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單身的多樣體驗：性別與年齡的分化

▲來源：www.pexels.com

撰文：崖瀟藝 沈洋

責編：錢岳

寫在前面

隨著婚姻推遲以及不婚不育群體的增加，人們一生中單身的時間段也隨著延長。但目前社會學研究中對于我國未婚青年單身經歷的關注度不高，并且現有研究主要聚焦大齡單身女青年的經歷。這使我們產生了最初的好奇：單身者對于單身的理解以及對婚姻的態度會有性別差異嗎？不同年齡段的未婚青年又是如何看待單身和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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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性別化的單身經歷

帶著疑問，我們訪談了58位25-45歲的城市未婚青年，了解他們婚姻態度的變化過程、關鍵影響事件，以及他們對這些變化的理解和感受。受訪者來自全國28個二線及以上城市，男女比例為1:1，平均年齡為31歲，88%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職業類型涵蓋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自由職業者以及在讀研究生。

在訪談數據分析前期，我們注意到，雖然我們在訪談時沒有特意按照年齡和人生階段來提問，但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過“學生時期”或“大學畢業”這一態度轉折點，而部分30歲以上的女性更是明確提及“30歲”和“35歲”兩個關鍵年齡節點。因此，我們將年齡作為初步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呈現婚姻態度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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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歲：結婚有風險

在反復閱讀訪談素材并進行主題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在二十多歲的受訪者中，求學/求職帶來的城市遷移以及對職業發展的優先考量，使許多青年難以投入親密關系，甚至將婚姻視為一種風險。

例如，對于身處不同城市的伴侶而言，是否為共同生活而遷居常常需要雙方反復協商，而一旦協商破裂，往往會引發對婚姻的悲觀看法。受家庭與職業“雙重負擔”的影響（Ji等，2017），許多我國高學歷女性不愿為了成家而犧牲自身的職業發展。38歲的受訪者Daisy自二十多歲與大學男友分手后一直保持單身，而導致分手的根本原因正是兩人未能就未來定居的城市達成一致。Daisy回憶道：

“因為我在這邊的工作非常穩定，我覺得搬去他的城市風險太大，所以我們最終還是分手了。這段關系給我帶來了很大創傷。我們兩個人都付出了努力，但還是沒有好結果 […] （分手之后）其他朋友也介紹過一些條件不錯的男性給我，但我覺得還是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比較好。”

“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這一理論概念適用于理解我們的研究發現。壓縮現代性最初由韓國學者Chang Kyung-sup提出，指的是“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重變遷在極短的時間和空間內高度濃縮地發生”(Chang，2022，第19頁）。在這種狀態下，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而相對忽視社會再生產，再加上高強度的勞動時間，共同促成了壓縮現代性的形成。

壓縮現代性直接體現在家庭和個人層面。家庭不再只是情感和生活的場所，而更像是一個“資源容器”：它能為成員帶來經濟上的回報和社會地位上的提升，同時也意味著沉重的壓力和風險，比如育兒和養老負擔（Chang & Song, 2010, 2022）。

二十多歲的未婚青年將婚姻視為不利于職業發展的風險，這體現了壓縮現代性的特點：我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這迫使個人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承受更大的工作要求和時間壓力。在這種苛刻的環境中，許多人傾向于優先考慮職業發展而不是組建家庭。

年過三十：性別塑造單身的感受

然而，單從年齡并不能解釋全部現象。我們發現，30歲以上的未婚女性和男性受訪者，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壓力、家庭期待和職場環境非常不同。因此，只有納入性別的維度，壓縮現代性的解釋力才得以充分發揮。

我們發現，三十歲以上的男性與女性受訪者在婚姻態度上開始走向分化：女性因生育年齡的社會規范而承受更強烈的焦慮；相比之下，男性的年齡壓力較少與生理相關，而更多體現在經濟準備上。

例如，由于非婚生育在我國仍面臨重重障礙，34歲的文文正陷入一場關于婚姻與生育的內心拉扯。她并不認同“必須結婚”的人生腳本，卻因渴望擁有孩子而不得不重新審視婚姻的必要性。她甚至試圖通過醫美來爭取組建家庭的機會。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35歲以上的女性受訪者普遍接受了終身單身的可能性，她們對加諸自身的年齡與性別規范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并重塑了一種不依賴婚姻與生育的獨立女性身份。相比之下，男性受訪者往往把單身歸因于高房價等外部壓力，或者覺得自己配不上心目中過于理想化的伴侶。

例如，在2010年之后，單身女性常被貼上“剩女”的標簽，社會甚至將她們未婚歸因于“缺乏成為好妻子或好母親的能力”。在“剩女”話語盛行的年代，20歲末的Jingjing也難免因為“剩女”話語而感到焦慮。但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39歲的Jingjing打破了這一束縛性的敘事，她說：

“我最初接觸女性主義時并沒有太深的印象。直到后來，我才開始反思，為什么自己曾經那么渴望結婚。原因之一是大家都說如果我結婚，我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我當時也相信這一點。但在我35歲之后，我意識到，我并不需要別人因為我‘有潛力’成為好妻子或好母親而認可我；我完全可以過好自己的生活。”

而45歲的馬克，年收入25萬，沒有房產，在反思自己的單身經歷時提到：

雖然到了我這個年紀，很多男性其實還是想找個年輕漂亮（的伴侶），我也想找一個30歲左右的[…]自己的設想比較理想，高出自己的能力，很多悲劇就是來源于此。就是想的跟自己的能力是有差距的，你要求那么高，你自己什么都沒有，所以這個就比較難。

在當代中國的性別期待和道德評價體系中里，這一性別差異就變得好理解了。女性因偏離以婚姻與母職為中心的主流腳本而承受更強社會壓力，被迫不斷為單身身份辯護，并在持續的文化與家庭博弈中強化自我反思。相比之下，父權制婚姻體系賦予男性更多特權，可能使其更順從既有邏輯，缺乏批判或抵制父權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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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作為理解壓縮現代性的核心軸線

本研究通過對中國城市未婚人群的深度訪談，揭示了在“壓縮現代性”語境下，男性與女性在婚姻態度、壓力來源和身份建構上呈現出顯著分化。

在受訪者中，二十多歲的未婚青年往往因求學、求職和城市遷移而更關注職業發展，這阻礙了他們將精力投入親密關系。

而在三十歲及以上的受訪者中，性別差異突出。三十歲及以上的女性更容易受到社會生育年齡規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更強的婚姻焦慮；有部分女性選擇主動或被動單身，并在女性主義話語中尋求認同與支持。相比之下，三十歲及以上的男性則更多承受“經濟供養者”角色期待和高房價等結構性壓力，其經濟不穩定性使其在婚姻市場上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

基于對訪談素材的分析，我們構建了性別化的壓縮現代性這一理論框架，用以解釋在壓縮現代性的中國語境下，個體如何在結構性限制、性別化期待與個人理想之間不斷權衡與抉擇，從而為我們深入理解婚姻趨勢的變化以及壓縮現代性下社會規范的轉變提供新的視角。

▲圖一：“性別化壓縮現代性”框架

圖一展示了“性別化壓縮現代性”框架下中國城市青年單身經歷婚姻態度流動的年齡與性別差異。隨著年齡增長，個體的婚姻態度從“理所當然”或“無憂無慮”，逐漸轉向“猶豫或渴望”，在30歲左右達到焦慮高峰，隨后在35歲后趨于“順其自然”。這一轉變受到多重關鍵事件和結構性因素的共同影響，包括職業經歷、工作強度與地理流動、父母期望與同輩壓力、性別化年齡規范以及貫穿各年齡段的婚姻風險感知等。本研究指出，性別是壓縮現代性作用的核心軸線。人們如何感知、協商并抵抗婚姻相關壓力，折射出壓縮現代性在中國語境下性別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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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逼婚，給年輕人一個更包容的選擇空間

雖然本文以年齡及性別作為研究發現的展示框架，但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強化年齡與性別對于生命歷程的切割，而是力圖呈現出人們的婚姻態度在年齡與性別框架下的變化與掙扎。事實上，讓婚姻選擇不受年齡與性別所困或許才是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應當轉換思路，不是通過政策去提倡一種結婚生育的價值觀與人生觀，而是通過社會政策為人們的親密關系實踐營造更包容的社會文化以及制度環境，這包括降低婚育成本，消除人們對結婚生育的顧慮，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婚育友好型社會。

參考文獻

[1] Ya, X., & Shen, Y*. (2025). Bifurcated experiences of single people in urban China: A gendered compressed modernit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21.

[2] Chang, K. (2022). The Logic of Compressed Modernity. John Wiley & Sons.

[3] Chang, K., & Song, M. (2010). The stranded individualizer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South Korean women in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539–564.

[4] Ji, Y. (2017).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Revue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26).

[5] Ji, Y. (2025). Family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Bilateralism,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filial piety. Sociology Compass, 19(3), e70050.

崖瀟藝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制版編輯：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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