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真相揭示認知偏差——《天怒》

模糊真相揭示認知偏差——《天怒》

今天聊聊阿根廷電影《天怒》

片名La ira de Dios / The Wrath of God (2022)。

本片改編自吉列爾莫·馬丁內斯的小說。

故事圍繞年輕女子盧西亞娜展開，她曾是著名犯罪小說家克洛斯特的助手。一次工作中，克洛斯特強行親吻她，盧西亞娜憤然辭職并起訴性騷擾。

自此悲劇開始接連發(fā)生。克洛斯特的妻子看到訴訟信后崩潰，妻女雙亡。隨后，盧西亞娜的家人開始離奇死亡，父親猝死、兄弟遇害、母親中毒……她堅信是克洛斯特在復仇，但無人相信。走投無路下，她求助酗酒記者埃斯特萬調查真相。

電影在過去與現在間不斷閃回，當下慘劇與十二年前的和平面孔交替閃現。

克洛斯特的信條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將家人的死歸咎于盧西亞娜，并可能以謀殺她的家人“平衡”痛苦。

但影片始終模糊真實與妄想，是盧西亞娜偏執(zhí)幻想，還是克洛斯特精心復仇，一切都沒有明說，但一直都在暗示，最終一切成謎。

這部電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何看待故事。觀眾是男是女，立場如何，所見的故事就會截然不同。

如果你站在盧西亞娜的角度看待故事，那么就是一個被男權社會摧殘的可悲女性。克洛斯特利用自身權勢聲名編織無形牢籠，無需親自動手，社會系統自動為他消音。盧西亞娜的控訴被輕易歸為瘋女人的訛詐和妄想，家人之死成了不幸的巧合。男性凝視下，她是模糊的客體，成了克洛斯特口中引誘他人的助理，或是記者埃斯特萬眼中亟待拯救的脆弱花朵。

如果你換一下，站在克洛斯特的角度看故事，那么感覺又不一樣了。他是失去妻女的悲情丈夫，還被一個“偏執(zhí)”女人用指控二次摧毀。盧西亞娜成了不可理喻的麻煩源，她的痛苦被解讀為失控的歇斯底里。克洛斯特反倒是還蹭了受害者。

每個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事實”，而“真相”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成語“疑鄰盜斧”就可以高度概括這個故事。《列子·說符》原文是：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顏色，竊斧也；言語，竊斧也；動作態(tài)度，無為而不竊斧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tài)度，無似竊斧者。

你覺得克洛斯特是后續(xù)案件的罪魁禍首、盧西亞娜是無辜受害者，那么各種巧合都會被看做是他的精心策劃安排。克洛斯特認定自己被助手勾引訛詐，一切悲劇的源頭都是盧西亞娜，他要同態(tài)復仇。

或者你覺得克洛斯特遭受無妄之災、盧西亞娜是動機不純想借機上位的綠茶，那么盧西亞娜做助手期間的種種表現都可以往上靠，克洛斯特遭受人財兩空的打擊后，開始對盧西亞娜的遭到的“天怒”幸災樂禍。

盧西亞娜的“斧頭”是她堅信克洛斯特是殺害家人的兇手。自此他每一次沉默的凝視、書中隱晦的謀殺描寫、葬禮上的突然現身，全成了“罪證”。她的視角下，世界是一張由克洛斯特編織的復仇之網。

克洛斯特的“斧頭”是將妻女之死歸咎于盧西亞娜的指控。在他眼中，她才是毀滅者，而她的家人接連死亡不過是“天怒”。他的新書《以眼還眼》直白吐露這種扭曲的公平觀，天平兩端，必須鮮血等量。

觀眾的“斧頭”在于電影狡猾地讓兩種邏輯自洽。若你代入盧西亞娜，會看見一個女性在男性權力結構下的無力掙扎；若你傾向克洛斯特，又會覺得一個偏執(zhí)女人如何用幻想摧毀他人。導演不給答案，無論斧頭是否存在，猜忌本身已足夠殺人。

但從影片的視聽語言來說，我更傾向于克洛斯特是后續(xù)案件的兇手。

導演運用光影的隱喻手法，讓角色始終處于半明半暗的之中，暗示人格的不可知性。

影片最令人細思極恐的，不是血腥暴力的直接呈現，而是克洛斯特如何巧妙地運用社會對文化精英的信任、文學創(chuàng)作的隱蔽性，將復仇行為包裝得近乎合法。

這種"優(yōu)雅的暴力"比赤裸裸的犯罪更具沖擊力，當司法與輿論天然傾向于相信權威時，盧西亞娜的控訴只能淪為"瘋女人的妄想"。

導演刻意模糊真相的敘事策略，迫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不斷調整道德判斷，最終每個人對"誰是真兇"的認定，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對權力、性別和階級的潛在認知偏差。

當觀眾還在爭論到底是“盧西亞娜是否瘋了”還是“克洛斯特是否惡魔”時，電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天怒》不單是驚悚犯罪電影，更像是場精心設計的認知實驗。它的核心不是一系列悲劇，而是人們看待問題的角度。人們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被自身立場綁架，對異己的痛苦視而不見。

權力性別交織復仇視角，

模糊真相揭示認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