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性騷擾誹謗，國外是怎么處理的？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起不起眼的法庭案件中，發生了一場戲劇性的逆轉。

兩名成年姐妹控訴她們的叔叔，曾在她們童年時通過言語與電子郵件對她們性侵犯。

但卻最終被判構成誹謗，反而必須向叔叔支付高達12.5萬美元的賠償及全部法律費用。

這起2013年的案件（范德庫伊訴范德庫伊，2013 ONSC 4796）成為了后世對指控者責任與誹謗法律邊界的典型案例。

這并不是孤例。

2025年，在英國格拉斯哥，安德烈亞·克拉昆指控同事達倫·斯利曼多次對其豎中指，聲稱這是性騷擾的一種非語言形式。

斯利曼反訴克拉昆構成誹謗。

他辯稱該手勢是他對所有同事使用的“通用表達”，沒有性指向性。

格拉斯哥仲裁庭最終駁回了克拉昆的性騷擾申訴。

“豎中指”不是性騷擾——只要你對男性和女性同事都這樣做，法律規定

更廣為人知的是約翰尼·德普與艾梅柏·希爾德的司法對峙。

德普指控希爾德在《華盛頓郵報》一篇專欄文章中含蓄暗示其曾實施“性暴力”。

弗吉尼亞州陪審團最終裁定希爾德需賠償德普上千萬美元（后因上限法律調整為35萬美元）。

雙方后來以100萬美元和解。

這場全球關注的案子反映出：即便是名人，法律也堅持事實與證據優先，而非情緒與輿論。

在這些案例中，“被指控者”不再是沉默的受害人。

他們選擇通過法律渠道反擊，試圖剝離污蔑，還自己一個清白。

正如哈佛法學教授艾琳·柯恩指出：“當控訴失去事實基礎轉而成為壓迫工具時，誹謗法乃是一個重要的適度機制，它重申一個基本法理：任何指控也必須經得起審視。”（《2024哈佛法律評論》）

性騷擾指控往往具有毀滅性的破壞力。

一句控訴，可能立刻摧毀一個人的職業、社交網絡、婚姻，甚至心理防線。

而問題在于，這種破壞的發生往往先于事實成立的判定。

特別是在社交媒體成為放大器的時代，一則控訴帖很可能將一個人推向網絡審判臺，事業盡毀，家庭破裂，而事實審查往往滯后于輿論。

在傳統司法體系中，“性騷擾”是被高度保護的指控類型。

公眾對受害者的共情往往超過對證據鏈的推敲。

這種同情的道德基礎，源自對長期壓抑與系統性侵害的歷史反思。

#MeToo 運動以來，無數個聲音匯聚為一句響亮的標語：“相信她。”

但司法并不信標語。

它信的是證據。

正義的另一面不應被遺忘。

法律學者和社會學家提醒我們，正義不僅屬于控訴者，也屬于被錯誤指控的受害者。

這就是為何，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被控者選擇反擊，以“誹謗”為武器，在社交媒體和法院之間尋找一個通向清白的通道。

特朗普在ABC新聞誹謗案中獲得$15m

ABC新聞已同意向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支付1500萬美元（1200萬英鎊），以解決一起誹謗訴訟，此前其明星主播錯誤地表示他被發現“對強奸負有責任”。

法律哲學家哈拉?納吉在著作《正義的兩重性》中寫道：“一個社會若只鼓勵人們聲援指控而不允許質疑指控，那么正義行為便可能成為蓋章的暴力。這不是正義，而是另一種強制。”

社會學者麗薩·本森則在一篇分析 #MeToo 運動效果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雖然#MeToo 為無數沉默者提供了說話的平臺，但當公眾合唱變得凌駕于事實之上時，我們必須警惕：忽視反證的社會或法律，僅僅是另一種權利失衡的溫床。”

因此，法律體系正在發展一種機制：即使是性騷擾控訴，也不能成為不容懷疑的真理。

被指控者的反擊，既是個人的清譽救贖，也是制度的自我保護。

在英美法系中，誹謗案件的成立，往往取決于四個基本要件：

1.被告發表了關于原告的虛假陳述；

2.言論已傳播給至少第三方；

3.原告因此遭受具體損害；

4.被告在行為上具有“過失”——例如沒有核實信息的真實性。

若被告是公眾人物，還需加上“實際惡意”的更高門檻。

普通人通常只需證明疏忽即可。

美國法院在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1974)的判決中明確：普通人提誹謗案時，對方只需“未認真核實事實”，就可能承擔責任。

這一標準給了無名小卒，以事實和證據為武器反控污蔑的可能。

在高校領域，律所埃里克·羅森伯格LLP自2011年以來代理了數百起高校教授或學生被指控性騷擾的案件。

多位大學教授在性騷擾指控調查最終無責后，對學生提出誹謗訴訟。

盡管社會輿論常同情舉報者，事實證明控訴者缺乏足夠證據，反控往往合理且成功。

法律界專家、律師埃里克·羅森伯格稱，“大多數案件以和解告終”，但訴訟本身就是對公共觀點的一種糾偏。

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說：“我們代理了數以百計被誤指控者，他們不是教授也不是名人，只是普通人。

很多人在校內被調查后清白，但仍選擇走向法庭，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生涯毀滅的標簽。”

一名教師起訴帕洛阿爾托聯合學區

性侵指控被撤銷后，索賠2000萬美元

在澳大利亞，普通職員如果聲稱自己因“性騷擾指控導致職業前景嚴重受損”，而對方又無法舉證屬實，就可能獲得數千至數萬澳元賠償。

司法在這里并未選擇偏袒女性，而是通過舉證責任平衡雙方權利。

在美國，后街男孩的尼克·卡特控訴梅麗莎·舒曼誹謗，稱其“知假而為”。

案件兩度否決舒曼的反SLAPP申請（旨在保護公眾發聲權），并未因其女性身份或“受害者身份”而放松標準。

法律倫理學家托馬斯·韋爾德在《倫理與公共信任》中寫道：“法律不是輿論的放大器。保障輿論自由的同時，也必須維護無辜者對自身名譽的救濟權，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平衡。”

哲學家維多利亞·沃克也指出：“只有當道德共情與制度審查并存時，我們才能真正避免滑向‘指控即正義’的集體錯覺。正義不能建筑在無根據的同情之上。”

這些評論立足于一個核心理念：制度必須既保護控訴者，也保護被控者。

如果只留下前者，則邏輯或情緒會成為真相的替代；如果只留下后者，則社會可能停滯于懷疑與恐懼之間。

我們不是為無罪者尋求豁免，也不是將所有控訴都推翻。

恰恰相反，我們強調：隨意、未經證實的性騷擾指控必須被審視；惡意污蔑他人亦當法網恢恢，逃不開正義的代價。

在制度層面，這意味著：

任何人提出指控，都需承擔舉證責任。

任何被指控者，也應享有反控的權利與途徑。

制度不應偏袒任何一方，尤其在公眾情緒膨脹時更須理性。

《環球郵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性侵幸存者在講述自己經歷時，不能獲得誹謗豁免。”

這聽起來殘酷，甚至政治不正確。

但從法理來看，它是一種必要的限權。

任何一個制度，如果無法容納對其自身的反制，那它就不僅是脆弱的，更是危險的。

性騷擾指控者有權說出真相，但指控本身不能構成免死金牌。

否則，在道德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必將滑入一場任由情緒主宰的社會潰敗。

性騷擾是一項嚴重指控，值得被聆聽，被調查，被追責。

但聆聽，不意味著相信一切；追責，不意味著無需證據；正義，不意味著誰先哭誰就贏。

我們所追求的，不是讓真相沉默，也不是讓誹謗得逞，而是讓正義有足夠的空間說話。

誹謗不是力量，也不是正義。

只有真相，才值得免于指責；而非每一次指責，都等同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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