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鄧小平為何要出訪亞洲七國

文/胡新民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定》，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外事工作仍是他主管的工作之一。從1957年隨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訪蘇，到1974年4月毛澤東派他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鄧小平不但對新中國的外交路線的發展有著深刻的理解，而且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第三次復出后不久，1977年8月3日，他在同胡喬木等人談話時，商議撰寫一篇關于毛澤東的劃分三個世界思想的文章，并強調“這篇文章很需要”。

鄧小平復出后第一次外事活動是8月7日會見朝鮮駐華大使全明洙，在談話中他表示自己心情舒暢。此后，他多次會見了來訪的美國、日本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客人。在會見外賓時，鄧小平強調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規定”。他明確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根據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制定的。這個思想指導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對外政策。”

攜手共同反霸：把緬甸和尼泊爾列為第一批訪問的國家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啟動和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中國的國際交往迅速擴大，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國政要紛紛訪華，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國領導人很少回訪。隨著國內外形勢發生的變化，特別是霸權主義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日益嚴重，使得中國領導人感到，盡快回訪有關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很有必要。鄧小平身體力行，于1978年1月和2月訪問了中國的近鄰緬甸和尼泊爾，為及時鞏固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攜手共同反霸，開創了新篇章。

鄧小平選擇這兩個國家作為第一批出訪國是有重要考量的。緬甸是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而且此后雙邊關系的發展比較順利。毛澤東去世時，該國發行量最大的，事實上也是政府機關報的《勞動人民日報》刊文稱“世界最卓越的領導人逝世”，“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世界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在國際事務中，緬甸反霸態度鮮明。尼泊爾在1971年10月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其駐聯合國代表說：“尼泊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非常親密的鄰邦。我們的關系是親切的、傳統的和友好的，并且是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毛澤東去世時，尼泊爾首相比斯塔深情回顧了他和毛澤東的三次見面，“毛主席對我所說的話也是對尼泊爾人民的巨大鼓舞”。

◆1978年，鄧小平在出訪尼泊爾的飛機上。

1月26日下午，鄧小平抵達緬甸首都仰光，受到了盛大隆重的歡迎。鄧小平的出訪，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很大關注。西方媒體報道，“其禮儀規格比歡迎一位國家的總理的禮儀還熱烈隆重”。“鄧副總理出訪，是他去年年中再次恢復工作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在一系列外國領導人訪問中國以后中國方面的第一次回訪”，“鄧副總理選中緬甸作為第一個出訪國，而且，在為國內政治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要在緬甸逗留近一周時間，從這里似乎可以看出中國對東南亞的外交戰略方針”。在1月27日晚出席緬甸總理吳貌貌卡的宴會上，鄧小平贊揚緬甸政府長期奉行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系，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贏得了各國人民的欽佩和贊賞。鄧小平還指出，許多亞洲國家明確宣布反對任何國家在世界任何地區建立霸權，這反映了亞洲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對于亞洲國家之間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爭端，我們歷來主張由有關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友好協商解決。我們相信，只要亞洲各國人民加強團結，堅持斗爭，一定能夠挫敗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陰謀，在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斗爭中取得更大的勝利。鄧小平最后強調：“中緬兩國‘胞波’般的友好關系，是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吳奈溫總統親自關懷和培育下發展起來的，經受了時間的考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月30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國大使館會見仰光的華僑代表時，鼓勵華僑自愿加入住在國國籍。對于那些愿意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則鼓勵與駐在國人民搞好關系。“這是我們發展與住在國友好關系的重要一環”。鄧小平的這番話，是針對當時周邊國家一些華僑因“血緣情結”和“愛國熱情”，造成住在國政府擔心的情況而說的。因此，這番話實際上也是說給其他有這種擔心的國家聽的。

1978年2月3日，應尼泊爾王國首相比斯塔的邀請，鄧小平乘專機到達加德滿都，對尼泊爾王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尼泊爾對這次訪問高度重視，以歡迎國家元首的規格接待鄧小平。尼泊爾首相比斯塔親自到機場迎接鄧小平，并且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鄧小平在當天下午同比斯塔會談時指出：“我訪問的第一批國家就是緬甸和尼泊爾，因為這些國家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在當晚出席比斯塔舉行的國宴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一個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反霸統一戰線，正在不斷擴大。南亞地區的形勢也正朝著有利于各國人民而不利于霸權主義的方向發展。強調：“中尼之間睦鄰關系是發展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光輝范例。”2月4日上午，鄧小平再次同比斯塔會談，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堅定的，不會改變。特別是毛主席教導我們永遠不稱霸，我們將永遠屬于第三世界。現在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將來發達起來以后也不稱霸。所不同的是，那時我們將能對第三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當天下午，鄧小平在通迪克爾廣場草坪上舉行的歡迎大會上，贊揚了尼泊爾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對團結反霸斗爭作出的積極貢獻。比斯塔首相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此次訪問，說尼泊爾相信“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將對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作出更多更寶貴的貢獻”。這一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首相等尼泊爾貴賓訪華四次，每次鄧小平都親自接待，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對“最好的朋友”的高度重視。

穩定東亞的重要舉措：訪問朝鮮和日本

1975年4月18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和朝鮮黨政代表團。毛澤東向客人介紹并稱贊鄧小平，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了。”鄧小平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在1962年和1964年訪問過朝鮮，深知維護和發展中國與朝鮮的傳統友誼的重要性。正如鄧小平1981年1月所言：“中朝友好關系是經歷過烽火考驗的，是一種特殊的關系。”

1978年9月9日，是朝鮮國慶30周年，鄧小平受中央委托，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平壤祝賀。當時參加朝鮮國慶活動的外國代表團很多，其中還有幾位國家的總統級人物。盡管金日成在5月已經接待了華國鋒主席的來訪，但他仍很重視這次鄧小平的來訪。他特別提出，希望與鄧小平舉行會談，鄧小平欣然應允。

9月12日上午，金日成與鄧小平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會談。鄧小平在談到引進技術發展經濟問題時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鄧小平向金日成介紹中日關系時特地強調，我們同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把反霸條款寫入了正文，這在世界上還是第一次。鄧小平還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與美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我們正同美國舉行秘密談判，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我們同美國的關系，主要是臺灣問題”，“美國表示同意廢約、撤軍、斷交三個條件”，通報這些情況，體現了鄧小平對金日成的高度信任和對中朝關系的高度重視。

◆1978年，鄧小平應邀訪問朝鮮，在平壤與金日成單獨會談。

此后，中朝兩國領導人保持頻繁互訪，及時通報各自的情況和交換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以及各自準備應對的方針和措施，使朝鮮半島的局勢保持了穩定。這在實質上是在鞏固和發展抗美援朝的勝利果實。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這次出訪的直接目的是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在外交上作出的重大決策之一。這個決策蘊含重要的戰略意義：那就是面對第一世界“兩霸”的挑戰，要警惕“蘇聯更具冒險性”。

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署并發布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聯合聲明》。聲明第八條中明確寫道：“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但是，圍繞這個友好條約的反霸條款問題，雙方經歷了4年的艱苦談判。當時的美蘇兩霸，蘇聯更加咄咄逼人，對我國國家安全威脅最大。而當時日本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要聽命于美國（現在也如此），另一方面因“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問題，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顧蘇聯的情緒。隨著形勢變化，美國出于牽制蘇聯的目的，告訴日方在與中國簽訂友好條約時，“不要顧慮美國的態度”。1978年8月10日，鄧小平會見前來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在談到即將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指出：“條約的中心內容實際就是反對霸權主義。反霸是不針對第三國的，但有一條，誰搞霸權就反對誰。對我們自己也是一個約束。我們自己如果搞霸權，那就自己反對自己。中國現在沒有資格稱霸，但起碼東南亞有些人擔心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后是否會稱霸。我們再三說，中國永遠不稱霸，如果稱霸，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變了質。條約里寫上反霸條款，體現了中國長久的國家政策。對日本也是一個約束。這對改變日本的形象有好處。中日之間并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后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在最后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正文中，相關部分以中方同意加進“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系的立場”內容而各得其所。

鄧小平10月22日抵達東京。第二天前往日本首相官邸拜會首相福田赳夫。在談話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對日本，甚至對世界，都是件大事。在下午同福田舉行會談時，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總結了兩國過去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更進一步肯定了兩國友好關系要不斷地發展。“坦率地說，在現在這個動蕩的局勢中，單就東方來說，中國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國友好。”

10月25日是鄧小平最為繁忙的一天。上午和福田舉行第二次會談。由于中日友好條約沒有涉及到臺灣問題，鄧小平指出，臺灣問題總有一天會要解決的。關于雙方的經濟合作問題，鄧小平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對日本也不是無所作為的，我們越發展，同貴國協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為這段時間，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受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生產設備和資金大量閑置，急于開辟新的市場。與中國合作，不啻于給了他們一個極好的機會。下午出席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是這次出訪的重頭戲，這是中國領導人在出訪時第一次參加西式記者招待會。面對400多名世界各國記者，鄧小平重點強調了中日友好條約的“核心”意義。他首先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決不稱霸。這是毛主席生前為我們規定的國策，并已明確載入中國的憲法。我們希望中日雙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孫后代，永遠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反霸原則。然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對霸權主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核心。”

鄧小平的成功訪日，使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精神對日本朝野和社會各界乃至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從而“為隨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更穩定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鼓勵團結反霸：訪問東盟三國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鄧小平應邀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三個國家都是1967年8月成立的旨在維護和促進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成員。而這三個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各有不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分別于1974年和1975年與中國建交。當時泰國還是1954年美國 主導的遏制中國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的成員國。新加坡則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還沒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鄧小平這次出訪談的重點內容是與這三國的領導人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并鼓勵團結反霸。當然，宣示“現在我們立下了雄心壯志，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說明現在中國集中精力搞建設，需要世界各國的，特別是鄰國的支持。團結起來反對霸權主義，不但對中國一國有利，對各國，特別是中國的鄰國也同樣有利。

◆1978年10月，鄧小平應邀訪問日本，出席中日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

可以看到，鄧小平在這十天的訪問中，談得最多的仍然是團結反霸。

11月6日晚，鄧小平出席泰國總理江薩舉行的歡迎宴會講話時，贊揚東盟堅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以及加強東盟組織自身團結的立場，指出，東盟組織加強團結合作，不僅有利于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也是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寶貴貢獻。強調要警惕霸權主義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活動。11月8日出席記者招待會在回答有關中國同泰國共產黨關系問題時指出，就中國來說，把黨和黨的關系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區別開來，使這樣的問題不影響我們發展國家間的友好關系。事實上，我們正是同泰國政府達成了這樣的諒解，才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且發展了兩國的關系。11月9日出席中泰兩國政府關于成立貿易聯合委員會的議定書、關于1979年度兩國出口商品的議定書和中泰兩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談紀要的簽字儀式。隨后離開泰國前往馬來西亞。

11月10日下午鄧小平前往總理府拜會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并舉行第一次會談。鄧小平在會談中指出，國際總的局勢是有利于被壓迫民族，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但世界整個形勢趨向緊張、不安寧，其根源是霸權主義爭奪的結果。面對戰爭爆發的危險，各國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應找一條延緩戰爭爆發的辦法，而不能無所作為。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和分析，中國的對外政策，除發展同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外，就是延緩這個戰爭的爆發。這是我們處理國際事務的根本依據。在當晚出席侯賽因舉行的歡迎宴會發表講話時又指出，在當前形勢下，東盟國家加強團結，協調一致，堅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使這一地區不受任何形式的外來干預，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11月11日，在與侯賽因第二次會談中指出，拉扎克總理1974年到中國訪問，雙方在國與國和黨與黨的關系問題上達成諒解，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正是這種諒解，我們的關系有了發展，保持這個諒解，我們的關系才能得到更大發展。

◆1978年11月，鄧小平應邀訪問新加坡，在機場與李光耀親切握手。

11月12日，鄧小平結束對馬來西亞的訪問后，抵達新加坡。鑒于新加坡在地緣政治上的特殊優勢，鄧小平三次提到團結反霸問題。抵達當天下午，在同李光耀總理舉行會談時指出，東南亞的形勢變化很難預料，亞洲安全體系（指1969年6月蘇聯領導人妄圖孤立中國鼓吹建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筆者注）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是有市場的。中國政府當然要正面地、明確地表明我們的立場。當晚，鄧小平在李光耀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又指出，中新兩國人民都是熱愛和平的人民。我們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建設我們各自的國家。我們一貫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重申：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強盛起來也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脅、顛覆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11月13日下午，同李光耀繼續舉行會談。指出，東盟把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貫徹到底，本身就是對霸權主義的一種平衡力量，至少可起防御作用。東盟是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因素。

鄧小平1978年的七個亞洲國家之行，強調了反對霸權主義的主題，為我國改革開放創造了穩定的外部環境。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時，特地對那段時間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中肯的評價：“還必須著重指出，兩年多來我們進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爭取到了一個很好的國際環境。從這次自衛還擊戰的國際反應來看，絕大多數人是從心里同情我們的。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關于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遠見。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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