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被告知只有城里的生活才值得一過？

從 12 歲到 30 歲，一個貧苦的少年被電視媒體扔到大城市里的優渥家庭，他成為被拍攝的奇觀，也在內心感受著慘烈的城鄉對比。

在一檔交換人生的綜藝里，他第一次和村莊以外的生活產生交集，又因父親的死亡而被城里家庭有目的的收養。

直到 30 歲，他都未曾在城市或農村找到自己的扎根之處，也尚未完成一場屬于他的精神遷徙。

這是作家東來新書《鳳凰籽》里寫下的一段人生，也是我們這代小鎮做題家的共同處境。

她以盛極一時的《變形計》作為創作起點，回看我們的來時路，追問「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被告知只有外面的生活才值得一過」「那些在時代洪流中決定背過身去的人，是輸家嗎」？

上周，我們的播客@不把天聊si 邀請了東來與她的編輯夏周錄制了一期播客，完整內容可以在小宇宙收聽，我們節選了其中的部分對談內容，與你分享。

哪有什么交換人生，

只是更貧更富。

米花：

長大之后我再去回想湖南臺那檔《變形計》，有很多羞于啟齒的心情。它很像是我們去看《爸爸去哪兒》，一定要有很多闖禍，啼笑皆非的事故，才會讓這個節目好笑，不會帶娃的爸爸帶娃更好看。

同理，「好笑」在農村小孩身上是不會發生的，他到城里面去，那種緊張扭捏只會讓人感到如坐針氈，你和他是同樣處境的人，你會感覺到非常揪心。

小時候我身邊所有人都毫無例外地更喜歡城里的小孩，如果他還有點顏值，將來就可以參加選秀出道。

對「上等人」，對城里人的欣賞或者是寬容，很像是一種刻在骨子里面的卑躬屈膝的性癖。

于是，即使在這樣一檔所謂的交換人生的綜藝上，依然只是讓有錢人變得更有錢，窮人變得更窮。

東來：

因為要寫這個小說，我又把很多節目看了一遍，你說得對，你有時候真的會被這套戲劇設計給揪住，你還是會更喜歡，更偏愛城里的小孩。

我為什么要以《變形計》為一個底本去寫這個《遙遠的生活》，其實就是你說的這種東西。

我是學新聞的，上大學的時候看的這個節目時，就覺得這個電視節目的倫理問題非常嚴重，它就是對農村小孩的一種剝削，把他們奇觀化了。

農村小孩被交換到城里面去過的生活，見識到的東西，所有的一切都是背景板，只是為了給城里面的小孩那套敘事做背景板的——

壞小孩經過了一些挫折，過了一點苦日子之后，變成了好的小孩。

更光鮮的生活里，

「政治」是一種裝點。

米花：

在《鳳凰籽》里，那個城里小孩的父母，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是翻譯家。他們的生活日常是，會在飯桌上隨口聊起歐洲的生活，美國的政治。

我作為一個小地方來的人，「談論政治」是被我用來判斷自己處于什么位置的一個指標。美國政策、國際戰爭，它當然有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力層層減弱，傳到村莊里就已經微不足道了。

在城市就不一樣，你立刻能關注到它會如何影響到裁員，影響到某一款電子產品的價格和一個工廠的工人。

我對于自己能夠談論這些，是持有比較樂觀的態度的，我的生活有閑暇，離世界的中心更近，才能談論遠方。

東來：

你這是一個蠻好玩的指標，寫到這個場景的時候，我也有這個想法。

你從一個相對邊緣，相對落后且信息滯后的地方出來，面對的是一種信息沖擊，還有精神的富裕。

你就發現，生活原來不是自己以前父母過的那種那樣就行了，我需要去攝入更多的東西才能夠加入這樣的對話。

這對城里父母的那種對話，其實構成的也是某種中產生活的想象，那就是你得去關心世界。

但是那些東西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本心的？還是說，它只是作為一種對話上的裝點？

我覺得很多時候它只是一種中產生活的裝點，一種為了參與世界的表演。

米花：

說到裝點，除了「聊政治」我還注意到書里的一個關于階層劃分的符號，就是可樂。

你當時寫，導演組拍攝城鄉兩位主人公時，是先去的農村小孩家里，小孩很想讓自己在鏡頭面前得體一點、大方一點，但他越努力就越顯得扭捏。攝影師不耐煩地罵他，讓他正常一點。

接下來就是城里的小孩到了農村，他下了那個車沖過來的瞬間，就向導演組要了一罐可樂。

他把可樂一口氣喝完之后，還打了一個很大的嗝，所有人都笑了，所有人都很開心，那個城里的小孩不費吹灰之力，一瞬間獲得了所有人的喜歡。

可樂，這個東西它是一個很小很小，但是又非常準確地區分不同的階層的一個非常日常的符號。

我上學的時候，我們班那些家境比較好的同學去小賣部，他們會順手帶一支可樂回去上課，但是那種可樂對我們這種窮人家小孩來說很奢侈，甚至會想為什么不去買營養快線？

那種隨手買起一支可樂的行為，也是一種城市生活，富裕生活才會有的松弛感。

不想聊AI

可以嗎？

米花：

你在整個小說里，唯一溫柔的筆觸給了主人公的農村父親，他去打工又回到農村，拒絕過更好更先進的生活，為什么要寫這樣一個人物？

東來：

我是江西人，到現在我們江西都還是勞務輸出大省，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往外走，去浙江，去廣東打工。

我成長的環境里面很多留守兒童，每年過年才能夠見到家長，他們坐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外面的事情。聊廣東怎么樣，浙江怎么樣，那邊人怎么生活的？

他們不會再聊自己當地的生活了，因為覺得沒有什么可聊的，這只是一種很邊緣、很落后的生活。

這些對話會在我腦子里構成一種想象——這個世界上是存在某種中心的，中心在大城市，如果想要過上一種值得過的生活，你必須要去到那個中心。

這個意識是在你成長過程當中一直被強化的，你的老師、家長都會鼓勵你這個想法，并且讓你盡量地去實現。

但我有一個堂伯，這個人極其聰明，他年輕的時候出去闖蕩過，因為他不喜歡外面的生活，就回到老家，后來以收廢品為生，過著一種大家眼里好沒出息的生活。

他身體不太好，去世也比較早，我每次想到這個人，心里面總是會有一種憐憫之感。

這種憐憫在于，我覺得很多時候時代就是讓人沒得選。能夠有勇氣背身，跟這個浪潮對著干的人，其實是勇士來的。

我不想過那種生活，為什么不能呢？我不想融入到這種城市化的浪潮里面，我不想去賺那么多錢，我就喜歡我這一畝三分地，可以嗎？可以，那你付出的代價會非常高昂。

小說主人公的這個父親其實是寄托了一些我自己的這種反思，比如現在聊 AI 這個事情，我會特別的抵觸，我能選擇不聊嗎？我能選擇不使用嗎？

哪怕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是一次技術革命，但是我仍然覺得它是一種信息暴政，那我能否不在這種暴政里面生活？就這樣。

從小地方到大城市，

要經歷怎樣的精神遷徙？

東來：

我是 90 年出生的，現在已經 35 歲了。我的人生的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遷徙，向上遷徙。整個城市化浪潮當中，我們家就跟它的時間是完全嵌合的。

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鎮的一個村莊里面，接下來就去了縣城里面讀書，高中去中等城市，一路向上，最后到上海工作。

有一個經濟學家叫李強，他就講過中國其實是存在四個世界的。農村是一個世界，小城市是一個世界，中等城市是一個世界，大城市是一個世界。

像我這樣的人，以及我所代表的很大一群人，其實是從這四個世界里面穿行而過的，我總是覺得自己并不屬于任何一個地方，我跟現實生活一直處于一種比較緊張的狀態里面。

有一年年終獎發得比較多，那時候也剛到上海，我感覺自己跟這個城市很陌生，因為我根本不了解這個城市好在哪？

所以我當時就拿了6萬塊錢去嘗試，去訂了很好的酒店，去吃了很貴的人均 2000 的餐，嘗試了高級咖啡館等各種新的消費形態。

但嘗試完之后特別空虛，我覺得這或許也會是城里人的心態，大家都被同一套構建起來的文化符號吸引了，我們小地方的人被那個東西吸引，他們也同樣是被那套東西吸引。

米花：

我對于所謂更高級的生活方式，對于城市的想像，一直都是追求的姿態。

剛去大城市時，我發現很多人喜歡看展覽，我就希望自己也要喜歡看展覽，可是有些展真的讓人看不進去，有次看到一群辦展的人，在一個慶功宴拿著高腳杯聊天喝葡萄酒，我當時就知道，我不是要來看展，我是想要過符號化的生活。

后來我們公司的年會上，喝的就是葡萄酒，終于擁有它過后，我才會開始覺得沒有了不起。

但以前會怪自己土，怪自己沒品味。是后來的成長，讓我意識到有些展覽確實沒什么內容，有些書讀不進去，是作者寫得不好，不一定是你沒品味。

這不是成為城里人的好處，是成長的好處，成長讓我知道這些。

東來：

成長的好處，而不是成為城里人的好處，這句話好棒啊。

精神的躍遷，

結局是無處可去。

米花：

在書中，農村的主人公在很小的時候，就被一個主持人問，他有沒有想過要怎么樣去抹平和城里那個小孩的差距？

他當時的反應是：「抹平差距不是大人要想的事情嗎？我現在只能管自己怎么活下去?！?/p>

我也會產生這樣類似的感受，抹平差距無法靠個人，更不是個人的責任。

我現在生活在城里，這里交通方便，外賣很快就能到，閑時可以去游樂園，去博物館；相對而言農村真的非常無聊。

現在有些人會對農村產生一種很詩意的想象，想要去到一個人很少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在那里建一個房子，種有機蔬菜，過脫離資本主義的生活。

但這是一種很閑適的想象，你是不可能通過種蔬菜養活自己的，你得做博主。我家里面現在還在種地，如果靠種地，不可能供得起我讀書，所以父母必須要去打工。

最近微博上一直在熱議退休金的事情，我爺爺現在一個月只能拿可能不到 200 塊錢，而我也知道不同身份，不同城里人的退休金平均是多少，你會看到這些差距背后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你一個人過上那種較為優越的生活是完全不夠的，你那個階層的人還在那里，你甚至會背上一層的負擔——我憑什么能這種生活。

東來：

是一種幸存者愧疚嗎？

我也是，一直到現在，回想那些天資跟你差不多的人，回想那種被留在小地方的人，回想那些曾經去到過大城市，但是不得不返回去忍受貧瘠的人，我就會有很強烈的愧疚感。

我覺得自己只是幸運而已，只是被眷顧了。

站在三十五歲回望，我越發感受到潮流的蠻橫之力。普通人如風中葦草，能做的唯有順勢俯仰。但寫作讓我獲得回望的停頓，甚至有反抗的尊嚴。

對遷徙一代，我們注定要帶著裂痕生活，正是這些裂痕，賦予我們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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