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背后，那些堅持留在南京的宣教士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結束后，日軍分三路向南京進逼，黑云壓城城欲摧。

危急形勢下，駐南京各國使領館紛紛發出撤僑通知。

在緊急通告中，美國大使館要求滯留南京的美國人做出三項選擇：一、現在就走；二、過些時候再走；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走。

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院長魏特琳

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學的美國宣教士魏特琳選擇了第三項。她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急之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該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在金陵女子大學避難的中國女人

和魏特琳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圣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人，其中大多數是宣教士。

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

美國宣教士、金陵大學歷史教授貝德士，本來正和家人一起在國外度假，聽到南京危急形勢，沖破種種封鎖，只身趕回這座大難臨頭的城市。

南京破防前夕，這些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決定，仿照法國宣教士饒家駒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區的模式，建立一個“南京安全區，為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

他們成立了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自治機構，推舉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

拉貝不是宣教士，但他信仰虔誠，對中國人有舍己的愛。又因他是德國人，可利用德國與日本的同盟關系與日軍交涉，故被推舉為主席。事實上，拉貝多次憑借自身身份阻止日軍進入安全區施暴。

安全區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左為拉貝

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金陵大學附屬醫院等宣教機構為中心，占地約3.86平方公里。

數十萬難民涌進安全區，給負責管理的二十多名外國人帶來極重的負擔，他們一方面與日軍談判，通過各自的國家向日本施壓，盡最大努力保護難民的安全，一方面想方設法籌集糧食，滿足難民的日常所需。為了節省食物，貝德士等人改變了吃面包的習慣，和難民一起喝稀飯。

金陵大學醫院威爾遜醫生

鼓樓醫院，又稱金陵大學醫院，是南京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教會醫院。南京淪陷前夕，5名美籍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留在醫院，搶救遭日軍傷害的中國百姓。

其中的美國宣教士羅伯特·威爾遜，是留在南京的唯一一名外國外科醫生，他夜以繼日地搶救中國傷員，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救助150人。為了完成手術，他甚至用針筒往自己的身體里注入激素。除了手術，他還承擔起一部分巡邏任務，出門制止日軍的強暴行為。為了制止日本兵的暴行，威爾遜醫生還遭到手槍威脅，差一點被槍殺。

威爾遜醫生堅持每天寫日記，記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的日記與拉貝日記一樣，在東京大審判時成為重要證詞。

約翰·馬吉牧師和他的攝像機

日軍占領南京后，留在城內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一臺貝爾牌16毫米攝影機，悄悄地拍攝了日軍屠殺現場，以及受害人在鼓樓醫院接受救治的場面。

他急切地想借著自己拍攝的資料，讓國際社會看到南京大屠殺的場景，以引起國際重視和援救。但由于日軍封鎖和盤查，這些資料很難傳遞出去。另一名美國宣教士喬治·費奇把這些膠片縫在自己大衣夾層里，冒著生命危險帶到上海洗印和拷貝。

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南京負責人喬治.費奇

喬治·費奇回到美國，奔波于全國各地，連續進行演講，放映馬吉拍攝的影片，為揭露南京大屠殺奔波呼號，希望美國議會和政府看透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

即使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在國際安全區里，宣教士依然堅持組織難民學習。因為組織難民上課，與日軍交涉過程中，金陵大學農學院美籍教授里格斯，遭到日本士兵的威脅和毆打。

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里格斯

安全區的課程不僅有初級高級算術、初級高級英語、初級高級國語這些文化課，還有女子體育、男子體育、唱詩、音樂、勞作、圣書學習等，這些課程給難民帶來了安慰和希望。

這仿佛是一個寓言，讓人們知道，即使在血雨腥風的時代，這個世界也愛、勇氣和希望，有給人們帶來平安的避難所。

生活于安全區的中國難民

這些留在南京的外國人不僅保護了數十萬中國難民，也保護了不少中國軍隊的重要將士。

第72軍軍長兼第88師師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卡爾·京特與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被藏在美國大使館，后被轉移到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龍應欽與周上校被藏在拉貝住宅的二樓。

這些重要將領都被安全送出南京，為中國抗戰保存了重要力量。

金陵大學醫院部分醫患人員合影（1938）

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當許多人把宣教士視為西方特務和間諜的時候，豈不知他們卻是拼上生命愛中國人的人。

正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金陵大學美籍社會學教授史邁士所說，如果我重新面臨一次這樣的時刻，面對日本人的威脅，做我們曾為250000中國人、婦女和兒童做過的一切，我會同樣再做一遍。這種經歷也使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那位大牧者的愛，我們別無選擇。

本文寫作資料來自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網站、自媒體《桑海人說說》、《正在發生的世界歷史》、《涼酒說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