據明清之際史學家溫睿臨等人推測計算，明末宗室人口已達百萬，此數雖有夸張，但實際見存人數也有20萬之巨，如果加上這些宗藩們的配偶姬妾等，人數就有百萬了。如此龐大的寄生人口，給明朝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山西巡撫甚至發出來“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虜”的吶喊，可見這群“蛀蟲”的危害之甚。

怎樣努力也無法解決朱元璋的祖制

當然，以上數據基于理論計算，實際操作中，由于收支不平衡，歲祿短缺情況時有發生。早在永樂時期其實就初現端倪。

當時，由于部分地區五谷不登，無法滿足宗藩的歲祿開支，這部分藩王就無法領到足額的歲祿。永樂元年，戶部就曾上奏“汝南王府歲用祿米二十石（應為二千石），今歲歉，請與其半，俟年豐全給”，永樂三年，戶部上奏“代府祿米，舊歲以谷不登約支三百石，令歲豐請如舊例”。

由于這些歲祿短缺問題僅出現在部分地區和部分年歲中，朝廷的收入還能夠保證福利正常發放，因此這些零星暴露的問題并沒有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只不過到永樂九年，朝廷也意識到了不對勁，于是開始實行歲祿折鈔，將部分祿米折算成錢鈔發放，以減輕財政支出。

到仁宣時期，宗藩們的歲祿折鈔情況愈加普遍，但此時的短缺問題也越來越多，甚至因為“欠祿”，有的宗藩生活都難以為繼。洪熙元年，寧化王朱濟煥因生活窘困，上書朝廷請求補支前幾年欠發的祿米。朱濟煥自述，自己現在生活貧困，“歲祿不得，日給甚難，母之衣食鬻賣殆盡”，連老母親生病都沒有辦法奉養，只希望“以前數年未支祿米，特令補支”。此外，韓王也多次以“到國以來，祿米不充”為由上奏皇帝。可見此時“歲祿”拖欠現象已較為普遍。

到了英宗時期，由于部分地區糧食短缺，無法供應支出，且缺口數額較大，于是將歲祿折算成銀絹進行發放。原本此法是為了解決邊地少糧問題，但很多宗藩看到了其中的漏洞。之前政策為歲祿折鈔，但隨著寶鈔的濫發，已經日漸貶值，現在可折算成實用價值更高的銀絹，于是宗藩們紛紛上奏請求歲祿折銀，就在這無形的折算中，朝廷實際財政支出也在逐漸增加。

明中期，政府財政支出急劇上升，即便采取了一些緩解手段，但依舊收效甚微，欠祿行為也愈加普遍，由以往個別地區、藩王的短缺擴大到了諸多地區，涉及宗藩人數更廣。

弘治二年，山西巡撫上奏“山西連年災傷，歲用不足，乞將往年借撥宣府糧十一萬五千七百五十石取還，或將京儲銀撥十萬兩，或變賣河東運司鹽數十萬引，以補王府祿米，及文武官軍俸糧”。弘治七年，河南巡撫上奏，“河南連歲災傷，所免稅糧俱作存留。其宗室及官吏師生軍士廩祿，皆無所于給”。

到了嘉靖時期，國家財政危機愈加嚴峻。“宗室祿米已缺三季，請求朝廷濟乏”，“太原等府所逋王府祿糧共121萬余兩，又逋宣大三關糧銀 102 萬余兩，無從措補”，“代府祿糧積負甚多，請求補給”，諸如此類告急的記載不勝枚舉。

嘉靖那么陰也挑戰不了朱元璋的祖制

最初朝廷還能進行調控，從其他項目收入來進行補給，但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國家財政也已經山窮水盡。戶部在給地方請求補足宗藩歲祿時批復：“內帑近方匱詘，一切經用尚多不敷正支，安有羸余補給宗祿”，可見此時整個國家的財政都已經面臨崩潰。

可是宗藩的人口增長并沒有因為財政不支而停止。即便是欠祿、折半發放、折銀絹發放，隨著宗藩人口的膨脹，所需的歲祿錢糧也越來越多，所欠的錢糧也隨之增加，山西、陜西、河南、湖廣等地拖欠歲祿已是家常便飯，整個大明已經無力供養這群寄生的天皇貴胄。

朱家宗室之惡行罄竹難書

除了豐厚的歲祿外，這些朱家子孫們還世代享有土地莊田。但是這些寄生群體并沒有得到滿足，反而是在世代世襲中不斷地侵占民田，損害百姓利益。

《明史》記載：“太祖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可見最早賜田是作為歲祿補充的，這樣宗藩們能夠靠收取田租來減少朝廷的財政支出。

只可惜朱元璋小看了朱家子孫的貪欲，這些宗藩通過向皇帝“乞請”、逼迫百姓“投獻”，甚至直接強占等方式，不斷進行土地兼并，獲得新的莊田。

成化時期，就有官員指出：“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閑田不耕不稼？名為奏求，實豪奪而已”，對宗藩們借乞請之名，實則數倍侵占民田行為進行批評。

雖然皇帝也下令嚴禁強占，但天下宗藩之眾，土地兼并的情況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諸如“秦王府內使校尉占種陜西西安府咸寧縣民地五十畝”的事件時有發生。

到明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經使得百姓無法正常生活，“（中州）民田皆變為王莊”，“（成都府）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的情況愈加普遍。河南沔陽州共有田地山塘29102頃余，其中宗藩占有19599頃余，67%的土地都歸宗藩所有。

百姓土地減少，但依舊要繳納高額的稅賦，大戶負擔越來越重，貧者只能舉家流亡。正統年間，陜西渭南、富平等縣居民“閉門塞戶，逃竄趁食”；福建延平等府“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拋荒，租稅無征”。

在這幫蛀蟲的無限索取和盤剝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自明中葉開始，農民軍起義不斷。明末李自成農民軍起義，對于宗藩更是無比痛恨。

崇禎十三年，起義軍攻占河南永寧，公開處死萬安王。崇禎十四年攻克洛陽，將三百多斤的福王朱常洵梟首示眾，并將其鮮血制成福祿酒。攻克太原后，“捕晉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殺之”。攻取大同時，殺代王朱傳奇，“代藩宗室殆盡”，經過李自成的屠殺，二十萬朱家子孫“屠戮幾盡焉”。

明朝宗室被闖獻圖掉大半

這幫寄生群體由于無所事事，整日養尊處優，于是滋生出一些為非作歹，喪盡天良之徒。

如遼王朱憲?“性酷虐淫縱”，聚集一幫奸黠無賴者，“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割剝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煇人耳”，其歹毒程度駭人聽聞。

而魯王朱觀■（火定）的荒淫殘暴也不遑多讓，據《明世宗實錄》記載：魯王“挾娼樂及群小，晝夜歡飲，其中或男女祼體，群浴于池，無復人禮”，但凡有敢提出意見的，“立斃之或加以炮烙”。

此外還有恐怖的食人惡魔，《明史》記載，周憲王的弟弟朱有熺“掠食生人肝腦”。

對于這些作惡多端、窮兇極惡的宗藩子弟們，明清之際的魏禧在《魏叔子文鈔》中描述道“崇禎末，諸宗強猾者，輒結兇黨數十人，各為群，白晝捉人子弟于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相命曰鏖神”。

這群烏合之眾在面對底層百姓時趾高氣揚，作威作福，而在面對農民起義軍時，又膽小如鼠，怯懦失色。“一聞賊至，望風而潰，何嘗與一交手？致金枝玉葉，涂炭流離”，聽聞起義軍要攻打過來，一個個望風而逃，驚慌失措。

優渥豢養了兩百多年的朱家子孫，最終成為流離失所、飽受盤剝的農民軍屠刀下一個個泄憤的目標。

養宗室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其實對于宗藩之弊，有明一代許多人都發現并指了出來，可惜皇帝不太領情。

早在朱元璋想要確立分封制時，葉伯巨就曾勸阻過，但朱元璋咬牙切齒的認為這是在離間朱家子孫的情感。歷史證明，朱元璋的規劃永遠是個幻想，朱家王朝千秋萬代的算盤也還是落空了。

到嘉靖時期，戶部尚書針對國家財政危機指出影響國家財政的五個因素，“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到隆慶時，管志道也提出“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其一焉”，萬歷時期，也有官員上陳“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并且“宗藩二百年來，螽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為難處”。

到明中后期，宗藩問題已經根深蒂固，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由此引發的財政危機、流民起義等問題也將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深淵。

“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為宗屬者大抵皆溺于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顧炎武對明代宗藩們的評價一針見血，這群宗藩們雖地位尊崇，但寄生蟲和棄物的命運一開始就已經注定。

這群被禁錮了兩百多年的皇室宗親，“坐縻厚祿，徒享安樂，于國家無利，于地方有害”，如吸血蟲一般在吸附著王朝的血液，同時又在不斷地剝削壓迫百姓，最終在巨大的財政危機和被逼起義的農民軍下加速了王朝的覆滅。

朱家的天下最終也毀于朱家子孫之手，不知道朱元璋在設想萬世一系時是否想到了“棄物”們的這種結局。

參考資料：

張廷玉等：《明史》

《明實錄》

趙現海：《明初分封制度淵源新探》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

梁曼容：《明代藩王研究》

孟凡勝：《明代宗室祿餉制度影響之探究》

殷崇浩：《方志所見鄂境明代王莊及其危害》

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長與數量統計》

張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祿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王興亞：《李自成起義軍對明宗室的政策》

顧炎武：《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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