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的“七宗罪”：看“點到為止”的處理藝術

這是執劍人的第七十八篇原創

董某瑩事件結束了，

但追問遠未終結。

通報看似雷霆萬鈞，

實則“圓滑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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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年8月15日，“關于肖某董某瑩事件調查處置及問責情報的通報”，對“董小姐事件”的處理結果進行了通告。

本次通報涉及范圍廣，被處罰人員達到19人，查證董某瑩相關違規事件達到9起，但是相對于龐大的“4+4”群體以及核心人員的違法嫌疑，董某瑩事件的處理卻顯得“點到為止”。

董某瑩事件相關人員，來源：知乎網友“沸聞”

一是處理范圍上，處理范圍僅限于董某瑩的直接相關人。而作為從入學到答辯再到規培全程均留有“后門”的“4+4”培養制度，卻僅有一顆“老鼠屎”，這是不可思議的。

二是在處理結果上，總體而言給予的處罰相對合理，但部分嚴重的違規事實至少涉及行政違法問題，卻被“輕輕放下”。

本文以表格形式，對通告之中董某瑩的“七宗罪”（本文所指七宗罪，僅為相關的七起違規事實）和處罰進行梳理，并評析為何其處理結果更像是“罰酒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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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一

肖某違規違紀違法主要問題

前情提要，董某瑩事件的起點，是肖某的妻子舉報肖某婚內出軌董某瑩，以及董某瑩因操作失誤被護士批評，肖某護短離場40分鐘，致麻醉患者開胸后無醫生在場。

來源：2025年5月15日，“關于肖某引發輿情事件調查處置進展情況的通報”。

根據通報，涉及人員和處罰結果如圖所示，相關人員均為履行責任不力。

在此處，處罰結果還顯得合理，領導人員負監管責任，在場人員負現場責任。

然而，當調查的鏡頭從手術室的失職轉向學術圈的暗角，處理結果的“合理性”便開始顯露出令人不安的詭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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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二

董某瑩畢業論文答辯流程違規問題

通報所描繪出的事件大致為：董某瑩的導師邱某興因各種原因，委托協和醫院骨科吳某、吳某宏擔任董某瑩的“小導師”。2021年，董某瑩進行了開題答辯，確認了論文題目。但是在2023年，董某瑩卻以完全不同的其他題目進行了答辯。

這起事件里有兩個問題是令人奇怪的：

第一，吳某宏作為論文指導老師同時擔任答辯委員會成員，答辯過程有全程錄音和紙面記錄，任何一個學校的老師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十分謹慎。吳某宏沒有委托其他老師“幫忙”，而是通過親身上陣的方式為學生“搖旗吶喊”，這是否是協和醫院“4+4”項目學生答辯的常態？答辯委員會主席為什么沒有責任？

第二，吳某宏是答辯委員會成員，表明董某瑩的畢業論文順利通過答辯，吳某宏應當有責任。而吳某并不是答辯委員會成員，其僅是與吳某宏共同擔任董某瑩的論文指導老師，不知道為什么吳某的處罰結果重于吳某宏。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吳某是領導職位，吳某宏按其授意行事。

如果說答辯流程的混亂暴露了學術監督的形同虛設，那么接下來關于董某瑩如何“叩開”協和大門的真相，則直接指向了可能觸碰紅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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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三

董某瑩憑借偽造的成績單違規入學

提供虛假成績單，究竟是普通的違規，還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這也是董某瑩事件中最被質疑的一點。

我國香港地區規定，以“虛假文書”入讀高?？梢詷嫵尚淌路缸铮_取服務罪）。

但是，我國詐騙罪的構成必須是騙取經濟利益，而入學服務本身無法被換算為金錢，因此，我們只能從考試作弊和偽造證明文件方面考慮李某寬和班某娟的罪責。

首先，從考試作弊的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看，我國《刑法》上僅規定了組織考試作弊罪，《治安管理處罰法》上則僅規定了組織考試作弊、出售答案等作弊使用和替考行為需要受處罰。然而董某瑩屬于單獨作弊，并不構成組織作弊，因此不能以考試作弊為由對其實施刑事或治安管理處罰。

其次，從偽造證明文件的刑事責任看。高校是事業單位，《刑法》第280條規定，對事業單位而言，僅有偽造其印章才可以構成刑事犯罪，而偽造其證明文件則不構成刑事犯罪。董某瑩成績為假，但是所加蓋公章為真。因此，也不能以偽造成績單為由追究其刑事責任。

最后，從偽造證明文件的行政責任看?！吨伟补芾硖幜P法》第52條明確規定，偽造、變造、買賣使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印章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成績單作為入學材料，其加蓋畢業院校之公章，即為證明文件，對李某寬、班某娟的處罰應當是行政處罰，而非僅是“黨內警告”。

令人費解的是，如此明顯的涉嫌違法行為，竟被輕描淡寫地帶過。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班某娟這位“能量巨大”的姑姑，是否就是董某瑩一路坦途的關鍵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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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四

董某瑩畢業論文學術不端

班某娟是董某瑩的姑姑，也是在通報中對董某瑩幫助最大的人。對其處罰結果太過輕微，反而更像包庇。

放置于學術界之中，抄襲必然是要被“一票否決”的，通報表面是處罰，其實是“保護”。

首先，我們知道，撤職不是真正的處分，因為飯碗保住了，職位隨時恢復即可。

其次，取消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和調離教師崗位，也都很難認為有實質性的處罰作用。后者自不必多說，就前者而言，取消也不代表不得恢復。在2021年教育部公開曝光的典型案例中，取消教師資格應當有收繳教師資格證書，列入教師資格限制庫、一段時間內不得重新取得教師資格等處罰。但是一方面取消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是否等同于取消教師資格，另一方面通報也沒有明確限制其指導教師資格的恢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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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五

董某瑩發表期刊論文不當署名

不當署名應當是“七宗罪”里最輕的，由于不當署名已經是學術圈內的“潛規則”，筆者也不好進一步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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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六

董某瑩規培、工作期間其他相關違規行為

從董某瑩事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幫助“上位”的“玩法”，包括宣傳造勢，捏造其個人能力，以及“關系網”的運行邏輯。

相較于偽造文件和學術剽竊的“高舉輕放”，那些為董某瑩鋪就星光大道的“小動作”——宣傳造勢、關系運作，其處理更像是這場問責風暴中無關緊要的邊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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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之七

未提及違規行為，但給予處罰

通告中還有兩人沒有被通報其違規行為，但是也被給予了處罰。

石某慧大概是肖某妻子舉報的出軌對象之一，給予其處罰也算對事件有一個完整的回復。

縱觀這“七宗罪”及其處理方法，再回看那19人的處罰名單，一個清晰的輪廓浮現出來：通報的板子，精準地落在了無法回避的“點”上，卻小心翼翼地繞開了可能引爆更大問題的“面”——“4+4”在培養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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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筆者認為，本次的通報，處罰范圍似是廣泛，實際上僅回應無法回避的中心問題，限制了打擊范圍；處罰內容看似上綱上線，其實“高高拿起，輕輕放下”。

總體而言，對關鍵人物予以包庇，對外圍人員處理相對合理，對非熱點問題相關人員不予打擊。

當班某娟們的“保護性處罰”成為標配，當“4+4”后門依舊大開，“雷霆問責”不過是場精致的敷衍。

文/1376號觀察員

校對/福岡第一深情

編輯 設計/阿竹

圖/網絡&即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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