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是怎樣應對謠言的？

文/劉鶴亭

在2025年春晚群口相聲《沒那么簡單》中，一個年輕人幫大爺推車的場景，被抓拍傳到網(wǎng)上。這本是善舉，卻被“評論區(qū)三人組”（標題黨、打廣告的、鍵盤俠）帶偏。相聲揭示了自媒體時代，一些人為了博眼球，不擇手段、肆意制造和傳播謠言的不良現(xiàn)象。每個人都是謠言的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辨別、抵抗和澄清謠言，日益成為現(xiàn)代社會必備的生存技能。

回顧歷史，一代偉人毛澤東也曾面臨各種謠言帶來的挑戰(zhàn)。在應對謠言的過程中，他經(jīng)受了痛苦，也積累了經(jīng)驗、增長了智慧。

一、1920年年底，毛澤東被造謠說撕毀了湖南省議會的旗幟；他致函省警廳辯證

1920年6月，皖系軍閥張敬堯及其軍隊被驅(qū)逐出湖南之后，湖南籍的譚延闿取而代之，成為新任湖南督軍。7月22日，譚延闿發(fā)表了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祃（祃，即22日）電”，聲稱將采取“湖南自治”“還政于民”的政策。譚延闿故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想借湖南人的家鄉(xiāng)觀念，為他們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祃電”發(fā)表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xiāng)下休息。9月1日，他趕回長沙。在一個多月時間里，毛澤東發(fā)表多篇文章，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為“湘人治湘”是“把少數(shù)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

在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經(jīng)形成后，毛澤東希望能進一步推動一種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此同時，譚延闿卻擔心呼聲日高的自治運動發(fā)展下去，他會控制不住，就匆忙地于9月13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會”的起草員，來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后召開制憲會議。這一官辦自治的方案剛發(fā)表，毛澤東、彭璜和長沙《大公報》主編龍兼公就動議搞一個民辦自治的文件。文件于10月5日至6日在長沙《大公報》公開發(fā)表。10月10日，毛澤東參加長沙各界約兩萬人的市民游街大會。游行隊伍冒著大雨，到湘軍總司令部要求譚延闿接見，譚向代表滿口允諾：“我已允許即行召集人民憲法會議，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辦。”游行隊伍經(jīng)省議會時，由于群眾對包辦“制憲”不滿，有人將議會的旗子扯了下來。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為毛澤東。

譚延闿接下了毛澤東等起草的《請愿書》，但對所提各項要求卻在事后斷然拒絕。1920年11月下旬，取代譚延闿而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更是撕下開明的偽裝。他們知道毛澤東是湖南自治運動的關(guān)鍵人物，便制造謠言，說是毛澤東撕毀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12月3日，毛澤東以第一師范附小主事的名義致函省警廳，進行辯誣，說：“無論何人，不得于我之身體及名譽有絲毫侵犯。”警察沒有再采取什么行動。但一場以和平請愿方式進行的好似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在這一次被造謠的事件中，27歲的毛澤東雖然作了辯證和澄清，但這件事對他造成了傷害，使他很累，需要休息一些日子，以恢復精力。

二、1922年年底，毛澤東被造謠說成是“過激派”，搞無政府主義；他當面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決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

1920年底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毛澤東在江西萍鄉(xiāng)休息時，到過安源考察，注意到這里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1921年冬，安源路礦一些工人寫信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幫助并指導一切。書記部派毛澤東等前往。1922年9月，毛澤東和李立三、劉少奇等發(fā)動和領(lǐng)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罷工勝利后，1922年10月，毛澤東又發(fā)動和領(lǐng)導了長沙6000多泥木工人的罷工斗爭。11月，湖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成立。聯(lián)合會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趙恒惕政府進行了三天的說理請愿斗爭。面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湖南當局深感不安，他們制造謠言，說干工運的是“過激派”，得到外面的錢，搞無政府主義，要推翻現(xiàn)在的省政府等，同時還放出將對工人采取嚴厲鎮(zhèn)壓手段的口風。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和中共湘區(qū)委員會決定采取先發(fā)制人的辦法，利用趙恒惕的省憲法展開說理斗爭。1922年12月13日，在直接會見趙恒惕本人時，毛澤東等就請政府表示對工界的態(tài)度等十個問題展開談判，迫使趙恒惕等宣稱，政府對工人全采保護主義，并無壓迫之意。毛澤東等還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難做到，故以民治主義為原則，決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趙恒惕等對“不要政府”的無政府主義深惡痛絕，但對社會主義卻茫然無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這種態(tài)度極為得當”。工人的要求基本得到解決，毛澤東等立刻寫文章，披露說理斗爭的翔實情況，在12月15日至17日的長沙《大公報》上發(fā)表。趙恒惕像吞下一個酸澀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對左右說：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就不能立足了。

經(jīng)過兩年工人運動的鍛煉，毛澤東已經(jīng)成長為一個干練的革命家。如果說在1920年年底面對謠言時，他主要還是被動還擊和澄清；在1922年年底的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則更多主動地依靠組織和群眾，注重策略，爭取輿論，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他的這種才干積累與智慧增長，獲得了中國共產(chǎn)黨黨內(nèi)的高度評價。1923年1月，陳獨秀著手籌備黨的三大，便決定調(diào)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一職。

三、1928年3月，毛澤東被誤傳為“開除黨籍”，他沒有消沉；后來人們看到中央文件，澄清了毛澤東被“開除黨籍”的誤傳

之前敘述的兩例，都是來自敵人的謠言。有時，青年毛澤東也會受到來自革命隊伍內(nèi)部謠言（誤傳）的傷害。

1928年2月，毛澤東帶領(lǐng)秋收起義的余部在井岡山站住了腳。同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他根據(jù)中共中央1927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撤銷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nóng)革命軍第1師師長。這對毛澤東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動搖，積極擔當起師長的職務。

◆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在隊前向指揮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這段話中的“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源自《論語·衛(wèi)靈公》。毛澤東使用這一古語，實事求是地說明他當時在指揮打仗上經(jīng)驗還不足。這種不足是可以克服的。克服的方法是像俗語說的“一個好漢三個幫”，靠大家群策群力；用毛澤東自己后來的話說，就是要“從集體中求完全，從對現(xiàn)實的學習中求完全”。他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結(jié)合中國具體實際，熔鑄雅語與俗語，形成了自身頗有感召力的話語。

湘南特委命令毛澤東將部隊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于是把隊伍帶到地處井岡山邊沿的湖南酃縣中村，停下來整訓，搞土改試點。在1928年3月下旬與4月上旬之間，部隊在酃縣中村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掃除了原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影。

一個年輕自負的周魯誤傳“圣旨”，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人毛澤東開除了黨籍，這使毛澤東非常憤怒。到了晚年，毛澤東還沒忘記被誤傳“開除黨籍”這件事，他說：“臨時中央政治局開除了我的候補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由于交通閉塞，又沒有文件，傳到井岡山便變成了開除我的黨籍。黨代表當不成了，不是黨員，連黨組織生活都不能過，成了一個紅軍隊伍中的‘民主人士’。后來才說傳錯了，不是開除黨籍，這才恢復了我的組織生活。”在另一場合，毛澤東還結(jié)合中國歷史中一些人物的遭遇和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深刻指出：“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diào)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干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

四、被造謠是壞事，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zhuǎn)化成好事；澄清謠言需要當事人自身努力，也需要外界有力支持，《紅星照耀中國》是內(nèi)外結(jié)合的經(jīng)典案例

上述這些謠言或誤傳，一方面對青年毛澤東造成了傷害，使他精神有壓力、身體也很累；另一方面，在應對謠言的過程中，毛澤東的革命意志和本領(lǐng)也得到了提升。經(jīng)過長期革命實踐的洗禮，毛澤東在應對謠言、正面闡明事實上越來越成熟了。

◆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在陜北合影。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采訪毛澤東時提出：“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這里“謠言”對應英文原文是“false rumors”，直譯為“錯誤的謠言”或“虛假的謠言”。斯諾提請毛澤東注意“關(guān)于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nóng)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diào)他是一個發(fā)瘋的狂熱分子”。聽了斯諾的這些介紹，毛澤東稍微感到意外，人們居然會花時間對自己進行種種猜測。毛澤東同意應該糾正這類謠言。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jīng)歷，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自述。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除毛澤東自己的講述外，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西行漫記》）中，也糾正了不少當時流行的關(guān)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謠言。斯諾的糾正和毛澤東的敘述，形成互補，起到了極好的傳播效果。這種效果背后的原理，借用中國古代典籍《莊子》中的話來說，是“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寓言》），也就是說：親生父親不給他的子女做媒；因為父親夸獎自己的子女，沒有其他人的夸獎更有說服力；這不是父親的過錯，而是人們普遍存在的心理偏向。莊子借此說明，人們對于他人的評價，往往更傾向于相信來自外部的意見，而對于親近之人的評價，可能會因其主觀立場而有所保留。這反映了莊子對于人們認知偏見和主觀判斷的思考和批判。按照《莊子》提示的方法，破除謠言既需要當事人自己依據(jù)客觀事實主動澄清，也需要外界有力支持。

關(guān)于如何科學面對謠言（未經(jīng)證實的消息），毛澤東繼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認為：不能“道聽途說”，而是要調(diào)查研究、頭腦清醒。孔子曾說：“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在路上聽到傳聞就四處傳播，是一種有失道德的行為。“道聽”指的是未經(jīng)證實的傳聞，可能是謠言、虛假信息。孔子非常鄙視嚼舌根的人。隨意傳播沒有可靠來源和驗證的信息，不僅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反噬傳播者本人。毛澤東重視孔子的這些洞見，強調(diào)不要“道聽途說”，而是要審慎分析。1937年7月，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深刻指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tài)度。” 1958年10月，他強調(diào)：“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diào)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shù)，頭腦清醒。”

在中國古代，孔子說自己40歲達到“不惑”的境界，即“四十而不惑”（《論語·為政》）。無獨有偶，孟子也說自己40歲能“知言”，不為謠言所惑，做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公孫丑上》）也就是說，不全面的言語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張的言語知道它過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語知道它離奇在哪里；躲閃的言語知道它理窮在哪里。

總之，如何看待和應對謠言是個復雜課題，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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