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女烈士的“謊言”家書

回憶起第一次見到曾鈺村村民，胡繼芳說那是一輩子忘不掉的經歷。“全村3000多男女老少齊刷刷跪了一地，你想想我才多大，什么時候受過這種大禮？”

文丨新京報記者黃依琳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楊利

?本文5430字閱讀8分鐘

無錫人胡繼芳從22歲開始，她每年都要去一次高郵。整整50年，她從一個小姑娘變成老阿姨，始終沒有忘記追尋那個從未謀面的小姑。

最開始胡繼芳接觸到的只是小姑胡曾鈺留下的一封家書。家書的邊角已經磨損，但其中娟秀的字跡依然清晰——“年假將放，但因時間的短促，明春即刻開學，故妹想不必回家，以免一切的麻煩。望兄父、母親勿必天天待望，更勿必為我們而多慮，祈望貴體保重是盼，免得妹在外求學不安心。”

這是胡曾鈺留給親人的唯一手跡，也是她21年短暫生命的隱秘注腳。信的落款是1942年1月，直到1951年胡繼芳的奶奶才知道小女兒已經去世。可20世紀50年代信息閉塞，關于胡曾鈺的資料極少。

直到34年后，高郵革命烈士紀念館做了大量調查工作，找到遺屬，胡繼芳才一點點拼起小姑離家后的人生。

在那封書信中，胡曾鈺說假期時間短，開學又早，決定不回家過年，希望母親、兄長不要擔憂。而實際上，胡曾鈺18歲入黨，20歲隨新四軍轉戰高郵搞民運工作。寫完信的10個月后，21歲的她在一次反日偽軍清剿行動中，為掩護群眾犧牲。

回頭再看那封唯一也是最后的家書，胡繼芳才恍然大悟，原來那里面全是“善意的謊言”。

1942年1月胡曾鈺寄給家人的一封家書，也是胡曾鈺留給親人的唯一手跡。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日寇把家都毀了

胡繼芳家里留著一張小姑離家前的照片，里頭的女孩穿著舊式旗袍側著身，劉海用發夾別著，表情嚴肅。

這張照片攝于1939年的無錫市八士橋（現屬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那一年她18歲，瞞著家人，借口外出求學參加了“江南抗日義勇軍”（以下簡稱“江抗”）宣傳隊。

妹妹去做什么，她的哥哥、胡繼芳的父親胡曾锽心里有底。胡家共有三個孩子，胡曾鈺是小妹，上頭還有兩個哥哥，二哥曾锽和大哥曾唯。小妹離家那一年，兩個哥哥也加入了“江抗”。

胡曾鈺18歲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八士橋其實是三個孩子的姨母家，無錫淪陷前胡曾鈺和母親、兩個哥哥住在20公里以外的胡家渡（現屬無錫市惠山區）。胡曾鈺幼時生活艱苦，八歲時，當貨郎的胡父早亡。裹小腳的胡母不識字，連名字也不會寫，遂希望供家里的三個孩子上學，靠繡花納鞋底、縫補衣服、織漁網勉強度日。

父親告訴胡繼芳，那時家里的米是一斤一斤地買。除了吃飯還要拿去私塾換學費，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稀飯里放點菜葉子、紅薯片、山芋藤混著吃。

可就連這樣的日子也保不住了。

據1975年胡曾锽寫的回憶文章，1937年11月25日，無錫淪陷前后，日軍飛機經常到堰橋一帶轟炸，家里兩間房先是被轟倒了一部分，有條件的人家已經跑了，可他們一家還留在原地，直到日軍進村把房子燒了。

胡曾锽的記憶里，在那個失去家園的傍晚，子彈亂飛，橋梁被毀，河道也因戰火封鎖。他們不得不去投靠姨母，短短20公里的路，他們走了兩天一夜。

據不完全統計，1937年11月一個多月時間里，無錫死于日寇暴行的人數達到14150余人，房屋燒毀65600間。

日軍的暴行，徹底改變了胡曾鈺的命運。到八士橋后，兄妹三個常湊在一起討論，對日寇的仇恨促使他們走上抗日道路。

當時新四軍的一支抗日武裝力量“江抗”在1938年10月上旬正式成立，隔年5月“江抗”千余人到達梅村（現屬無錫市新吳區）。為了擴大“江抗”東進影響，無錫各界抗日聯合會在梅村小學操場召開歡迎大會，參會人員有各界代表、群眾、部隊戰士。

彼時胡曾鈺已初中畢業，在梅村小學任教員，兼五六門課，帶三個班，課余做些民運工作。胡曾锽回憶，當時的民運包括組織情報網、開展群眾性宣傳運動，宣傳對象為青年教師、學生、農民，為激發大家的愛國熱情，妹妹也跟著兩個哥哥一起貼標語發傳單、發宣傳冊，教抗日歌曲“新四軍進行曲”“大刀歌”等。

這些行為在當時都冒著極大的風險。日寇在其占領區內成立了偽縣政府，委派偽縣長及偽區、鄉、鎮長，同時八士橋亦有為汪偽政權服務的組織。民運宣傳工作的對手，除了日本憲兵和偽政府警察外，還有國民黨頑固派。

1939年下半年，胡曾鈺正式離開家。正好是秋季開學之際，她對母親謊稱出外求學。哥哥曾锽送她到斗山山頭，有兩位同志前來接洽。

那是兄妹倆最后一次見面。

“這個小姑娘真的很厲害”

1942年1月，胡曾鈺寫給二哥曾锽的信中提到過要錢。“至本月底，我或許有遷移的可能，望接到信后，能即刻賜復（復）。仝（同）時，務附上金錢若干，以便另用等，切勿使失望為盼。”

那時大哥和二哥已參加工作，兩人一起湊錢給小妹寄去了十幾塊大洋。很多年后，二哥才知道錢大部分被妹妹拿去買槍支彈藥支援部隊了。

胡曾鈺是在陽澄湖學會的拿槍戰斗，那里也是她離家后去的第一站，據從前戰友回憶，她槍法很準，會很帥氣的雙槍打法。

1939年下半年“江抗”因東進抗日連連告捷，被國民黨頑固派施壓，部隊決定西撤。“江抗”從1939年5月上旬東進無錫梅村，到9月底西撤，從來時1000余人，發展到5000多人。到陽澄湖時，“江抗”已經更名為“新江抗”，變成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方式的武裝力量。

據《江蘇抗日歷史畫卷》記載，蘇常游擊區（蘇州、常熟）的抗日力量被日偽軍、國民黨忠救軍、地方土匪部隊四面包圍。陽澄湖位于蘇州、常熟、昆山交界處，水域廣闊、蘆葦叢生，江抗傷病員在陽澄湖養傷，也利用隱蔽地形開展小范圍游擊戰。

胡繼芳從小姑的戰友那里得知，胡曾鈺偽裝成當地百姓偷偷宣傳抗日。白天不敢生火，只好拔蘆葦，將底下白白的根洗干凈吃，晚上在蘆葦蕩撐個小船睡覺。

胡曾鈺（左）和指導員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家人收藏的胡曾鈺另一張照片是其生前戰友施平贈予的。照片里胡曾鈺和在常熟陽澄湖時的指導員咧著嘴笑，眼神里充滿著希望。胡繼芳說，指導員是小姑的入黨介紹人。1940年底，19歲的胡曾鈺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2 月 4 日將活動于錫澄虞地區的 “新江抗” 改番號為新四軍第三縱隊，3月第三縱隊與其他部隊整合，編入新成立的新四軍第六師。

1941年10月，胡曾鈺所在的新四軍六師18旅52團決定轉移到蘇中的江高寶（江都、高郵、寶應）開辟新根據地。路上走了一個月，“是那種一路打一路撤的拉鋸戰。”胡繼芳說。

到達高郵后，胡曾鈺被安排住在安樂鄉的農民姜大英家里，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做宣傳工作。胡繼芳聽小姑從前的戰友說，胡曾鈺那時候任務很重，看到孩子沒有學上，就教孩子上課、練操。看到當地婦女和丈夫鬧矛盾，也幫助調解。

為了做這些工作，胡曾鈺學了半年高郵話。同時也是一種偽裝，“她把蘇北人的毛巾扎在頭上，大褂一穿，再講一口當地的話，就沒人看得出來她是外地來的。”胡繼芳說。

在戰友心中，胡曾鈺是一個熱心善良的人。

戰友陶群曾對胡繼芳回憶，和胡曾鈺只是有時開會碰到的點頭之交，但有兩件事她記了一輩子。一件是一次為躲避日軍襲擊，陶群也住進了老鄉家，胡曾鈺把被子給了她，自己和衣而睡，凍了一晚上。另一件是胡曾鈺曾給過陶群一塊大洋，告訴她不要太節省了，身體要緊。

寄出家書的六個月后，胡曾鈺擔任三區區委宣傳科長，在長林溝兩岸的郭家莊、孫家垛、韓家莊、項薛厙、劉家垛一帶活動。

戰友們對胡曾鈺的另一個印象是大膽潑辣、做事果斷。新京報記者采訪的曾鈺村（原為安樂鄉）老村主任、當地黨史辦專家及胡繼芳都提到過，胡曾鈺孤身一人勇闖聯莊會的經歷。

所謂聯莊會，是民間聯防自保組織，原本是為了抵御匪患、維護地方治安，由各村地主、士紳聯合出資出人，共同守衛村寨。但在高郵地區聯莊會已經演變成保護地主家財產的“黑惡勢力。”胡曾鈺所在的三區聯莊會勢力較強，有近千人，400多條槍。

據多人講述，新四軍在當地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侵害了地主的切身利益，引發聯莊會的不滿。一次聯莊會首領召開會議，企圖襲擊新四軍。胡曾鈺掌握到這一情報，孤身一人趕到開會地點。

20世紀70年代曾任村干部的孫有為告訴新京報記者，胡曾鈺去聯莊會的目的，是希望能聯合他們共同抗日。“否則不但會阻礙新四軍在當地的抗日工作，還會成為對立面。”

據胡繼芳了解，當時組織上原本安排一位男同志做說服工作。胡曾鈺聽到消息后毛遂自薦，她說，自己是宣傳科長，這是分內的事。“這個小姑娘真的很厲害”，孫有為說，據其他戰友回憶，她在會場上與聯莊會首領直接對話，宣傳抗日統一戰線。

后來胡曾鈺成功地分化了當地聯莊會，爭取到了多位內部人士的支持。胡繼芳聽當地群眾介紹，大多數聯莊會成員都是佃戶窮苦人出身，為了口飯吃才加入的。后來她又去了五六次，不斷說服內部人員，此后三區聯莊會逐漸轉化為新四軍領導的地方抗日民兵武裝隊伍。

犧牲前最后寫的是“家鄉”

目前高郵革命烈士紀念館還留著一件胡曾鈺生前穿過的衣服。“那是一件血衣”，看過衣服展開樣子的胡繼芳回憶，那是一件藍色的棉布寬松長衣，破破爛爛的，從胸口以下全是發黑的血跡，“犧牲的時候多慘烈啊！”

高郵革命烈士紀念館保留著一件胡曾鈺生前穿過的衣服。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胡曾鈺犧牲的這天是1942年11月8日。

據當地黨史辦工作人員介紹，1942年進入9月后，日偽軍趁新四軍主力到鹽阜地區整編之機，出動1500多人，對高郵地區進行了40多天的“清剿”。這里屬水網地區，一面是陸地，三面是水，日偽軍汽艇常從水域三面包抄進攻。

11月8日，早晨7時左右，有幾十艘日偽軍汽艇出現在吳陳庫（今靖江市新橋鎮，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重要的抗日根據地之一） 東北方向，準備襲擊駐扎在此地的三區部隊，正在開會的56人立刻向項薛庫轉移。上午10時左右，剛抵達項薛庫，南路“清剿”的敵人又包抄上來，一行人被迫向西北和東北方向撤離。

當時戰友姚翔曾和胡曾鈺一起住在當地百姓家，蓋一床被子，一起烘烤山芋。她告訴胡繼芳，胡曾鈺當時主動提出來，帶著7位戰士負責掩護，將日偽軍引向東邊。

姚翔向胡繼芳回憶起一件事。1942年大約2月的一個寒夜，日軍突然襲擊，胡曾鈺和她兩人聽聞，迅速掏出在枕頭底下的槍。想敲門把所有村民叫醒，但單憑兩個人的力量，總有敲不到的家門。那次突襲中，有十幾個人在熟睡中被日寇殺死，其中還有不少孩子。

她倆那段時間總是想起來就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緩不過勁來。這是胡曾鈺最難過，最傷心的一件事。

11月8日那天，胡曾鈺和戰友們一邊撤退，一邊挨家挨戶敲門，通知村民們盡快轉移，等全通知完，日偽軍已經逼近了。

胡繼芳告訴新京報記者，小姑應該很清楚留下來斷后意味著什么，“一個汽艇上有十幾、二十號人，那么多艘汽艇，8個人能抵擋得住嗎？”

當時有幾位村民因行動不便，躲在不遠處的水缸里，瞥見了胡曾鈺犧牲時的狀況。在撤離至一處麥田時，7名戰友已相繼倒下，胡曾鈺也腿部中彈受傷不能行走，但她還是盡全力趴在田埂上將兩支手槍里的子彈都打盡了，后被追上來的敵人連刺數刀犧牲。

胡曾鈺犧牲后，其遺體和另外7位戰士安葬于野廟義冢地，可惜那7位戰士的名字無人知曉。目睹胡曾鈺犧牲的村民后來回憶，在犧牲前她用自己最后的一點力氣，在田埂上寫了一行字。等日偽軍走后，她的戰友們趕來只能模糊地辨認出前兩個字：“家鄉”。

村子、小學，廣場，道路都叫曾鈺

1942年之后，胡曾鈺的家人長達9年沒有她的音訊。

直到1951年，在福建長汀的大哥寄回來的一封家書中提到，小妹曾鈺已在1942年犧牲，“她很勇敢。”

可當時信息很少，直到1975年7月，高郵縣革命烈士紀念館才調查到胡曾鈺的祖籍和家庭情況。三個月后，來自胡曾鈺二哥胡曾锽的回憶文章也寄到了當地。經過多方信息印證，胡曾鈺短短21年的人生經歷才拼湊完整。

曾鈺村，當地還有以胡曾鈺名字命名的大隊、農機廠、小學、廣場、閘口、道路等。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也是在那一年，胡曾锽帶著當時22歲的胡繼芳第一次來到高郵掃墓。那時他們才發現當地已經改名為曾鈺村，還有以胡曾鈺名字命名的大隊、農機廠、小學、廣場、閘口、道路等。孫有為回憶，上述更名在1942年胡曾鈺犧牲后陸續完成。

回憶起第一次見到曾鈺村村民，胡繼芳說那是一輩子忘不掉的經歷。“全村3000多男女老少齊刷刷跪了一地，你想想我才多大，什么時候受過這種大禮？”當時村民們長跪不起，拉也拉不起來，她和父親也跪下了，“我父親也是激動得老淚縱橫。”

后來，胡繼芳才知道，如果沒有胡曾鈺和另外7名無名烈士的犧牲，全村的血脈很可能就保不住了。“他們那一跪代表了對生命的尊重，代表了一個村莊能延續下來，世世代代又延續了這么多年。”

1976年，地方政府將烈士遺骨移葬于曾鈺小學校園內，立碑紀念。1999年，漢留鎮上新建了墓園和紀念碑。2006年，漢留鎮政府建成了胡曾鈺烈士陵園。

胡曾鈺烈士陵園內的紀念碑和漢白玉雕像。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10多年前，當地一家企業老板打造了一尊胡曾鈺等身漢白玉雕像立于紀念碑前。胡繼芳記得，那位老板說，他從一個戴著紅領巾的孩子成長到如今，每年清明節都去掃墓，這也是曾鈺村村民堅持多年的事。多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清明節時，他們用秸稈系成小船、疊成金元寶，給胡曾鈺燒去。如今的紀念碑下，還擺放著花束、食物等祭奠品。

找到小姑的頭兩年，胡繼芳曾去探望當年小姑借住的那戶人家。那家的女主人叫姜大英，彼時已是70多歲的老人，她耳朵不大靈，似乎也有點健忘。但胡繼芳記得，姜大英聽到有人提到胡曾鈺時，突然瞪大眼睛，望著長得有點像小姑的胡繼芳，哭著喊，“伢兒（孩子），伢兒，你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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