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靈活就業者、書店店主，怎么看“社保新政”？

所謂“社保新規將于9月1日開始”的消息傳出那天，書店財務老師就發給我了。

我也沒有太害怕。去年底店長奔奔入職的時候，就約定好今年9月會把社保轉到書店這邊來交。書店的開支肯定還要增加，不過這也是諸多困難中的一個。

2023年書店剛開業的時候，店長利未沒有交社保，他要求的是“折現”發到工資里。其實這也沒有多少錢，但是，正是因為錢少，才顯示出它的可貴：每個月幾百塊，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也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今年下決心給書店店員交社保，終究算是一個小小的進步。

至于我自己，每個月從書店領3000塊，但是名字在“法人”那一欄，應該不算是“員工”，可以繼續不繳納社保——我不會起訴自己。

從2019年辭職成為“靈活就業者”以來，我就沒再繳納社保。辭職之前，我已經工作14年，再繳納一段時間，就能達到最低年限。但是，當時的想法，既然“裸辭”，就要徹底一點。

據說像我這樣的“靈活就業者”有2億人（這個數據來自幾年前央視的報道）。

網上引起巨大波瀾的所謂“9月1日新規”，實際上并不是什么新規，而是一個過去就有的原則。它加重了小企業的焦慮，也讓很多打工人擔心自己可能被裁員。

但是，那2億所謂的“靈活就業者”又該如何呢？

如果作為“個人”足額繳納社保，在成都這樣的收入比較低的城市，每個月也超過2000元。在手機上繳納社保倒是方便，但是每個月兩千多的固定開支，是“靈就”很難負擔的。

在徹底斷繳（放棄）和足額繳納（加重負擔）之間，如果一刀切，恐怕會加劇，從勞動者此輪“新規焦慮”中也可以看出，對于外賣騎手這類職業來說，自愿參保的重要性顯得更為重要。

目前，在外賣市場，就出現了兩種模式。

一個是全職模式，比如京東。它是以全職招募模式，試圖把騎手職工化，以實現“全員社保”。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只要加入全職騎手，就有社保了。但缺點也很突出，當全職騎手的大概率是少數派，目前只有15萬全職騎手，而百萬兼職騎手就不在“全員社保”的范疇之內了。

另一個是“參保補貼”模式，比如美團。它將穩定跑單的騎手都納入社保補貼范圍，最新的消息是，到年底，養老保險補貼就將推廣至全國，預計覆蓋上百萬騎手。這可能是一種更合理的路徑：是否繳納社保的權利掌握在騎手個人手中，如果暫時不繳納，可以多一點收入；如果選擇繳社保，美團會給騎手一定的補貼。

“參保補貼”方案的特點，是“無前置資格限制、無參保地點限制、無時長單量限制、無跑單類型限制，只要符合相關條件，騎手繳納社保，平臺就會補貼50%的費用。這是一種更自由、更靈活的方案，兼顧到活力（不管是平臺還是個人）與保障的方案。

作為一個從事自媒體的“靈活就業者”，其實也渴望像騰訊這樣的平臺，能夠學習一下。公號寫作，盡管不是“接單制”，但是每一條內容，也都在為騰訊創收啊。

很多人談到社保問題，會把美團這樣的外賣平臺看成是“負面典型”，認為小哥們都沒有保障，平臺作為“資本家”壞透了。這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長期的誤解。

實際上，一個小書店都要考慮“合規”的問題，外賣平臺作為最近幾年為社會就業做出最大貢獻的企業，而且涉及到上千萬的騎手群體，不可能不思考社保這個重要問題。

早在幾年前，包括美團等平臺就在和人社部合作，研究“社保”的新方案——關鍵是在尊重勞動者意愿的前提下，搞更靈活、更包容、更符合職業特征的保障模式，比如外賣平臺給騎手繳納的“新工傷”、補貼靈活就業養老保險等，都屬于這種范疇。

所謂“9月1日新政”，是在傳統用工模式下的司法解釋，在社會面被各種放大、加工。但作為一種輿論現象，就是“一刀切”帶來的焦慮。流傳最廣的那篇文章說，樓下的包子店要關閉，因為不可能為幾個人繳社保。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下個月全國各地就沒有包子可以吃了，畢竟餐飲店的處境都差不多。

但是，現實可能是，9月包子鋪仍然開著。這才是經濟。人們總是會找到能夠過渡的辦法。網上也流傳各種“應對方案”，包括找臨時工和退休人員等等，這些讓人感到心酸的調侃，其實只說明一點：一刀切行不通。

《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章，說所謂“新規”是誤讀。那篇文章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話是“社保是未來入場券，不是合規負擔”，其實是安撫大家，盡管每個人都要交社保是趨勢，目前并不會有一個馬上強制社保的全國性“運動”。

真正重要的，可能是尋找一個漸進的方案：既不會在短時間增加企業和個人的負擔，也超前邁出一步，為個人多少增加一點保障。

“一刀切”或者是幻想“一步到位”，這種思路帶來的災難數不勝數，或者說它也從來沒有成功過。在意識到它的危害后，人們最終都會后退一步，然后才能前進半步。

不僅是騎手，靈活就業者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套更“接地氣”的保障方案：繳費標準要靈活適度，讓兼職騎手也能承受；重點解決工傷、醫療、養老三個急需險種；最好還能有一些補貼政策。

勞動者其實比誰都懂得這一點。沒有誰比普通勞動者更渴望一份保障，但是，過去小企業（餐飲、書店、飲品店）普遍流行的 “返現”做法，其實也是“折衷”和協商的結果，這里其實有動人的“社會信任”。

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應該看到這份信任的可貴。如果所謂資方（書店和餐飲店老板算是資本家嗎）和勞動者都反對，所謂“強制”就會流于形式，它最終也不會奏效：市場自然會想出各種新的應對辦法。

我之前也在《給外賣騎手辦社保，不能把市場問題道德化》中談到，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平、兜底的福利制度，設計的初衷應該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投入之下，盡可能解決更多人的基礎保障。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或許應該從美團等企業所探索的“漸進路徑”尋找更多靈感。不管是作為“靈活就業者”還是小店主，我都是這樣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