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引領

文/任振杰

“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已經整整80年了，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日的滾滾洪流中，作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先鋒，以自己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特別是自己的模范行動，倡導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定和實行了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動員和領導中國軍民開辟敵后戰場并開展規模空前的游擊戰，鍛造了偉大的抗戰精神，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的中流砥柱。

一、中國共產黨是民族解放的先鋒，率先提出武裝抗日愛國主張，擔負起引領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悍然在中國東北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侵略者蓄謀已久，并經過長期準備的侵略戰爭。在此危急時刻，中國人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要不要武裝反抗侵略。忙于內戰的國民黨政府不顧國家危亡，頑固施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仍瘋狂地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進行“圍剿”，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卻寄希望于英法操縱的國際聯盟，甚至希望由美國出面來制止侵略。

面對亡國滅種的空前災難，在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以民族解放和獨立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了武裝抗日的旗幟，號召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投入保衛祖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在九一八事變的第3天，中共中央即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指出：“顯明的目的顯然是要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同時我黨還與日本共產黨聯合發表《為日本強占東三省宣言》；22日作出《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3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一系列文告，莊嚴宣示：“工農武裝起來”“同日本帝國主義舉行民族的革命戰爭，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

在號召全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和推動了抗日武裝斗爭。中共滿洲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派出了大批學員干部到抗日義勇軍中，在東北最初的抗日中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1933年初，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先后在南滿、東滿、吉東和北滿等地崛起，并最終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正是這支抗日武裝，在白山黑水間，依托山區，化整為零，實行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到1937年7月，東北抗日聯軍已編成10個軍、1 個獨立師，共3萬多人。這支人民的抗日武裝，在南起長白山麓、鴨綠江畔，北抵小興安嶺，東起烏蘇里江，西至遼河東岸的遼闊地域，同日偽軍作戰數千次，游擊區擴大到70多個縣境內，牽制了大量日偽軍，嚴重威脅了日本侵略者對東北的殖民統治，支援、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聯合發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

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日活動，殲滅了大量日軍、偽軍。據日、偽警察部門統計，1933年，日軍傷病亡42149人，1934年，日軍傷病亡39874人。到1935年，抗日武裝共出動39150次，日軍傷病亡54766人。期間，東北抗日聯軍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英勇作戰，涌現出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既有威震敵膽誓死不屈的楊靖宇、也有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面對敵人酷刑視死如歸的趙一曼。1935年11月，在反對日偽軍對哈爾濱東部地區的“討伐”中，趙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溝與敵激戰一日，不幸受傷被俘，后英勇就義，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

1935年8月1日，根據民族危機加深的客觀形勢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并于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正式發表，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響亮鮮明地提出“抗日救國”的口號，號召“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宣言主張的聯合抗日，已不再局限于過去與國民黨某些軍政人員訂立協定、停止沖突、互相聯合，而是進一步提出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等。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都應該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之后，中國共產黨又相繼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抗日救國宣言》等，率先發出了武裝抗日的愛國主張，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心聲和愿望，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二、中國共產黨是最先進的政治組織，倡導建立并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核心

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仍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在此情況下，能不能團結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民族抗戰，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關鍵。在全國性的抗戰爆發之前，我黨不僅開始呼吁建立統一戰線，而且已開始同部分國民黨愛國將領進行了武裝抗日的合作。如，與以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日義勇軍合作；與原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合作，于1933年在察哈爾建立抗日同盟軍；與十九路軍開展抗日反蔣合作，幫助其建立中華民族革命聯盟，呼吁成立“聯合陣線，武裝抗日”；二十六路軍響應我黨的抗日號召，在寧都起義加入紅軍，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等等。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共產黨多次就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圖為國共和談代表周恩來（中）、葉劍英（左）、張沖（右）在西安的合影。

面對日本的鐵蹄已經深入華北大地，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的客觀現實，我們黨及時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進一步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提出了我們黨的新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在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條件下，處理好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成為當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所在。國共在歷經多年內戰后，要轉變這種態勢，做到聯合抗日，實非易事。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共產黨通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電告國民黨三中全會，強烈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槍口對外，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我黨也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黨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施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四項方針，爭取國民黨抗日。經過我們黨的努力，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恢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的決議，代表著國民黨從事實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這一步驟，則兩黨合作的建立勢將推遲，而這對于迅速準備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七七事變后，面臨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同胞再一次呼吁：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提出了符合當時時代條件的偉大口號：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８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并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是弱國打敗強國的正確的指導方針。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和推動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中心，中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及海外華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于建立起來了。毛澤東認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之初，國共兩黨進行了比較密切的軍事合作，維護了合作抗日的局面。但進入抗戰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統治集團逐漸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開始打擊不斷壯大的人民抗戰力量，甚至制造了皖南事變。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勝利，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提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張，積極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對國民黨頑固派，采取“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斗爭的原則是“有理、有利、有節”。我黨的有效策略和斗爭實踐，扭轉了危亡的抗戰局勢，提高了黨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成為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旗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成為偉大抗日戰爭重要的方面軍。

◆從1933年9月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隊相繼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圖為對日作戰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戰士。

我黨始終以堅定的獨立自主姿態，積極發展、壯大抗日根據地內部的統一戰線。在根據地全面實行“三三制”、減租減息等統一戰線政策，在抗日根據地建成了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為全國的統一戰線樹立了典型。在山西，很好地處理了與閻錫山的關系，協商成立了有中共和八路軍代表參加的各級戰地動員委員會，創造了以統一戰線方式組織民眾抗戰的范例。在國統區，我黨還積極同國民黨官員和將領、地方實力派領導人、華僑及工商界愛國人士等廣泛接觸，宣傳團結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同時，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和合作，促進了多黨派的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我黨多方面的努力，有力地鞏固和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贏得了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核心。

三、中國共產黨是最具創造性的政黨，提出并實踐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戰路線，成為抗日戰爭的“臺柱子”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針對國民黨不發動群眾，更不武裝人民群眾，而實行單純政府與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提出了關于全民族的全面抗戰路線以及持久戰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毛澤東預測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未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日中雙方總的實力對比是敵強我弱。日本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1937年年產鋼達580萬噸、飛機1580架、坦克330輛、大口徑火炮744門、艦艇52422噸，海軍的軍事實力僅次于英美而位居第三。中國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但卻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除能自制一部分輕武器外，其他武器均不能自制。但是，日本也存在諸多戰爭的不利因素。首先是國土面積小，約相當于中國的1/28，人口9000余萬，只有中國的1/5，且礦產資源貧乏，大部分工業原料依賴進口；其次日本進行的戰爭具有非正義性、野蠻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國雖是弱國，但處于進步時代，有共產黨及其軍隊為團結抗戰的核心，加上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戰爭的正義性，必然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國際上的援助。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基于對敵我雙方國情、軍情的透徹分析，從抗戰一開始就主張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并提出了一整套辦法和措施。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實行全國總動員，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進行全面抗戰的八大綱領。他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

◆洛川會議制定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為了促使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迅速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加強對日作戰的指導，中共中央于七七事變后不久，即提出了《確立全國抗戰之戰略計劃及作戰原則案》，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抗戰所應采取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戰略的基本方針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上應以速戰速決為原則；作戰的基本原則是運動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與兵器，實行決然的突擊，避免持久的陣地消耗戰；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以造成有利條件、有利時機，使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等等。1937年8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應邀出席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等就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作了闡述，指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御，在戰役戰術上應采取攻勢；一線臨戰戰區適時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之翼側和后方組織民眾開展游擊戰，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牽制和消滅敵人，并強調只有動員全國軍民方可取得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原則及其戰法，對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方略產生了積極影響。南京國防會議正式確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戰略方針。雖然國民黨政府在以后的抗戰中繼續實行片面抗戰的路線，并未能很好地貫徹這一戰略方針，但它在廣大愛國人士和部分國民黨將領中產生了良好影響，推動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

為了從理論上科學地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駁斥亡國論、速勝論，鼓舞民眾的信心和斗志，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科學地闡述了中國抗戰為什么要實行持久戰的理論，完整地提出了實行持久戰的一整套具體的作戰方針與原則。其預見的科學性、論斷的正確性，完全被抗戰全過程的實踐所證明。

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證了中國不僅能夠而且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根據：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正是這一根據，決定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既不會亡國，也不能速勝，只有經過持久戰，才能達到最后勝利。毛澤東不僅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他還深刻闡述了實行持久戰總方針應采取的具體作戰方針與原則。特別是在作戰形式上，毛澤東明確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在人類戰爭史上，游擊戰通常作為大的戰爭行動的輔助手段，毛澤東首次把它提高到戰略地位。他結合抗日戰爭的特點，系統地論述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全過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指出：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在戰役戰斗上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后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的正規戰。并且由于有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的參加，因而游擊戰爭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因此，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毛澤東關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的科學論述，對統一和提高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促進抗日游擊戰爭在廣大敵后戰場的迅速發展，起了巨大指導作用。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我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侵華日軍在《圍剿指南》中寫道：“中共的游擊戰術的本質，是秘密地將多數民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整體。”這一整體就是我們黨倡導的黨、政、軍、民一體的作戰力量體系，他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戰略包圍為戰略反包圍、戰略持久為戰術速決，造成了民族反侵略戰爭的“奇觀”。主力軍與地方軍和民兵相結合、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相支撐的民族“壯舉”。毛澤東把抗戰中游擊戰戰略戰術比喻成下圍棋的做眼和吃子，而在“做眼”問題上，敵后游擊戰爭雖沒有國民黨軍22次會戰打得那么轟轟烈烈，但他的作用同樣是戰略性的、支柱性的，是驚天動地的“偉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游擊戰理論，是指導抗日戰爭一步步走向勝利的科學指南，為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正是由于這一光輝的軍事思想、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才在世界的東方導演出一幕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創造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一些國外人士稱毛澤東為“持久戰理論大師”“現代游擊戰爭之父”，這是當之無愧的。

四、中國共產黨是英勇殺敵的模范，領導人民武裝開辟了敵后戰場，在抗戰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我黨就派出大批黨員干部領導了艱苦卓絕的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面對的敵軍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武裝到牙齒的日本法西斯軍隊，我八路軍新四軍士氣雖高，但數量少，裝備差。如果將只有幾萬人的軍隊擺到正面戰場與日軍進行陣地消耗，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已經經過十年內戰的人民軍隊，深知“毋邀正正之旗，毋擊堂堂之陣”的道理。揚長避短，是戰爭指導的不二法則。何況，抗戰時期我們黨不但有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有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因此，我們一欺日本兵力不足，二欺日本野蠻入侵，三欺日本戰略失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八路軍和新四軍及其他“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英勇地挺進敵后，殺向敵人的“心臟”，將敵人的后方變為其死亡的前線，平型關一役首挫敵鋒，打破了“日本所向無敵”的神話。我軍是人民的軍隊，和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有進行人民戰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我軍一旦奔赴抗日前線，特別是深入敵后，勢必如魚得水，為我軍施展游擊戰的“拿手好戲”提供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而果敢地提出我軍實行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游擊戰的軍事戰略轉變，決定迅速向敵后進軍，擔負起開辟敵后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在戰略上和正面友軍相互支撐，共同抗擊日軍的野蠻入侵。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決策，在抗日戰爭初期，很快改變了敵我戰略態勢，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的勝利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的威望。

◆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發展成為抗戰的主戰場。圖為在敵后抗戰的八路軍。

隨著日軍戰略進攻的深入和國民黨軍的節節撤退，八路軍主力抓住有利戰機，迅速大膽地深入敵后，實行戰略上的展開，深入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至1938年4月，八路軍在華北相繼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晉冀豫等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創立，既成了人民抗日武裝的前進基地，也成了侵華日軍的傷心之地、死亡之地和葬身之地。伴隨著戰爭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們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大幅度分兵于冀、魯、豫平原和察綏廣大地區，使敵后戰場迅猛擴展到整個華北地區。與此同時，新四軍挺進大江南北，開辟了華中敵后戰場。到1938年10月，廣闊的華北與華中敵后戰場基本形成。在整個戰略防御階段，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千余次，殲敵數萬人，收復了大片國土，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牽制了大量日偽軍，和友軍的正面戰場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支撐的戰略格局。在戰場上節節勝利的同時，人民軍隊也不斷發展壯大，由出師時的4萬余人發展到1940年50多萬人。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后，不得不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放棄“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改取以鞏固占領區為主的方針，被迫將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這對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總司令所講：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反進攻，戰略相持階段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

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經歷了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1940年8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戰場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歷時3個半月，殲敵4萬余人，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八路軍也成為“皇軍心腹之患”。百團大戰讓日軍意識到他在中國戰場的主要敵手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為進一步鞏固日軍占領區，使其成為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從而放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從1941年起，集中力量打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后抗日軍民，實行所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特務活動的“總力戰”，使用其侵華總兵力（不含關東軍）的75％和大部偽軍，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持續不斷的“掃蕩”“清鄉”“蠶食”“治安強化運動”，甚至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企圖徹底摧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頑固派還發動了反共高潮，多次制造反共軍事摩擦。由于日頑軍夾擊和嚴重自然災害，敵后抗戰面臨極端嚴重的困難。

◆八路軍在青紗帳中伏擊敵人。

為適應嚴酷的斗爭環境，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充分發揮黨政軍民的整體力量和人民戰爭的威力，以軍事斗爭為中心，開展全面的對敵斗爭，共產黨員發揮了真正的先鋒模范作用。在日軍一萬多公里長的封鎖溝墻、一萬多據點和三萬多碉堡圍困的“囚籠”里，在敵偽軍數量和裝備都占絕對優勢，而我又孤懸敵后，毫無糧餉彈藥接濟的情況下，筑起了打不破的銅墻鐵壁，奏響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狼牙山五壯士的壯烈跳崖、東北抗聯的八女投江、黃崖洞保衛戰的十二勇士、劉老莊連的八十二人殉國，無不證明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是全國最好的軍隊”，他們為保衛祖國而犧牲奮斗的忠誠與不可戰勝的事實，視死如歸和為祖國流最后一滴血的錚錚鐵骨，為中華民族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作出了最生動的注解和詮釋。

為了戰勝抗日戰爭時期最嚴重的困難。中國共產黨及時制定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各級政權中普遍實行“三三制”政策，調節了各抗日階級內部的關系，加強了各階級、階層的合作；全面實行的“精兵簡政”，使黨政軍各級機關更為精干，更適應游擊戰爭環境；創造性地實行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促進了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的開展；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我們黨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普遍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逐步克服了物質方面的困難，打破了日頑經濟封鎖，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活動，進一步密切了軍政、軍民關系，讓黨政軍民一體的戰爭體系，“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日本這個新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我們黨的各項重大政策的貫徹和實施，不僅對戰勝極端困難，堅持敵后抗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為轉入反攻，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質基礎。

◆利用夜幕翻毀鐵路，破壞公路、橋梁，迫使日軍交通癱瘓的破襲戰。

1943年，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再發展階段。以晉冀魯豫地區八路軍發動的衛（河）南、林（縣）南戰役為起點，開始集中較大兵力對日偽軍開展攻勢作戰，并逐步實行由游擊戰向正規戰的軍事戰略轉變。接著于1944年春開展局部反攻。至1945年夏，敵后抗日軍民先后進行五次大規模攻勢作戰，猛烈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牽制和消耗了大量日軍，將日軍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條件，并從戰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戰場盟軍的反攻。在全國大反攻及攻殲拒降之敵的作戰中，敵后抗日軍民殲滅大量日偽軍，收復華北、華中和華南大片國土，并協同蘇軍解放東北全境。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先后在華北、華中及華南等19個省區，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的主力部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敵后抗日軍民共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偽軍170余萬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一次偉大而成功的實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整個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創造。敵后戰場的堅持和發展，對抗日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真正形成了日本法西斯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

歷史證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 沒有中華民族的團結奮戰，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引領，就沒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正如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所言，“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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