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宏觀視角

趙忠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8月27日中國勞動學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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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對就業存在三個維度的影響，既帶來崗位創造與效率提升的機遇，也有引發替代效應與收入分配不均的挑戰。人工智能的發展催生了新的經濟形態，改變了要素組織方式，對技能和人力資本造成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推動了以網絡為特征的規模經濟和正反饋效應，也因技術進步并非總是中性的而導致崗位或收入分配的極化。人工智能在服務業的應用潛力巨大，不僅能提高服務匹配效率，還可能滿足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未來人工智能發展受到數據和市場容量的制約以及社會問題的約束。政府應在制度層面積極干預，構建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保障、勞動保護與收入分配機制，以實現技術進步與社會公平的平衡。

關于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在宏觀層面，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在內的許多國際組織都開展了相關研究，但總體來看，目前尚不清楚其對就業的影響最終的發展方向究竟是以替代為主還是以創造為主。在微觀層面，也已有不少學者在開展具體的研究。我從一個更宏觀視角談一些初步看法，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三個維度

一是工作崗位。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最主要體現在工作崗位的變化上。我們需要關注，人工智能到底創造了多少新崗位，又摧毀了多少舊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勞動者和企業在技能供給與需求上是否匹配，人工智能如何賦能勞動力市場，又提出什么樣的要求？

二是工資水平。工資水平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重要維度之一。勞動者的工資是否會因為人工智能的引入而提高，這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技術進步有可能將一部分勞動者擠到低效率、低勞動生產率的部門，反而導致整體勞動生產率下降。此外，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否能夠轉化為工資增長，還取決于勞動者是否具備獲得工資增長的議價能力。

三是收入分配。這不僅包括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要素報酬分配，也涉及不同群體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化。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對收入分配結構帶來新的影響，這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方面。

二、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四個特點

人工智能表現出的一些特點已被廣泛認可，這些特點對就業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是催生了新的經濟形態，改變了要素的組織方式。例如，平臺經濟的興起使更多勞動者能夠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使勞動者的勞動稟賦有更多可能轉化為勞動收入，從而創造了就業機會。同時，這種組織方式的改變也導致有組織的勞動群體逐漸被分散式的靈活就業形式所取代。在這種模式下，勞動者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也相應減少。

二是對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產生替代或互補效應。技術進步對體力和腦力崗位產生影響。過去的技術進步主要替代了體力勞動崗位，而現在的人工智能也開始影響腦力勞動崗位，許多知識性崗位受到替代威脅。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既包括了舊崗位的摧毀，也包括了新崗位的創造，這在服務業特別明顯。

三是協同推動了以網絡為特征的規模經濟和正反饋效應。一個具體表現是，不論是公司還是個體，通過人工智能賦能都可以成為所謂的“超級個體”或“超級企業”。所謂“超級”，從正面意義上講，意味著這些個體或企業可以變得非常強大；但從負面角度看，這也可能導致市場壟斷現象，破壞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而對收入分配產生不利影響。

四是非中性的技術進步導致崗位或收入分配的極化。這種非中性的技術進步在各個維度都可能發生，不僅在國家層面存在，在地區、行業、企業和個人層面也同樣存在，并且會對收入分配產生直接影響。舉例而言，在國家層面，中國和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于領跑地位，而其他國家則可能依賴于中美提供的技術支持，這使得它們在全球分配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

三、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五個方面

一是成本。成本包括組織形態和交易成本的變化。無論技術如何進步，無論人工智能經歷了多少次迭代，它仍然遵循基本的經濟學規律。對于勞動者而言，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靈活用工新就業形態的興起。正規就業的占比在下降，而靈活就業規模越來越大。過去，在正規就業和機器大生產模式下，員工與企業之間維持著較為穩定的勞動關系。企業通常雇用一定規模的員工，這種安排既是員工與雇主長期博弈的結果，也是企業在面對市場需求時，為了保持生產能力、實現利潤最大化所采取的一種組織方式。

然而，隨著技術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企業是否仍有必要維持一支穩定的職工隊伍，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無論是在服務業還是制造業，用工靈活化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且不可避免。勞動要素如何組織進入生產過程，這種組織形式和交易成本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推動新就業形態和靈活用工比例上升的重要力量。

二是勞動力替代。這涉及人工智能與勞動者之間的相對要素價格如何變化，也取決于在生產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技術路徑。我們需要判斷和選擇：人工智能技術是作為人類能力的延伸，還是作為人類能力的替代。這是一個戰略性選擇。

此外，既然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參與了生產過程并帶來了收益，那么這些收益如何通過稅收或其他調節機制，與勞動者的收入實現價格上的對齊。換言之，目前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都需要繳納所得稅，而對于技術帶來的收益，是否應建立相應的制度安排來加以調節？在數字經濟體系中，構建一個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顯得尤為重要。這不僅關系到技術與勞動力之間的分配平衡，也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公平與穩定。

三是就業創造。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不僅體現為替代效應，還包括新就業機會的創造。這種創造更多地來源于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規律——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經濟活動的派生需求。無論企業是選擇部署人工智能技術還是引入勞動力參與生產過程，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市場需求，從而實現收入增長和利潤最大化。從這個角度出發，人工智能究竟能為我們帶來什么？是像制作咖啡的機器人那樣的簡單自動化，還是能夠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層面是從社會經濟發展和消費結構變化的歷史趨勢來看，消費需求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發生改變：最初主要集中于第一產業（如糧食等基礎生活資料），隨后轉向第二產業（如工業品），最終進入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消費階段。從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收入增加，食品支出占比下降，服務類支出占比則不斷上升，成為消費支出的主體。在這一發展趨勢下，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經濟學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難以顯著提升的問題。

從國家來看，當前平臺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的應用主要集中在服務行業。通過技術手段和平臺化運作，個性化的服務供給與需求得以更高效地匹配，同時也使原本多樣化的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標準化，且服務質量有保障。因此，在筆者看來，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應用場景之一就是服務業。未來人工智能創造就業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在服務業的落地情況。

服務業并不僅限于日常生活服務，還可能涵蓋更高層次的需求，所以第二個層面是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看，人工智能或許可以在精神層面、自我價值實現等方面提供更多個性化的應用場景和專業服務。經濟發展越快，收入水平越高，服務消費的占比就越高。

四是收入分配。目前基本達成共識的一點是，如果僅依賴人工智能自身發展所產生的涓流效應，很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反而可能導致收入極化，進而演變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收入分配密切相關的是勞動者技能。在未來，個人借助人工智能開展工作，越來越需要具備企業家精神。換句話說，當人工智能作為一個智能體存在時，個人是否能夠有效地組織和協調這些智能資源，并依據自身的理解、判斷以及對市場的把握，去創造更多價值，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五是勞動治理。在人工智能發展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選擇借助人工智能來實現就業，因此個體識別和應對風險的能力變得尤為重要。這種能力不僅來自于個人層面的準備，也有賴于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

當前靈活就業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這是企業在技術進步條件下所采取的一種模式，同時也是很多勞動者為了追求更高自由度所做出的選擇。面對這一現實，我們不是要回到過去那種以正規就業為主的模式，而是要在制度體系上進行重構，建立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保障機制、勞動保護機制以及收入分配機制。

此外，在人工智能主導的時代，很多技術、數據、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集中化的壟斷特征，這對個體戶和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構成了挑戰。如何構建一個能夠讓這些群體廣泛參與和可及的技術與數字要素平臺，并通過制度安排加以保障，也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四、人工智能的邊界

目前，人工智能所能發展到的程度還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

一是數據。無論是機器學習還是大語言模型，歸根結底都依賴語料和數據的支持。已有研究指出，當前可用的公開數據幾乎已經被充分挖掘，如果現有數據資源耗盡，是否可以通過重新提煉、優化已有的數據來延續其使用價值，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同時，公域數據基本被用盡，而私域數據大多掌握在政府和大型企業手中，這也限制了人工智能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二是市場容量。市場容量也是一個關鍵制約因素。人工智能技術能否真正推動經濟增長，最終還是要看它能否創造出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和服務。如果沒有實際需求支撐，僅停留在技術層面的突破，那也只能是空中樓閣。

三是社會約束。社會約束同樣不可忽視。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核心問題就變成收益如何合理分配。如果社會無法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將難以持續。因此，必須從制度層面入手，提前布局，才能更好地引導人工智能朝著有利于全社會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