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回？盤點一下歷史上五個朝代的末世景象

黑格爾曾經說過：“人類從歷史中學會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行為和社會發展的某種循環性和重復性。

盡管我們不斷地回顧過去，研究歷史事件，但我們似乎仍然難以避免犯下類似的錯誤。

這種現象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解釋。

忘記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過去的記憶會逐漸淡化，特別是很多人可能對歷史事件缺乏足夠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導致他們在面對現實中新問題時，無法從歷史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環境變化：歷史教訓往往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下產生的。當環境、條件發生變化時，過去的教訓可能不再完全適用，造成人們有可能會錯誤地認為歷史經驗不再有價值。

人性的局限：人類的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有限的。即使我們能夠了解并記住歷史，也可能因為自身的局限性而無法完全理解和應用這些教訓。

利益驅動：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故意忽視歷史教訓，而是追求短期利益或滿足個人欲望。

縱觀中華歷史，以五個存續較長時間的五個朝代（西漢、東漢、唐、北宋、明）為例，看看它們有哪些共同的特點。

西漢末年，社會政治危機深重。政治糜爛，外戚專權，官員腐敗；土地兼并嚴重，農民淪為流民，社會矛盾尖銳；自然災害頻發，民生困苦，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爆發；王莽借機篡漢建新，推行復古改制，未能緩解危機。最終，隨著社會動蕩加劇，朝代終結。

東漢末年社會政治全面崩潰。政治腐敗，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朝政癱瘓；土地兼并嚴重，地方豪強橫行，流民遍地，疊加災荒頻發，民生困苦；黃巾起義（184年）爆發，動搖統治根基，各地軍閥借鎮壓之機崛起。最終，董卓亂政、諸侯割據，東漢名存實亡，進入三國鼎立前夕。

唐朝末年社會政治陷入全面崩潰。政治腐敗，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交織；土地兼并嚴重，賦稅苛重，疊加災荒頻發，民生困苦；黃巢起義等農民戰爭席卷全國；邊疆危機加劇，少數民族侵擾不斷。最終在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國亂世開啟。

北宋末年社會政治陷入全面危機。政治腐敗加劇，蔡京、童貫等權臣專權，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積重難返，財政瀕臨崩潰；土地兼并嚴重，豪強橫行，流民遍野，賦稅繁重疊加災荒，引發方臘農民起義；外部金國崛起。1127年（靖康元年）金軍南下攻陷汴京，俘虜徽欽二帝，北宋覆滅，史稱“靖康之變”。

明朝末年社會政治陷入嚴重危機。政治腐敗加劇，皇帝昏庸、宦官專權與黨爭交織，朝政癱瘓；經濟崩潰，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重疊加小冰期災荒，民生凋敝；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蜂起，李自成、張獻忠勢成燎原；外有后金（清）崛起，侵擾不斷。最終內外交困下，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明朝覆滅。

縱觀歷史上存續較長的五個朝代末年，社會政治呈現以下顯著共性：

權力結構崩潰：專制制度因素導致政權糜爛，具體表現為食利階層越來越龐大，各級官僚貪污腐敗嚴重，行政體系混亂以至癱瘓；

社會經濟崩潰：土地兼并嚴重，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富分化嚴重；權貴階層壟斷大部分資源，底層人群成為流民；為了維護統治，賦稅苛重，疊加自然災害（如明小冰期、唐旱災、北宋水患），民生瀕臨崩潰；

天災人禍與內憂外患共振：社會內部，民間亂象叢生，農民不得不起義反抗（黃巾、黃巢、方臘、李自成等）；外部層面，無法解決與鄰國的關系，致使危機加劇。內外多重因素下，王朝最終崩潰，形成“積重難返—民變爆發—外敵入侵—政權瓦解”的衰亡循環。

上下五千年歷史中，不僅僅是上述五個朝代，幾乎所有朝代末世的景象總是如同宿命般重演。

專制皇權在面對困境時總是昏招頻出，苛政橫行，百姓被層層盤剝，直到連最后一口喘息之氣都被壓榨殆盡。

明朝末年，國家財政困難，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對外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朱明皇帝的子孫、各級官僚聚斂了巨大財富，朝廷只能在原來脆弱的稅收基礎上加征遼餉、剿餉和練餉等稅收，最終逼得百姓走投無路；清咸豐初年為解決鎮壓太平天國軍費設立了厘金這種稅收，從最初的1%逐漸增加到6%、7%，甚至在某些地區達到9%，連一車柴火過關都要被抽稅；唐末苛捐雜稅，商旅不敢行路，市井蕭條。

最終結局，無一不是把百姓推向深淵，把朝廷推向墳墓。

王朝崩潰，從來不是一次災害或一場戰敗，而是統治集團徹底失去了變革的意愿和能力，變成了只會收割的機器。

他們原本就不能創造財富，面臨困境時卻把手伸向民間的最后一點血肉——哪怕掘開老百姓的鍋底，哪怕毀掉社會的生機。

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點——不惜一切代價榨取百姓，只為延緩專制統治的坍塌。

缺錢的人們希望的是雪中送炭，結果收到的是“借你一把火，記得還我木柴”。救濟變成了負債，補貼變成了套索，讓那些本就陷入困境的人越陷越深。

歷史的教訓已經無數次證明，百姓可以忍受貧窮，卻無法忍受過度的壓榨。那些歷史上的皇朝政權，當它與自己的國民為敵時，覆滅便不再需要外敵的刀劍，只需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