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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中的姚大榜
地處湖南西南角的新晃縣,與貴州交界,史稱晃州、晃縣。自明代以來,就是通往西南的主要通道,從清代開始,就稱之為湘西三大商埠之一,民國時期稱為“小武漢”。
山高皇帝遠,加上地勢險要,所以晃縣自古就多匪,經常有過路的客商被殺,貨物被劫。清政府雖然組織兵勇剿匪,可不管用。
為什么晃縣的土匪屢剿不絕呢?很簡單,他們都是當地農民,農忙時生產,農閑時做一些搶劫的勾當,民匪難分。
大家對湘西土匪的認知,來自于一部電視劇《烏龍山剿匪記》,沒錯,這部電視劇中的田大榜,是有真實原型的,原型就是晃縣的巨匪姚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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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當過土匪的湘西的老人
姚大榜本名姚必印,字占彪,生于1882年,出生地是晃州平二里(今方家屯鄉)楊家橋的姚家垅(又叫牯牛溪)。
姚大榜出生于一個普通農戶家庭。父親叫姚德欽,母親姓楊,都是忠厚老實的種田人,家里有14畝水田,并不算富裕。有兄弟姊妹5人,姚大榜排行最小。三個哥哥幼年夭折,中間還有一個姐姐,長相一般而性格乖戾,沒人敢娶,在家當一輩子老姑娘。幾個哥哥死后,他成為繼承香火的獨子,受到父母溺愛,嬌生慣養,幼年長得膀大腰圓,就給他起了個小名叫“大膀”,“膀”“榜”同音,也希望他今后能榜上有名,其后,“大榜”就代替他的本名。
父母為使他真能上“榜”,就送他進私塾讀書。因受到父母嬌慣,養成好逸惡勞、驕橫跋扈的習慣,從小就在小伙伴中惹是生非,經常有人上門“告狀”,家人沒少給人賠禮道歉。父母想要老師管教,讓他走向正道。他雖有幾分聰明,對讀書并不感興趣,識得幾個字就沉迷于《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彭公案》等武俠小說,崇拜綠林強人,年紀稍長,就與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結識一些黑道人物。他講究哥們義氣,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占山為王、剪徑劫財、稱霸一方的綠林好漢。
其實姚大榜年輕的時候,還是有些江湖道義的。
據民間傳說,他16歲時,游蕩中發現晃州營兩個清軍綠營士兵在某僻靜河灣處洗澡,所帶火槍與衣物放在河岸上,就悄悄下水,將不熟悉水性的清兵拖入深水淹死,然后攜槍溜之大吉。為圓他“綠林”之夢,將槍賣掉作盤纏,考入貴州講武學堂,學到一些舞刀弄槍的本事,步履矯健,登高山如履平地。
此后,姚大榜因常年穿梭于深山老林之中,練就一副好身板,年過花甲仍能健步如飛。1949年8月,參加白崇禧在芷江召開的“軍政聯席會議”后,他與幾位隨從返回晃縣,途中看見前面有一條狗在跑,就指著他們問:“你們哪個把那條狗抓來,有賞!”隨從們個個搖頭擺手,表示沒那個本事。
姚大榜笑著罵道:“你們怎么連狗都不如?看我的!”他卷起衣袖,緊緊腰帶,一個箭步向前沖去,不過百來米遠,就將狗提回來。眾人見了,驚愕不已。
講武學堂學生學業完成后,按規定必須從軍,可他不愿受紀律的約束,受制于人,未畢業就跑回家,與他那幫難兄難弟混在一起,為所欲為,父母當然傷心已極。父母因病先后去世,沒有父母管教,也沒有后顧之憂,姚大榜更加膽大妄為。一次,他家的牛被盜,通過多方了解,原來是同村的蔡建茍偷竊。
姚大榜知道后,就只身一人到蔡家,要他把牛退回來。蔡建茍依仗蔡家人多勢眾,說要7吊錢去贖。姚大榜籌了錢去贖牛,蔡建茍卻蠻橫地掏出一把刀,說:“哼!要牛!只有這白魚崽(指小刀)給你!”并挺刀過來,要殺姚大榜。姚早就防備他耍橫,身背夾板槍,看他沖過來,橫眉倒豎,“砰”的一槍將偷牛賊打死。此后,姚大榜與姚國安(外號“牙生矮子”)、姚本富(外號“富林麻子”)結為一伙,上山為匪,開始當起綠林“山大王”。后來他對人說,“我上山也是被人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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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姚大榜
姚大榜成年以后,顴骨高聳,唇厚嘴大,兩腮凹進,下巴向前突出,典型的一副猴像。眉毛又粗又長,兩眼射出兇光,鷹鉤鼻子,時常顯露黃里帶黑的兩顆大門牙,一眼望去,恐怖而又可憎。熱天穿短白布對襟褂子,或青布衫,腳穿布襪套草鞋;冷天穿件長袍,臟得油光發亮,看不見布眼,頭戴緞子瓜皮帽,手拿一根竹筒銅頭長煙袋,不倫不類。
進城后,為與身份相配,平常穿起長袍馬褂,綾羅綢緞,裝成一副斯文樣;干起“公務”,則是一身保安制服,腰挎手槍,配上他那副尊容,人人畏懼三分。平常在家無事,喜歡拿人取笑,特別喜歡用煙袋燒小媳婦、小后生的后腦勺,發出“吱吱”的響聲,以博一笑。你隨意罵他兩句,他就哈哈一笑過去了;他開心笑起來的時候,倒也有幾分率真。如果你真生氣,他就要借故生端,擺老輩子的架子,找你的岔子。所以,人們與他打交道,都存有三分小心,尊稱他一聲“姚老輩子”。
他起初為匪,羽毛未豐,多少有些顧忌,便投靠在大土匪唐二王所屬的匪首戴玉清隊長手下。后來看到唐匪名聲太壞,不論貧富都搶,毫無顧忌,老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唐匪的行徑有違他做“綠林好漢”的愿望,便拉起自己幾個人另立山頭,在貴州岑鞏、玉屏、銅仁的龍鰲、牛場坡、黑巖一帶攔路關羊,搶劫富戶。他發了橫財,就回到姚家垅置田產,興土木,將老屋翻修,漸漸成為寨里的財主。
姚家垅離縣城太近,搶劫的東西難以掩人耳目,出了問題不便逃逸。為便于隱蔽行動和隱藏贓物,大約在1930年前后,又在方家屯村叫壁屯坎的地方設置窩點。這里山高林密,人煙稀少,距離貴州田坪不遠,便于秘密行動。開始只是扎一個簡易的茅草屋,后來勢力擴大,搶劫的財物多了,便將周圍的山林、田土買下來,建起一棟正屋,兩邊配上廂房。不久,又在貴州玉屏長嶺鄉的霧城,新修一棟木質別墅,供其四姨太蔣冠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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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榜前后有6個老婆。原配為龍姓,是玉屏長嶺鄉巖上人,生育2男3女,即長子應科,次子應宏。其內弟龍永安在姚大榜手下當營長;其次為彭氏,也是玉屏縣人,長得清秀俊美,14歲就被姚霸占,她還有幾分才智,經常跟在身邊,協助姚大榜管理財務,生有應海、應金、應華;蔣冠英是玉屏人,原嫁給國民黨一個營長,丈夫死后,姚大榜看她是小腳女人,乖巧可愛,強收在身邊,專為她修一棟房屋居住;其他還有梁氏、黃氏、吳氏。
姚大榜平常無事,多在姚家垅住,農忙時也干點農活,風聲緊時,就在方家屯或霧城居住。可謂“狡兔三窟”。
1934年,姚大榜就有了兩百多手下,開始為禍鄉里,公開敲詐勒索,遇到有人反抗,直接用麻袋一裝,拉到山里活埋。這一年,國民黨收編他,封他為晃縣“鏟共義勇隊”副隊長。
1936年初,姚對紅二、六軍團過晃縣時留下的傷病員和靠攏紅軍的群眾,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僅新合鄉大樹灣一丘田中,就殺害了40多名傷病員。
轉眼到了1949年11月7日,晃縣宣告解放,湘西區黨委、湘西軍區成立之初,就針對土匪的構成和猖獗情況,發布文告,要求“凡隱匿于境內之匪偽武裝,應速悔悟,歸向人民”,“若有執迷不悟、膽敢負隅頑抗、繼續危害人民利益者,其首要分子定予嚴懲,決不寬恕。其脅從分子并攜械來歸者,則予從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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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晃縣政府主要成員和土匪姚大榜等幾股土匪勢力,還潛藏在晃境的扶羅及貴州玉屏境內的長嶺鄉,對新生的人民政權構成極大威脅。
當二野大軍過境完畢,47軍139、141師入川尚未回師之際,殘余土匪勢力又有抬頭之勢。留在地方工作人員,頻頻遭遇土匪的暗殺,女同志被奸殺后開膛破肚,男同志身首異處……
1949年12月14日,中共湘西工委書記聯席會議作出“剿匪方針”的決議,對晃縣發出工作指示:堅決剿滅晃縣危害最大的股匪姚大榜。
當時配合剿匪的,是47軍140師419團。
上級要求在進行軍事進剿的同時,積極配合政治攻勢,發口號,散傳單,發動群眾,瓦解分化,爭取土匪來降。對猖獗的股匪應先施行軍事打擊,再進行政策上的瓦解分化。
可是要想剿滅姚大榜,談何容易?
這個時候,晃縣的縣委書記楊建培想到了一個人。
晃縣解放前夕,流亡此地的、1938年由徐特立介紹入黨的湘鄉地下黨員傅三(原湘鄉婁底區委書記)與上級黨組織聯系未能成功,仍積極活動,聯絡地方上層人士警察局長楊世明、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九臨時教養院傷兵頭目張太白等,秘密籌劃迎接解放。
晃縣解放后,傅三、張太白積極向駐軍和縣人民政府提供情報,利用各種關系做舊職人員投誠工作。原縣自衛大隊大隊長、代理警察局長楊潤宣投誠后,積極辦理移交手續,介紹情況,為解放軍當向導并協助在涼傘收槍;國民黨縣黨部區分部委員吳可觀,有進步傾向,人民政府讓他協助開展征糧支前工作,傅三遵照縣委指示,動員他給國民黨黨部書記長舒毓鳳等人寫信勸降。
11月9日,419團從芷江、晃縣分兩路奔襲天雷山,對拒不投降的楊永清、潘壯飛匪部進行圍剿,殲匪200余人,楊、潘二匪率殘部分頭逃竄。其余匪首懾于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威力,紛紛逃匿于邊緣區的深山老林,等待時機。
黔陽土匪副司令潘壯飛部在天雷被擊潰后,率其殘部從米貝經中寨逃竄到琴堂,與10月11日逃至此境的晃縣舊政府殘余人員及保安一團殘部匯合。我419團2營副營長李玉春(后任三營營長)率部從芷江跟蹤追擊。
潘領教過人民解放軍的凌厲攻勢及人民政府的剿匪決心,感到與人民政權對抗沒有出路,就派其副官與李副營長洽淡投誠事宜。潘開始存有幻想,要求人民政府象國民黨政權那樣對土匪武裝實行“招安”,因而提出要地盤、職務,不解散所部人馬等為投誠條件,遭到李玉春的嚴詞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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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軍威力壓制下,潘感到大勢已去,頑抗沒有好下場,11月12日又派人到縣城找到解放軍419團團部聯系投誠,只請求保全性命,獲得認可。在此基礎上,縣委、政府及駐晃剿匪部隊,對土匪各部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努力爭取舒毓風、吳炳麟等匪首投誠。舒、吳等得到吳可觀等的勸降信,晃中教員楊先澤、國民黨晃縣政府主任秘書姚子杰也進行規勸,要他們順應歷史潮流,看清發展趨勢;又從潘壯飛口中聞知解放軍英勇善戰,銳不可擋,頑抗只有死路一條,便回信應許,與解放軍約定了投降的時間、地點。
11月15日,副營長王清元率機炮連和一個步兵排前往沙灣崇仁寨受降。投誠的有潘壯飛、舒毓鳳、姚楚平、吳炳麟等匪首及保安團、警察隊共120余人,共交長短槍120余支,機槍5挺,電臺一部,其中潘部30余人,交機槍3挺,步槍20余支,手槍10余支。舒毓鳳等人投誠后,配合政府做好舊政權的移交工作。
人民政府對投誠起義人員進行妥善安置,重要人員送去沅陵湘西行署干部學校集中學習,愿意為人民政府工作的留用一部分,其余遣散回家,絕大部分舊職人員都表示愿意服從人民政府的安排。
在爭取潘壯飛等匪首投誠的同時,抓緊開展對姚大榜的勸降工作。11月8日,舊住房主任秘書姚子杰向人民政府登記,二野留守處侯建科長了解到他與姚大榜、胡楚藩的關系較為密切,就要求他協助政府做姚大榜、胡楚藩等人的勸降工作姚表示愿意接受任務。
同日,縣公安局偵查員趙新生通過傅三,找到與姚大榜兒子姚應科關系密切的晃中教師胡秀菼,要他做姚的投降工作,爭取立功贖罪,胡毫不猶豫地應允。這時,姚大榜與匪縣長胡楚藩等躲在貴州玉屏鰲山張家寨一帶。
11月12日,姚大榜之長子姚應科進城來找胡秀菼探聽情況,準備替父親尋找出路。胡、姚二人既是同學,又是患難之交,兩個月前,胡曾受國民黨特務制造的一“共黨案”牽連被捕入獄,是姚大榜父子及舒毓鳳出面說情、擔保,才幸免一死,所以姚對胡有救命之恩。
姚應科轉達了父親的意向,希望解放軍能用招安的辦法,委其一個職務,不解散他的隊伍,可以協助解放軍平定黔東一帶土匪,立功折罪。胡秀菼覺得姚大榜的想法有些天真,并轉達人民政府希望他無條件投誠的愿望,并帶姚應科去面見二野五兵團留守處侯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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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科長告訴姚應科,要姚大榜看清形勢,莫存有幻想,只要他愿意投誠,不繼續與人民為敵,人民政府會不咎既往,寬大優待,保證他及全家的安全,人民政府說話是算數的。希望他們好好去做工作,為人民立功。胡、姚二人都表示愿意做爭取工作。
11月13日,胡、姚二人從縣城出發,步行60里,來到張家寨姚大榜住處(其內弟龍永安家里),在寨口遇上已先來做勸降工作的姚子杰,得知姚大榜在此。進屋時,姚大榜、胡楚藩、周常沛(晃中校長)等人正在吃晚飯,便邀他們入席。
席間,胡秀菼把晃縣解放后秩序安定,解放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優待舊軍政人員的情況及人民政府希望他投誠的愿望作了詳細介紹。姚大榜放下碗激動地站起來,一腳踏在板凳上,雙手叉在腰間,目光注視著胡,說:“秀菼,我相信你不會出賣我,解放軍的話,雖然講得好聽,但哪個能保證他們的政策能夠兌現?”
胡秀菼說:“解放軍是言而有信的,否則怎能解放全國!形勢已經非常明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豈能對你不誠?你放心吧!”“要我現在放心,馬上出山投誠,那是不可能的,要再等一段時間看看。”
胡秀菼見他執意不肯馬上投降,就建議他先交一部分槍,投石問路,表示希望投誠的意向。
姚大榜就與胡楚藩、周常沛商議,胡、周表示贊同,姚大榜說:“那就先走這一步看嘛。”第二天,胡秀菼、姚應科、姚子杰按姚大榜指定的地方,在霧程、楠橋灣、扒谷垅一帶收集長短槍45支,請三個農民挑進城,交給二野留守處的侯科長。
11月20日左右,姚大榜聞知潘壯飛投誠,再次派姚應科進城探聽情況。侯科長要趙新生找胡秀菼、姚子杰、姚應科等去談話,告訴他們:“潘壯飛過去洗劫黔陽城這樣大的罪惡,我們都寬大,不咎既往,何況姚大榜呢?你們再去跟他談談,早投降比遲投降好,遲投降比不投降好。”
胡秀菼、姚子杰、姚應科幾人再進張家寨,姚大榜、胡楚藩等人還是心存疑慮,不敢出山,聲稱要看潘壯飛出來后的情況再做決定,連周常沛也擔驚受怕。姚子杰鼓勵他說:“你當個校長怕什么,要殺也殺不到你。我兩個一起去!”周常沛于是跟姚子杰出來投誠,把自己的手槍和當抗日自衛團團長時養的馬一起交給人民政府。
胡、姚二人第二天又進張家寨,姚大榜仍然疑神疑鬼,猶豫不決,還要等待潘壯飛的結果。姚應科勸道:“大局已定,形勢逼人,應該當機立斷,再觀望就會貽誤良機。”姚大榜生氣道:“你曉得哪樣!只看人家表面做得好看,心里是什么用意你知道嗎?你怕連累,就給我滾!”
胡楚藩經過姚子杰的勸說,已決定投誠,看姚大榜發火,急忙出來勸解:“老輩子實在不愿意,再聽聽風聲也可以。我先去,如果沒有問題,你再出來,怎么樣?”胡秀菼也說:“老輩子暫不出去也不勉強,好事不在急嘛!”次日,胡楚藩與姚子杰、胡秀菼進城投向人民政府。胡楚藩把藏在家里的電話機上交,并將舊政權文書檔案移交給縣人民政府,一星期后就去沅陵湘西干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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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勸降無效,駐軍、縣人民政府決定與姚大榜進行正面接觸,一方面表明政府勸降的誠意,一方面表示政府剿匪的決心,給姚大榜施加一點壓力,促使他早日迷途知返,繳械投誠。
晃縣人民政府先派公安局偵察員趙新生與姚子杰先后兩次來到張家寨,沒能打消姚大榜疑慮。駐軍、人民政府考慮是否派去的人不夠級別,認為小瞧他,于是從二野留守處派遣一營級干部為代表前去談判。
軍代表來到姚大榜住處,雖然他酒肉相待,但對投誠一事依然不明確表態,模棱兩可地說:“你們解放軍雖然是仁義之師,但我過慣了山林生活,以后我們就井水不犯河水吧!”
軍代表看他這種態度,就向他發出最后通牒:“你不投誠,那就是與人民政府對抗,我們可要剿你啰!”姚大榜竟然說:“好哇!只要你們能剿到我,我服輸!”
12月初,人民政府又派姚子杰與迎接姚大榜進城的商界人士楊耀華、蘇定川、饒志顯、彭鼎元等人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勸降。姚大榜已不在玉屏的張家寨,原來他擔心解放軍和公安局的人到過這里,覺得不保險,轉移到銅仁境內的六龍山。
他們幾經輾轉,好不容易找到他,一見面,姚大榜就說:“謝謝你們的好意!試問你們赤手空拳,假如我去了,解放軍扣留我,你們用何保障?”
姚子杰說:“你不出去,又打什么主意?”
他說:“我都六七十歲了,還去造反呢?以前想保財產,現在只想保住這條老命。我還有點金銀,帶上它隱姓埋名,到外地去做點小生意過日子。”姚大榜的話讓大家啞口無言。
因天色已晚,姚子杰等人住下來,給他講胡楚藩等人投誠后的情況,再次傳遞人民政府希望他投誠的愿望。經過徹夜長談,姚大榜從姚子杰、胡秀菼等前后五、六次前來勸降,似乎感受到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的誠意和剿匪的決心,以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辦事作風,確實與國民黨不同,終于答應下山看看。
第二天早上,抬他的滑桿都放在屋院壩里,準備吃完早飯就動身。不巧在吃飯時,附近有一鄉民送兩條鯉魚來給他,一見魚,狡猾多疑的姚大榜內心一動,臉色突變,預感兆頭不對,說道:“媽的,雞飛蛋打魚上鉤呀!去不得!去不得!”飯沒吃完就走開,把姚子杰等人晾在一邊。迷信思想使他突然變卦,再也不肯出來,繼續選擇與人民為敵的死路。
姚應科是姚大榜的長子,在讀書期間,接觸過《紅軍長征記》之類的進步書籍,看到800萬軍隊支撐的國民黨政權也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幾個土匪能掀起什么大浪?想到父親一次次拒絕向人民政府投誠,憂心忡忡,又多次勸他看清形勢,不要再翻老皇歷,那是沒有出路的。
一天,姚應科作最后的努力,勸他投降,姚大榜火冒三丈,眉毛一豎,兩眼一瞪,說道:“哪個再勸我投降,就打死他!”掏槍就要打,旁邊一個嘍啰見事不對,伸手一擋,抬高了槍口,“啪”的一聲,子彈朝天飛去。父子從此分道揚鑣。
姚大榜死不悔改,一步步被清剿,帶著殘部偷渡舞水河時,因水流湍急,加上被對岸的解放軍發現并開槍,慌忙中船只傾覆落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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