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 奧運場館“變形記”：探究洛杉磯與亞特蘭大奧運場館改造博弈

導語

隨著奧運會的影響力不斷延伸，賽后場館的可持續(xù)利用已成為全球主辦城市面臨的重大課題。如何避免“白象工程”，將巨額投資轉化為城市發(fā)展的正面遺產，牽涉到地方政府、社區(qū)、企業(yè)等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與博弈。本研究以合法性理論為核心視角，聚焦美國洛杉磯紀念競技場與亞特蘭大特納體育場兩大奧運場館的改建實踐，探討主導機構如何通過實質性與象征性策略，回應社會各界對項目合理性與正當性的多維期待。

作者

Jinsu Byun，Kristina Ho?，

Mathew Dowling

編譯

王鵬

閱讀全文，文章見于

Byun, J., Hoff, K., & Dowling, M. (2025). Legitimacy work of Olympic stadium renovations: a multiple case study of Los Angeles and Atlanta.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1–29. https://doi.org/10.1080/14413523.2025.2516277

下文涉及簡寫

USC：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學

GSU：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佐治亞州立大學

LAMCC：LA Memorial Coliseum Commission 政府機構，由洛杉磯市、洛杉磯縣和加州科學中心通過協議共同設立。

引言

奧運會賽后場館的運營管理始終是主辦城市面臨的長期挑戰(zhàn)。若場館使用率偏低，運營不當，不僅可能淪為“白象工程”，還可能加重地方財政負擔，帶來所謂的“負面遺產”效應。因此，如何推動奧運場館的可持續(xù)運營，已成為城市治理與學術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為應對這一問題，國際奧委會（IOC）推行了多項策略，如鼓勵奧運舉辦城市使用臨時設施、改造現有場館，并要求主辦城市在規(guī)劃階段充分考慮賽后利用等。然而，進入賽后階段后，場館管理常常演變?yōu)橐粋€多利益主體參與的復雜博弈過程——包括地方政府、社區(qū)居民、場館投資者等在內的多方角色往往圍繞場館未來用途與價值發(fā)生分歧，使得治理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場館能否實現成功轉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方是否能夠就其存在的正當性達成共識。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美國兩個奧運場館改建案例——洛杉磯紀念競技場（Los Angeles Memorial Coliseum）與亞特蘭大特納球場（Turner Field）。研究從兩個關鍵維度切入：（1）核心利益相關方尋求的合法性類型；（2）實現合法化的具體策略。

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

1. 理論視角：合法性概念

“合法性”（legitimacy）是組織制度主義中的核心概念。本研究采納過程視角，將合法性視為一種社會建構產物，意指行動者通過正式或非正式活動，與既有社會秩序建立起聯系。根據制度理論，組織在復雜制度環(huán)境中可能追求多種類型的合法性，如結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結果合法性等。

“合法性工作”強調，行動者既受制度約束，又具有通過實踐活動改造制度環(huán)境的能力。奧運場館作為高敏感度、價值爭議集中且“重資產”的項目，其合法性建構的難度更高，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解釋性研究設計。在案例選擇方面，美國城市體育場館項目通常受到多重政策邏輯的深刻影響，體育設施常被作為推動城市更新與經濟增長的工具。然而，許多項目實際效益有限，反而引發(fā)了對公共資源分配、公平性和社區(qū)排除等問題的廣泛批評。本研究選取的兩個案例具體如下：

洛杉磯紀念競技場：作為1932與1984年奧運會主場館，該場館承載城市記憶，2013年由USC接管并進行改造，面臨三重挑戰(zhàn)：（1）滿足NCAA和2028奧運需求進行功能現代化改造。（2）實現每年300萬美元維護成本的財務可持續(xù)性。（3）遵守國家歷史地標保護要求。

亞特蘭大特納球場：原為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棒球場，后被改造為MLB球隊（Atlanta Braves）。主場。2016年球隊遷往郊區(qū)后，項目再次面臨重新改造，包括：（1）將棒球場改建為大學橄欖球場；（2）重建與社區(qū)之間的信任；（3）回應開發(fā)商要求提升商業(yè)開發(fā)密度的壓力。

數據采集方面，本研究基于檔案資料（政府文件、媒體報道）和23場半結構式訪談（受訪者涵蓋項目負責人、社區(qū)代表等），并通過主題分析法系統(tǒng)識別合法性策略。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兩個體育場均通過實質性策略和象征性策略來獲取合法性話語。

實質性策略包含以下四種策略。第一，制度化治理體系構建：USC與LAMCC通過租約建立聯合治理機制，確保與歷史保護機構進行合規(guī)互動，獲得結構、程序與管理合法性。GSU與Carter公司通過PPP模式明確分工，滿足財務與監(jiān)管要求，獲得結構與管理合法性。第二，確立集體領導機制：兩個球場均建立項目核心機構與關鍵利益方協作領導機制。第三，奧運遺產的維續(xù)與強化：洛杉磯通過修復奧運壁畫、點亮奧運火炬等手段，在現代化改造與歷史遺產之間尋求平衡。亞特蘭大則保留勇士隊傳奇球星Hank Aaron雕像并強化場館歷史，賦予其“第三次生命”。第四，在地專家參與：USC主動邀請非決策方LA Conservancy提供咨詢，亞特蘭大則定期與社區(qū)溝通。

象征性策略則包含以下三種策略。第一，地域情感聯結營造：USC通過強調“百年主場”的身份強化情感共鳴；GSU則通過場館品牌更名建立新的集體認同。第二，項目進程透明化：洛杉磯公開資金來源（全部來自贊助和捐贈）；亞特蘭大反復澄清項目控制權與責任分工。第三，積極影響傳播：USC強調其2.7億美元投資將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GSU宣傳其“社區(qū)振興計劃”，強調場館對城市再生的積極意義

研究啟示

本研究表明，奧運會賽后場館管理的合法性建構不僅關涉制度合規(guī)，更要求策略上的靈活應變。兩個案例均展示出實質性與象征性策略的協同運作，從而有效回應了制度壓力與社會期待。

同時也發(fā)現以下兩點啟示，首先是制度調適邏輯，主導機構（如USC、GSU）通過動態(tài)理解制度環(huán)境，采取多種策略，在滿足監(jiān)管要求的同時爭取公眾支持。其次是策略定制化，合法性策略的組合應結合場館特征（如歷史地標）與利益方結構來因地制宜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