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銅時代”：為何說貨真價實，無法被西方質疑？

2萬年前，人類改造自然的材料主要是石器，此時還沒有出現“人造材料”。

2萬年后，中國人率先造出第一種人工材料，這就是“陶”，來自江西仙人洞遺址。

接下來，人類先進入“銅石并用時代”，隨后進入“青銅時代”。其中，按照西方歷史敘事，兩河流域和歐洲距今6000年時、埃及印度距今5000時進入青銅時代，中國大概是在夏朝進入青銅時代，距今大概4000余年，也就比埃及和北非以外的非洲稍微早一些。

盡管中國進入青銅時代較晚，但依然遭到西方學者質疑。光明網文章《這里是兩千多年前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一把銅斧“驚天下”！》，對于中國夏商周出土的很多青銅器，西方學者并不服氣，反而提出中國青銅文化“外來說”，甚至斷言“如果中國不產青銅，那中國的青銅器也應該是舶來品”，即夏商周的青銅器是從域外貿易而來。

顯然，這一觀點就否定了中國存在“青銅時代”。但問題是：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者為何不再質疑中國青銅時代了？答案很簡單，不是不想質疑、不是不想否定，而是中國青銅時代貨真價實，證據鏈太過扎實，真實到根本無法質疑。

擁有完整的演化鏈

與西方的青銅時代不同，中國青銅時代的出現，擁有完整的演化鏈，相關證據無比扎實，全球獨一無二，根本不可能被質疑，比如以下三點：

首先，冶金是制陶業的“副產品”，制陶業為青銅時代準備了充分條件。比如陶窯和冶爐、成熟的爐溫技術（5000年前的屈家嶺爐溫已達千度）、種類豐富的陶器轉變為相應青銅器等等。當然，中國青銅鑄造業也為鐵器時代的到來做了充分準備。

其次，中國古銅礦遺址可謂星羅棋布。上文談到西方認為中國青銅器源于域外，其中一個原因是認為中國沒有采冶遺址，但中國隨后發現龍山夏商的山西西吳壁遺址、商代的江西瑞昌銅嶺礦冶遺址、周代的湖北大冶銅綠山礦冶遺址（其中竟有豎爐煉銅遺址，還能分離銅鐵）等。

第三，青銅鑄造“模范”遺址眾多，龍山時期南北多地出土“石范”，商代是出土泥范、陶范，周代還出現銅范、以及發明失蠟法等。其中，最驚人的是山西侯馬遺址，出土了數萬件晉國陶范，里面出土的標準件陶范應是秦國模塊化標準件的技術源頭之一，還有齒輪模范等。

除了上述三點，還有坩堝技術（這一點非常重要，卻往往被忽視，沒有坩堝，如何承載高溫銅液，以及后來的鐵液）、青銅合金配比和鑄造工藝、國家組織能力（青銅鑄造業是簡陋版的“工業”，不能缺少組織能力）等，都有相應的龐大的考古和史料證據。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考古發現不僅證明“存在”，而且其中各個環節還有著明顯的、完整的演化過程，比如坩堝進化、模范進化等，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演化的過程，一步一個腳印，技術演化路線非常清晰，符合人類的認知邏輯和科學發展邏輯。

符合青銅時代標準

1973年，在陜西臨潼姜寨遺址，考古專家發現距今6000多年的黃銅片，這是一種銅鋅合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

1978年，在甘肅東鄉林家的馬家窯文化遺址中，考古發現一把青銅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件青銅器，為單范鑄成，距今5000多年。

問題是：姜寨遺址的黃銅片，能否說明中國進入銅器時代；馬家窯遺址中的青銅刀，能否說明中國進入青銅時代？

對此，歷史學家韓建業指出：“青銅時代核心特征是青銅器在人類生活中占據顯著地位。確切地說，只有當青銅器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時，才能被認定為青銅時代。這種持續的、廣泛的使用，而非偶然的制造和使用，是界定青銅時代的關鍵。”這個標準是對的，理應如此，當然這也是西方對中國青銅時代的判斷標準，中國鐵器時代的確定也是如此。

由于緊隨姜寨和馬家窯之后，并未出土相關金屬制品，因此中外專家學者給出的答案為“否”。甚至，山西陶寺遺址也出土了一些青銅器，故而部分學者認為龍山文化晚期或龍山時代已進入青銅時代，年代約當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但因為是“零星”出現，因此中外“主流”學者不認為當時已經進入青銅時代。

但到夏商周時期，中國青銅器在社會上開始占據重要位置。其他不談，如今中國館藏青銅器高達140余萬件，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加上私人和海外收藏，那么中國夏商周青銅器數量將更為龐大。因此，夏商周毋庸置疑的進入了青銅時代。

綜上，盡管如今還有些雜音，或者認為中國以西的青銅文化影響了中國，但總體上中國夏商周進入青銅時代是無法被質疑的結論。

問題在于：所謂“寇可往、吾亦可往”，歷史文化上的交鋒有時也是戰爭，不能總任由西方質疑中國歷史，而我們不能只防守只挨打、不還手吧，那么“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又將如何呢？其實，這是一個在某些人看來是“民科的”、“多看一眼就算我輸”等的問題。

如果以衡量中國青銅時代的標準來看，中國以西的青銅時代又將如何呢？不妨看一看中國以西的青銅時代情況！

其一、西方正式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太少太小，有人戲言總量不到70斤，雖有夸張、但多也多不了多少。

其二、缺乏相應的采礦、坩堝殘片、熔爐、爐渣等采冶考古遺跡，不能對中國有這些要求，對西方就不要求這些證據了吧。

其三、兩河流域沒有銅礦和錫礦資源，如何率先進入錫青銅時代？西方學者說西亞錫礦或來自阿富汗、英國、西班牙等地，證據呢？

因此，與中國青銅時代一對比，就能看到其中充滿了“雙標”，比如就那么一點青銅器，如何說“持續的、廣泛的使用，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又比如缺乏相應的采冶遺址，那么他們的青銅為何不是源自中國？

總之，中國夏商周進入青銅時代的結論，可謂無比扎實，西方學者想反駁都反駁不了。但在另一方面，中國青銅時代經受了嚴苛的檢驗，其實也不是壞事，因為嚴已律人也得嚴以律己，如今是不是要用這一套標準檢驗一下西方敘事下的西方青銅時代？所謂“寇可往、吾亦可往”，做人不能丟了氣勢，那些用“激昂文字”批評西方偽史論的學者們，現在該大顯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