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總理扣押毛主席最高指令，逝世后才被發覺，眾人感動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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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這一天，鞠躬盡瘁的周恩來同志，永遠地閉上了他那雙疲憊不堪的眼睛。

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強忍著萬分悲痛，打開了總理辦公室的大門，整理他的遺物。

總理的個人物品十分簡單，只有一只陳舊的搪瓷茶杯，和一副磨損嚴重的眼鏡。

然而，辦公桌左側一個抽屜卻被死死鎖住，大家紛紛猜測里面有重要的遺物。

隨著鎖匠師傅到來，謎底被揭曉：

抽屜里除了一張委任狀外，空無一物。

這份委任狀是毛主席于1974年親筆簽發的，但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份委任狀的主人并不是周總理。

顯然，總理是冒著“得罪”毛主席的風險，故意扣下了這張委任狀。

究竟周總理如此反常的舉動，“針對”的是哪一位同志呢？

戰火中的革命伴侶

其實，那張委任狀，與鄧穎超同志有著莫大的關系。

1919年9月，一個名為“草廠庵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公室”的特殊機構正式宣告成立。

翌年一月，該機構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期刊，名為《覺悟》，于是后人在論及這個機構時，冠以“覺悟社”的大名。

覺悟社由周恩來擔任主編，宗旨就是繼承“五四精神”，研討新思潮。

這個機構最別具一格的特點便是社員之間不以真實姓名示人，而以代號相稱。

如周恩來為“伍豪”，諧音五號。

“伍豪”周恩來

而他們中的一號人物，便是代號“逸豪”的女中豪杰鄧穎超。

“逸豪”鄧穎超

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出生于廣西南寧。

她的母親楊振德靠行醫和教書為生，難能可貴的是其母具有前沿的思想，十分支持女兒投身革命。

1919年，年僅15歲的鄧穎超來到天津求學。

很快，五四運動的思潮席卷全國，天津成為青年學生感受文化思潮的前沿陣地。

鄧穎超順勢而為，成為學生運動的領銜者，她經常在街頭發表公開演講，號召全體學生堅持愛國主張。

在聆聽演講的人群中，就有一雙濃眉大眼注意到了這個熱情洋溢的小姑娘。

周恩來在這一年結識了鄧穎超，此后二人都在天津的學生會中工作，雖然職責不同，但是有著共同的信仰，配合起來十分默契。

鄧穎超與周恩來合影

沒過多久，他們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著名的“覺悟社”，繼續研究新潮思想，尤其是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研究與探索。

1921年，周恩來赴法國留學，自此與鄧穎超第一次短暫分別，不過期間二人保持著書信往來。

只是此時雖然雙方彼此有好感，但是誰都沒有點破這一層窗戶紙。

在異國他鄉的周總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把自己的學習的感悟和思考中的困惑，全部都傾斜在的筆端，寄給了鄧穎超。

鄧穎超則在回信中不斷安慰著周總理，并鼓勵他銳意進取，早日學成歸國。

這種默契的陪伴令二人的靈魂突破了空間的桎梏，得以升華成為一種名為“愛情”的情愫。

有一天，鄧穎超驚喜地收到了來自法國的明信片。

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油畫，畫著兩位德國革命家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他們既是夫妻，亦是革命伴侶！

而更令鄧穎超心緒難平的是在明信片的背面，周恩來寫了這么一句話：

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鄧穎超被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她在給周恩來的回信中寫道：

我們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

1924年秋，一聲汽笛劃破了萬里海疆的寧靜，周恩來學成歸國隨即南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開始將自己的所學所思付諸實踐。

周恩來

鄧穎超此時也緊緊追隨周總理的腳步，隨后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

1925年8月8人，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完婚。

周恩來與鄧穎超合影

由于時局艱難，二人并沒有舉辦婚宴，只是象征性地擺了兩桌，但是他們的感情卻光耀了半個世紀。

兩度流產的心酸往事

婚后二人的生活并沒有普通人那樣平靜溫馨，由于選擇了革命事業，因此周總理與鄧穎超長期處在聚少離多的現狀。

但是因為彼此信仰的堅定，他們的感情隨著歲月的沉淀而更加穩固。

然而，在鄧穎超的心中，始終對周總理抱有一個巨大的虧欠，那就是沒有給周總理留下血脈。

鄧穎超知道周總理十分喜歡孩子，因此也渴望為總理生下愛情的結晶。

事實上，鄧穎超有過兩次懷孕，可惜的是都沒能順利誕下孩子。

鄧穎超第一次懷孕是在婚后不久，當時總理受命前往汕頭組織軍隊，開展第一次北伐運動。

當鄧穎超得知自己懷孕的消息后又驚又喜，她自然是希望能夠順利地生下這個孩子。

可是轉念一想自己和周總理都在為革命事業奔波，如果此時生下孩子一定會成為丈夫的羈絆，也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于是鄧穎超在沒有和周總理商量的情況下，一狠心上街買了一包墮胎藥吃了下去。

這成為她一生中最為后悔的一件事。

墮胎藥把孩子帶走了，也令鄧穎超疼得死去活來。

后來周總理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十分心疼鄧穎超的身體，也十分惋惜這個孩子。

鄧穎超晚年回憶稱，她一輩子都沒見過總理發這么大的火。

好在流產后的第二年，鄧穎超再次懷孕，這一次鄧穎超無論如何都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當時周總理正奉命前往上海組建中央特科，所以無法照顧到鄧穎超。

于是，母親楊振德女士承擔起照顧女兒的重任。

1927年4月，鄧穎超感到腹痛難忍，她明白自己即將臨盆。

楊振德七手八腳把女兒送到了醫院，這一次誰都不敢再大意。

然而，一段時間過后，醫生告訴楊振德，鄧穎超難產了，里頭正在全力搶救，要做好心理準備。

醫生不得已用鉗子把孩子夾了出來，結果鉗子損傷了孩子的頭部，最終這個可憐的男嬰沒有搶救過來。

鄧穎超得知情況后淚水奪眶而出，隨即昏死在了產房內。

就這樣，鄧穎超失去了和周總理的第二個孩子。

沒多久，鄧穎超就拖著病體繼續工作，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身體已經亮起了紅燈，一個更大的噩耗在等著她！

彼時蔣介石正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周總理命懸一線，又驚聞妻子流產的消息，內心的痛苦可見一斑。

此時，總理秘密電報給鄧穎超，讓她調理好身體后就轉移來上海，自己好親自照顧、安慰她。

鄧穎超來到上海后，周總理立即安排她到福民醫院進行身體調理。

醫生經過細致地檢查后告訴周總理，由于鄧穎超兩次流產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調養，加之常年奔波精神緊張，已經徹底失去了成為母親的權利。

鄧穎超為此哭得死去活來，總理卻抱著她不斷安慰對方，總理表示沒關系，以后全中國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

工作與生活的界限

經歷兩次流產的風波后，夫妻二人迅速調整了狀態，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總理有一個與鄧穎超約定好的重要原則，那就是生活上互相關心，工作中互不干涉。

長征期間，周總理和鄧穎超既是夫妻，又是戰友。

他們一個負責大部隊的指揮，一個負責領導女干部，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

可是由于長征路途的條件過于艱苦，二人在半途上就不約而同病倒了。

鄧穎超早年曾有肺結核的病史，到了草地上風吹日曬身子越來越差勁。

有一次，她所騎著的馬兒突然受驚發狂，把鄧穎超從馬背上直接甩了下來，鄧穎超重重地摔在了沼澤里。

眾人把她救起來后，當夜她就開始發燒拉肚子，身體變得十分虛弱。

與此同時，日理萬機的周總理也病倒了，沒日沒夜地發高燒。

起初總理還能帶病工作，沒幾天就因高燒陷入了昏迷。

彭德懷緊急下令讓陳賡和蕭勁光組建一支擔架隊，抬著總理走，陳賡親任擔架隊隊長，無論如何要把總理安全帶出草地。

鄧穎超得知周總理因高燒屢次昏迷，內心十分焦急，無奈自己也發著高燒，根本無力去探視。

在這種情況下，她認為周總理更需要特效藥，所以把部隊里唯一一支剩下的退燒針留給了自己的丈夫，而她自己則是咬緊牙關硬生生挺了過來。

后來總理再次見到鄧穎超時幾乎都快認不出來彼此，因而二人都瘦脫了相。

生活中二人肝膽相照，但工作上卻涇渭分明。

由于總理掌握的機密實在太多，關系到的人和事錯綜復雜，因此凡事都需要高度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妻子，總理也一視同仁，不應該透露的消息半個字也不會向鄧穎超講。

同樣，鄧穎超十分理解丈夫的工作，從來不會主動打聽涉及工作的事情，即便是自己在開展工作中遇到了難題，也不會找總理開后門走捷徑，往往自己想辦法找同伴一起解決困難。

1927年7月，總理告訴鄧穎超自己要出差一趟，組織上需要他去辦點小事，鄧穎超沒有多問一句，默默替總理打點行裝。

直到八月，鄧穎超才從報紙上得知，自己丈夫這次所謂的出差，居然是去領導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

后來，周恩來成為中央特科最高領導人，大量機密都最終匯總到總理耳朵里，對此鄧穎超從不打聽，只要總理會客談工作，她就會主動退出去，并且把房門關好。

即便是建國后，周總理兼任外交部長需要經常外出訪問，鄧穎超也從來沒有跟隨總理出國訪問。

因為當時國家經費緊張，總理認為能省則省，鄧穎超也十分支持這個主張。

正是夫妻二人秉持的這種默契，令總理能夠放開手腳忙活事業，為革命的最終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做出杰出的貢獻。

遺物無言訴衷腸

鄧穎超所承受的委屈，不只是上述提到的內容，更有一點，是常人難以感同身受的。

民主人士張治中就曾開玩笑說總理：

“你這個周公，凡事都周到，偏偏對待鄧大姐不周啊。”

張治中的言外之意便是總理生前不讓鄧穎超在政府擔任要職，這個原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理便公開提出。

建國之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后來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周恩來便開始著手組建新中國的首屆內閣班子。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憑借鄧穎超同志的工作能力，以及為革命作出的犧牲與貢獻，完全有資格在政務院擔任要職。

但是總理第一個就表示反對：

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那么鄧穎超同志就不能到政府任職。

不少人提議，請鄧穎超同志擔任新中國第一屆衛生部長，但最終總理還是選擇請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出任這一職位。

認定工資等級時，周總理主動把鄧穎超的工資等級降兩等。

1959年國慶十周年閱兵，總理再次把鄧穎超的名字，從天安門城樓上的觀禮嘉賓名單中劃去。

黨內不少老同志都十分欣賞鄧穎超的才干，紛紛為其鳴不平，認為總理看待這個問題太過嚴苛。

并且以“外舉不避賢，內舉不避親”來試圖說服總理，但周總理對此從不做回應，依舊恪守這一原則。

周總理知道，中國社會十分看重裙帶關系，即便鄧穎超憑借資歷和威望完全能夠勝任要職，可是別人的第一反應仍然會說她是總理的夫人。

一旦自己開了這個先后河，下面的人只會變本加厲地敗壞風氣，最終動搖黨的執政根基。

因此，唯有讓鄧穎超同志作出犧牲，才能真正做到“大公無私”。

總理生前，鄧穎超只在團體中擔任職務，從未在政府中擔任要職。

但是這絲毫沒有打擊鄧穎超同志的拳拳報國之心，她無論身處在何種崗位上，都默默支持著總理，都在默默奉獻自己的力量。

1974年，全國人大進行第四次換屆，張春橋提命鄧穎超同志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一職，在場代表歡聲雷動。

病中休養的毛主席聞訊十分高興，親自簽署了委任狀，讓周總理去落實。

然而，當總理看到委任狀后頓感不妥，他知道這是毛主席和代表們的一番好意，但是這樣做違背了他恪守了二十多年的原則。

于是，當時已經確診絕癥的總理選擇將其鎖在了抽屜里，準備作為遺物留給鄧穎超。

等到抽屜再次打開時，人們才了解到了這樣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起初這件遺物還遭人議論，但當眾人得知來龍去脈后，紛紛為總理的高尚人格所打動。

周總理去世后，鄧穎超同志化悲憤為力量，正式履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此后又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一職，為祖國的發展奮斗終生。

鄧穎超的一生中，有整整73年的時間為革命奔走，她不僅是周總理的知心人，更是總理身后偉大的一盞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