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文/張慧霞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艱苦卓絕的抗戰中，中國軍民誓死抗擊侵略者的精神與行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來自五大洲50多個國家的國際友人，從軍事、新聞、醫療、經濟、文化教育、人道主義等多個方面聲援并幫助抗戰中的中國，有的人將援助中國視為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職責與使命。這種跨越意識形態和種族國界的國際主義行動，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客觀報道傳遞中國抵抗之聲，塑造中共正面形象

抗戰時期，眾多外國記者不顧危險抵達中國戰場，用鏡頭和文字如實報道日軍侵略暴行與中國軍民抗戰實況。他們的報道突破各種新聞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現中國抗戰的艱難與正義，喚起各國對中國的同情，爭取到國際輿論支持，為中國抗戰匯聚起更多國際力量，也讓世界見證了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第一次認識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力量。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不顧生命危險沖破國民黨封鎖，前往陜甘蘇區。他是第一個成功進入紅區的西方記者。在那里，他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深入采訪，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入交流，實地觀察蘇區軍民生活與戰斗，他將所見所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一書。書中生動描繪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根據地生機勃勃的景象，如實記錄紅軍戰士堅定信仰、頑強斗志以及對民族解放事業的無私奉獻。這本書一經出版，迅速風靡全球，在美國發行后短短幾個月內銷售10萬多冊，隨后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傳播。該書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讓世界第一次認識和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戰力量，激發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抗戰的關注與支持。

◆斯諾與毛澤東。

史沫特萊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為中國抗戰搖旗吶喊。1928年，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報》記者身份前往中國。在華12年，她的足跡踏遍中國東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北、西南，長期從事新聞報道和救援工作。她深入抗戰前線，撰寫大量報道，如實向世界披露日軍暴行和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她的作品發表在《曼徹斯特衛報》《新共和》等知名國際媒體上。在報道臺兒莊戰役時，她詳細描述了中國軍隊奮勇殺敵的場景：“他們在泥濘中、在炮火下，前赴后繼，用血肉之軀筑起了抵御日寇的鋼鐵長城。”史沫特萊還撰寫了多部著作，如《大地的女兒》《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的戰歌》等。在《中國的戰歌》中，她記錄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以及中國人民為自由而戰的偉大斗爭，書中提到，“我看到中國的農民、工人、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卻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趕走侵略者，而團結在一起，這種力量讓我堅信中國必將贏得勝利。”這些作品在國際上廣泛傳播，引起強烈反響，為中國抗戰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史沫特萊還積極為中國抗戰募捐，在美國和歐洲等地組織募捐活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籌集大量資金和物資支援中國抗戰。

◆周恩來和史沫特萊（中）等國際友人在武漢。

詹姆斯·貝特蘭積極為中國抗戰發聲。1936年，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作為羅茲獎學金訪問學者來到中國，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習。彼時，中國正處全民族抗戰前夕，局勢緊張，他受埃德加·斯諾夫婦和愛國學生運動影響，開始關注中國抗戰局勢。西安事變爆發，貝特蘭立即趕赴西安，成為唯一深入事變現場并報道至結束的西方記者。他與史沫特萊一同在西安電臺用英語向外界廣播，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并出版《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客觀公正地介紹事變過程及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肯定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擔當。七七事變后，貝特蘭冒著生命危險從日本回到中國，前往延安采訪。在延安，毛澤東多次接見他，二人就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態度、政策、戰爭前景等進行深入交談，這些內容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離開延安后，貝特蘭前往華北抗戰前線，采訪了朱德、賀龍等將領。他看到八路軍與當地百姓感情深厚，也了解到共產黨的游擊戰術和抗戰決心。他將這些經歷記錄在《華北前線》一書中，讓世界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才是抗戰勝利的希望所在。除了新聞報道，貝特蘭還積極投身援助中國抗戰的行動。1938年，他受周恩來委托，將八路軍傷員醫療需求報告交給宋慶齡，并參與“保衛中國同盟”工作，編輯《保盟通訊》英文版，向外界介紹中國敵后戰場醫療困境。他還前往英美等國宣傳中國抗戰，為共產黨籌募抗戰捐款。貝特蘭以客觀筆觸和實際行動，為中國抗戰贏得國際支持與同情，讓世界看到中國軍民的堅韌與不屈，是中國抗戰的重要見證者和貢獻者。

◆120師蕭克副師長（左）與英國記者詹姆斯。

除上述三人外，還有在中國長大的猶太人愛潑斯坦、出生在成都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記者福爾曼等數十位記者、作家及駐華使館人員，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成長與學術背景，對中國和中國革命有著不同的感情、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態度，但是，他們都通過文字及拍攝的圖片向世界報道了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傳遞了中國軍民的聲音，塑造了中國不屈抗戰的形象，幫助中國爭取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提供軍事援助，增強中國抗戰實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就將國防建設之重要性提上日程。然而，至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內兵工廠生產仍遠不能滿足戰爭之所需。經過各方積極宣傳，謀求外援，國際上一切愛好和平之正義國家及個人以實際行動為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他們的援助緩解了中國軍事壓力，傳遞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力量。

蘇聯援華志愿航空隊撐起中國抗戰“空中保護傘”。蘇聯援華志愿航空隊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重要的國際軍事支援力量。七七事變后，蘇聯為遏制日本擴張，派遣志愿航空隊秘密來華參戰，成為全民族抗戰初期中國空中戰場的主力。其先后參加的戰役主要有南京空戰、南昌空戰、武漢空戰等。

◆蘇聯援華空軍。

1937年11月，首批蘇聯志愿航空隊抵達南京，隨即投入戰斗。12月1日，蘇聯飛行員駕駛E-16戰斗機與日軍展開激烈空戰，擊落日軍轟炸機3架，自身損失兩架，打破了日軍“空中不可戰勝”的神話。在南京保衛戰中，中蘇飛行員總計擊落日機20架，并對侵犯南京的日軍實施了多次襲擊。南京失守后，蘇聯志愿航空隊隨中國空軍一起撤往漢口、南昌等地。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蘇聯志愿航空隊參與了規模最大的空中戰役，其中最有名的是“四二九”空戰。4月29日，日本出動27架戰斗機、18架攻擊機襲擊武漢。因事先已獲取情報，中國空軍以19架驅逐機聯合蘇聯志愿航空隊45架戰斗機做好準備。經30分鐘拼殺，敵機被擊落21架，其中戰斗機11架、攻擊機10架，敵飛行員喪生50人，兩名跳傘后被活捉。此次空戰，中方也有犧牲，損失飛機12架。蘇聯志愿航空隊還多次轟炸日軍在臺灣、上海的軍事基地。1938年2月23日，28架蘇聯轟炸機長途奔襲臺北松山機場，炸毀日軍戰機12架、營房10棟、機庫3座，焚毀了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及其他裝備。使松山機場癱瘓一個月不能用。1939年，蘇聯轟炸機大隊又奔襲日軍占領的廣州白云機場，摧毀敵機30余架及大量軍事物資。此外，在華期間，蘇聯飛行員還向中國空軍傳授編隊戰術、低空突襲等技術，幫助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飛行員。

從1937年至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志愿航空隊共有約2000 名飛行員來華，其中200余人犧牲在中國戰場。他們的支援極大緩解了中國空軍裝備落后、人員短缺的困境。在抗戰最黑暗的歲月里，他們用熱血和戰機為中國撐起了“空中保護傘”，成為中蘇共同抗擊法西斯的永恒見證。

“史迪威公路”構筑抗戰后期國際援華主通道。約瑟夫·史迪威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極具影響力的國際軍事人物之一，其主導打通的中印公路，成為戰時國際援華的重要標志。1942年，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因盟軍協調失利而受挫，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這條原本承擔中國戰場80%國際援華物資運輸的“生命線”被中斷后，盟國對中國的物資支援被迫依賴風險極高的“駝峰航線”——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脈至中國，不僅運輸量有限，每月僅數千噸，而且飛機損失率高達30%。為打破日軍的戰略封鎖，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提出“重新打通陸上交通線”的計劃，即修建一條從印度利多經緬北至中國云南的公路，與滇緬公路銜接，形成新的國際援華通道。

1943年，史迪威親自指揮美軍工程部隊與中國工兵、當地勞工十余萬人協作，克服緬北野人山區惡劣自然條件，穿越熱帶雨林、翻越高山峽谷，歷時兩年多，于1945年1月修建完成。這條公路與滇緬公路連通，成為抗戰后期國際援華物資的重要通道，極大緩解了中國戰場的補給壓力，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據統計，1945年3月起，每月通過該公路運輸的物資達4.5萬噸，其中包括美式槍械、火炮、車輛、燃油、藥品等關鍵物資。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的行動，在抗戰最艱難的相持階段為中國注入了強心劑，其體現的國際主義精神與戰略眼光，至今仍是中美共同抗擊法西斯的歷史見證。

◆陳納德組建的“飛虎隊”和中國軍隊并肩作戰，共同抵御日軍的空襲。

陳納德“飛虎隊”百架戰鷹馳援華夏。1937年5月，美國退役空軍上尉陳納德應宋美齡之邀，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擔任中國空軍顧問。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中國空軍的發展建設。1940年隨著蘇聯援華空軍的撤離，中國空中防線岌岌可危。陳納德不辭辛勞，重返美國四處奔走。憑借堅定的信念與卓越的說服力，最終說服羅斯福總統，爭取到100架P-40戰斗機和一批志愿飛行員。1941年8月，“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隊”在昆明正式成立，因其戰機機頭涂裝著威風凜凜的虎鯊圖案，被中國民眾親切地稱為“飛虎隊”。

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軍戰機企圖偷襲昆明。“飛虎隊”首次升空迎敵，憑借精湛的飛行技術和默契的配合，取得9:0的輝煌戰績，當場擊落日機6架，另有3架被重創后在返航途中墜毀。捷報傳來，昆明全城沸騰，“飛虎隊”威名大震。從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的七個月時間里，“飛虎隊”與日軍展開了無數次驚心動魄的空戰。他們累計擊落擊毀日機447架，而自身僅損失73架。之后，“飛虎隊”擴編為美國第14 航空隊，繼續與中國軍隊并肩作戰，牢牢守護著西南大后方，成功阻斷了日軍跨越怒江西進的野心。

除了參加激烈的空戰，“飛虎隊”還肩負起“駝峰航線”物資運輸的重任。1942年至1945年間，超過80%的援華物資通過這條充滿艱險的航線運抵中國，成為維系抗戰的“空中生命線”。然而，這條航線危機四伏，天氣惡劣、地形復雜，期間，2193 名美籍隊員不幸犧牲，而每當有墜機事件發生，中國民眾總是冒著生命危險，全力營救幸存隊員，譜寫了一曲曲中美人民生死與共的動人贊歌。

外國友人的軍事援助對中國抗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的輸入，提升了中國軍隊的戰斗力，縮小了中日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也讓中國人民感受到國際社會的正義力量，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也加強了中國與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聯系與合作。

醫療援助守護軍民生命

抗戰時期，許多外國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中國人民的抗戰醫療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帶著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抗戰的同情，帶著先進醫療技術和設備，用實際行動詮釋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他們是中國人民最真摯的朋友和最親密的戰友。

國際援華醫療隊雪中送炭。1939年底，貴陽的圖云關迎來了第一批來自歐洲的國際援華醫療隊，人稱“西班牙醫生”。“西班牙醫生”中并沒有西班牙人，他們的國籍分別有德國、波蘭、奧地利、羅馬尼亞、匈牙利、蘇聯等，他們曾是戰斗在西班牙前線反法西斯的勇敢戰士。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他們本著反法西斯的決心，響應保衛中國同盟的呼吁，由“國際援華醫藥委員會”出面組織，分批來到中國。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被當時的香港報紙稱作“西班牙醫生”。這樣，“西班牙醫生”的稱號就成了這批國際醫務工作者的頭銜。

國際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后，基本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根據他們的專業和技術水平分別被聘為顧問、外科指導員、醫師、護士，有些還擔任了下屬醫療隊的中隊長、區隊長，他們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赴前線服務，經常轉戰各地做戰地救護和部隊衛生勤務工作。

國際援華醫療隊的到來，對于中國戰爭的軍醫制度而言可謂雪中送炭，在提供訓練有素的醫生的同時，還帶來了各種醫療設備和藥品，并幫助中國培訓醫護人員，提高醫療隊的戰地救護水平。他們將青春、事業和理想同中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與中國軍民并肩作戰至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白求恩守護晉察冀軍民生命。諾爾曼·白求恩，這位來自加拿大的著名胸外科醫生，是抗戰時期外國援華醫療人員的杰出典范。1938年初，白求恩受美國和加拿大共產黨派遣，率領一支由三人組成的加美援華醫療隊，攜帶價值5000美元的醫療器械抵達中國，3月底到達延安，隨即投身于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救亡工作中。當時，中國抗日根據地醫療條件惡劣，缺醫少藥現象普遍。白求恩毫不退縮，創造性地提出建立“流動血庫”。在以往戰爭醫療中，傷員常因失血過多而死亡，主要原因是無法及時輸血。白求恩發現，在前線附近建立可移動血庫，能夠快速為傷員輸血，大大提高救治成功率。他率先在晉察冀根據地實施這一設想，親自參與采血、儲血工作。在淶源縣摩天嶺戰斗中，“流動血庫”發揮了關鍵作用，6個小時內，白求恩和醫療團隊利用流動血庫為115名傷員進行救治，成功挽救眾多戰士生命。他還在晉察冀根據地創建了一座模范醫院，積極培訓醫護人員，編寫教材，傳授外科手術技巧等實用醫療知識。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白求恩行程7500公里，做手術千余次，為中國抗戰醫療事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最終因救治傷員感染敗血癥，將49歲的生命永遠留在了中國。毛澤東撰寫《紀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贊揚他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極端負責的敬業精神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精神。

印度援華醫療隊慷慨施以援手。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后，經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呼吁和請求，印度國大黨動員印度人民給予援助。緊接著朱德也致信尼赫魯，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和八路軍在醫療上的困難，呼吁印度人民給予幫助。1938年5月，印度國大黨作出向中國派遣醫療隊的決議。經過4個月的籌募工作，9月，一支五人醫療隊攜帶醫療器械前往中國。醫療隊由愛德華、柯棣華、巴蘇華等5位醫生組成，他們歷經艱難抵達中國。幾經輾轉，沖破重重阻礙于1939年2月12日抵達延安，開啟了對中國抗戰的醫療救援工作。最終，柯棣華醫生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中國人民所永遠銘記。

柯棣華到達延安后，被任命為八路軍軍醫院外科主治醫生。1939年12月21日柯棣華一行離開延安抵達晉東南的八路軍司令部，請求帶領一個流動醫療小組同作戰部隊一道行動。他將白求恩當作榜樣，在白求恩墓前莊嚴宣誓：“我要像你一樣生活。”8月，在晉察冀的淶靈地區的戰斗中，柯棣華像白求恩那樣組織醫療隊上前線，實施戰場救護。在為時13天的戰斗中，柯棣華帶領兩名助理醫生、幾名護士，接收了800余名傷員，為558人實施了手術。1941年1月5日，晉察冀軍區任命柯棣華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危難之際出任院長職務，既是中共中央、邊區領導對柯棣華的充分信任，也體現了柯棣華不畏艱辛、勇于擔當的奉獻精神。在他的領導下，這所醫院成為晉察冀邊區的醫療中心，1941年僅門診就達到38262人次，對提高部隊的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1942年，柯棣華因勞累過度，不幸病逝于中國，他用生命踐行了對中國抗戰的承諾。

此外，還有不少其他外國醫務人員參與到中國抗戰醫療援助中。被譽為“活著的白求恩”的奧地利大夫傅萊，與柯棣華一起救治傷員，培養醫護人員，并且終生留在了中國。他為粗制青霉素研制和信息醫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英國醫生喬治·海德姆，中文名馬海德，1933年來到中國，深入抗日根據地，長期從事醫療工作。馬海德不僅救治大量傷病員，還參與了中國的麻風病防治工作，為改善中國公共衛生狀況作出突出貢獻。德國醫生漢斯·米勒，1939年來到延安，在八路軍醫院工作多年，在艱苦環境下為八路軍傷病員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醫療保障。丹麥醫生雅各布·馬爾申，在中國多地參與救治工作，以人道主義精神對待每一位傷病員，在戰火中傳遞溫暖與希望。

外國友人的醫療援助在抗戰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醫療救治角度看，他們帶來的先進技術和充足藥品，大大降低了傷病員的死亡率和傷殘率。外科手術技術的提升，使許多重傷員得到有效救治，能夠重返戰場或回歸正常生活。從醫療體系建設層面看，他們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醫療制度和培訓體系，培養了大批本土醫護人員，為中國醫療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這些國際友人的無私奉獻，讓中國軍民感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關愛，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士氣，增強了中國人民戰勝侵略者的信心。

施行人道主義救助，提供經濟技術支持

抗戰期間，還有眾多外國友人以人道主義精神救助中國難民，有的建立難民收容所、醫院等慈善機構，有的通過捐贈物資、資金等緩解難民生存壓力，還有的開辦技術學校，為中國抗戰儲備技術人才。這些救助與支持展現了國際正義力量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提供了重要幫助，也成為中外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這是當年約翰·拉貝院內防空洞的入口，約翰·拉貝曾在這里掩護了數名中國同胞。

拉貝、魏特琳對南京難民的護佑。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德國商人約翰·拉貝以非凡勇氣與人道主義精神，為身陷絕境的中國難民撐起生命的保護傘。他利用自身納粹黨員的身份及德國與日本的同盟關系，與史邁士、馬吉、貝德士等十余位國際友人共同設立“南京安全區”，劃定約3.86平方公里的區域作為避難所，親自擔任安全區主席。拉貝不顧個人安危，日夜奔走，通過撰寫日記、拍攝照片等方式，詳細記錄日軍暴行，留存下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在安全區內，拉貝組織搭建臨時住所為難民提供食物、醫療等基本生存保障，收容保護了約 25萬中國平民，使其免遭日軍屠戮。他們不斷與日軍交涉，抗議暴行、阻止殺戮。

此外，美國籍女教師明妮·魏特琳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拯救了無數中國難民的生命。她組織巡邏隊守衛校園，保護了成千上萬中國婦女免遭日寇蹂躪。面對日軍的暴行，她毫不退縮，多次與日軍交涉。校園最多時收容了一萬多名難民，她不僅關心難民安全，還為他們的食宿操勞，提供熱水、棉被等物資，為營養不良的兒童搞到奶粉和魚肝油，還請醫生為難民打防疫針，并且為那些失去家人且無依無靠的年輕婦女和姑娘開辦職業培訓班。這些義舉，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更彰顯了人性光輝，成為黑暗歷史中照亮希望的一盞明燈，其人道主義精神至今仍為世人敬仰與銘記。

2014年1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公祭儀式上講道：“在南京大屠殺那些腥風血雨的日子里，我們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眾多國際友人也冒著風險，以各種方式保護南京市民，并記錄下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對他們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艾黎教孩子識字。

路易·艾黎發起“工合”運動培養技術人才。路易·艾黎，新西蘭人，1927年來到中國，目睹了這片土地上的動蕩與苦難。七七事變爆發后，他敏銳地意識到，僅靠軍事抵抗遠遠不夠，還需增強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以支撐長期抗戰。于是，他與斯諾夫婦等中外友人共同發起了“工合”運動，旨在組織各種工業合作社，利用大后方的人力、物力，發展工業生產，為抗戰提供物資保障。經多方努力協調，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11月遷往重慶，國民政府任命艾黎為行政院技術顧問，兼任代理總干事。此后，他不辭辛勞，奔走于大半個中國，深入各地考察調研，幫助建立工業合作社。在他的努力下，到1942年，中國各地的工合組織發展到1500個，產品涵蓋了軍需民用的多個領域，不僅為抗日前線提供了大量物資，還援助了20多萬失業者和難民，極大地緩解了當時的社會壓力，增強了中國抗戰的經濟基礎。

隨著“工合”運動的推進，艾黎發現技術人才的匱乏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為解決這一問題，1942年，他與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在陜西秦嶺山中的雙石鋪創辦了培黎工藝學校，開啟了為中國培養技術人才的征程。培黎學校實行半工半讀、理論結合實際的教學方針，學生們不僅學習文化知識，還參與實際生產操作，在實踐中掌握技術技能。學校設有近20個供學生實習的生產組，涉及機械、紡織、造紙、化工等多個行業，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機會。

由于時局變化和國民黨當局的干擾，1944年，培黎學校遷至甘肅省山丹縣。在這里，學校一度發展到近600人的規模，成為當地培養技術人才的重要基地。艾黎和何克等教師們言傳身教，不僅傳授技術，還培養學生的品德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的努力，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技術人才，這些人才在戰后的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來自五湖四海的國際友人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國與中國人民，增強了中國抗戰力量，堅定了中國人民抗戰的信心。它彰顯了世界正義力量對法西斯侵略行徑的堅決抵制，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也加深了中外反法西斯的革命情誼。面對當今世界紛繁復雜的時局，抗戰時期國際友人支援中國所彰顯的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對于反對國際霸權和欺凌，仍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現實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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