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護士自殺，死的很決絕，留下字條：別救我。事發一年后才被看見

來源：護理部

2024年12月27日清晨6點，上海的天空還未完全亮透。20歲的蘇詩雨背著單肩包走出家門，像往常一樣走向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下稱“五官科醫院”）。這是她成為規培護士的第168天，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現在醫院監控里。

7點55分，她準時出現在會議室。監控畫面中，她身著藍色手術服，低頭盯著地面，嘴唇緊抿。與護士長近40分鐘的談話結束后，對方拍了拍她的肩。沒人知道，這個動作未能接住即將墜落的靈魂。

三天后，她的遺體在寵物醫院附近的居民樓天臺被發現。手機遺物里，最后一條未發送的消息停在對話框：“護士長，我去病房，哪個都行，麻煩你了，后面兩天我來上班。”

這場悲劇的起點，是她入職時抱著的“看得見的未來”穩定的工作、被家人認可的驕傲；終點，是被高速運轉的職場碾碎的自信，和一句無聲的“不要救我”。

蘇詩雨書寫“不要救我”，受訪者供圖

“當護士不用給家人太多壓力”：被寄予厚望的起點

蘇詩雨的家鄉在安徽農村。父母在菜場賣豬肉30年，1997年出生的姐姐蘇聽雨記得，童年時父母忙生意，妹妹常被鎖在出租屋。“那時候她總說，長大要賺大錢，讓爸媽不用再風吹日曬。”

2024年7月，蘇詩雨從上海某大專護理專業畢業，以規培護士身份進入五官科醫院。這是她反復權衡后的選擇：“當護士穩定，不用像爸媽那樣辛苦。”

入職當天，她開心地抱著媽媽轉圈。姐姐蘇聽雨說，那是妹妹最“發光”的時刻“她覺得自己終于有能力給家人依靠了。”

“快”與“錯”的絞肉機：手術室的生存法則

蘇詩雨的崗位是手術室巡回護士，負責配合醫生手術、準備器械、處理突發情況。但這份“穩定”的工作，從第一天起就充滿高壓。

“一天20多臺手術，連喝水都要掐著表”：手術室實行“無縫銜接”模式，一臺手術結束，下一臺立刻開始。蘇詩雨的工作日志里記著：“中午只能點外賣，10分鐘吃完；為了不去廁所，水不敢喝。”

“出錯=否定”：手術室的容錯率趨近于零。蘇詩雨的手機里存著三條“錯誤記錄”：拆錯手術耗材（浪費近千元）、貼錯手術眼別（左眼患者被開了右眼）、器械操作失誤（延誤手術）。更致命的是一次“弄丟病人標本”，她翻遍垃圾桶才找回，“當時手都在抖，后背全濕了。”

“慢，是原罪”：作為新手，蘇詩雨的操作速度總跟不上手術節奏。醫生換臺頻繁，她剛熟悉一位醫生的習慣，就被換到另一臺手術；帶教老師忙于多臺手術，只能“看一眼就走”，她只能“自學”記44步玻切手術流程、11位醫生的器械偏好，甚至不同醫生對“剪刀”“鑷子”的別稱。

“做慢了，器械間打架；做快了，怕出錯。”同組規培護士陳美美說，“手術室的鐘表走得比外面快一倍，她的神經每天都繃成琴弦。”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門口。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我怎么老是做不好”：自信崩塌的168天

蘇詩雨的崩潰，始于“不被看見的努力”與“持續的否定”的撕裂。

“自學”是蘇詩雨和諸多同事聊天記錄里的高頻詞。她曾抱怨，手術種類繁雜，醫生習慣也各有差異，在細碎的新知識中不斷切換，筋疲力盡。蘇詩雨的學習筆記中，不僅有跟完一臺玻切手術要記下的44個步驟，還詳細記錄著11位醫生的習慣。

“醫生偏好是最難記的。”另一個組的帶教老師趙卓雅舉了個例子，有的醫生覺得剪刀好用，護士就會在手術包貼剪刀，但下一個醫生覺得不好用，打開手術包看到剪刀的話，就會特別火大。

規培護士也被迫加入了科研隊伍，蘇詩雨被要求做“質量很高的”科研PPT，她的同事有的幫老師申請專利，有的做科普小視頻。“休息時間被占掉，越來越累。”該醫院一位規培護士告訴新京報記者。

因為犯錯被責罵后，蘇詩雨會試圖理解醫生，“節奏太快了，大家都有情緒”，也想過換個思路，“不挨罵也會不了”，但她也免不了和同事抱怨，“醫生壓迫感太強了，（帶我的護士）老師也被罵。”

一些委屈也無法排解。一次她向同事倒苦水，有些縮寫、別稱，老師沒有教，不同醫生表達方式又不同，令她好幾次因反應不及被說，自己也不敢解釋。

“很理解她的心情。”一位有同樣經歷的醫助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這時候反駁，手術是不是就被打斷了，病人還在那躺著呢。”

主刀責任制意味著醫生比護士承擔著更大的風險，多份群聊記錄顯示，該科室有幾位級別較高的醫生對護士不太客氣。這個現象也得到了其他五位員工的證實。

去年12月蘇詩雨精神問題顯現后，護理部主任與蘇父通過一次電話，電話錄音顯示，主任提到，“手術室確實蠻難保護住她的，直面的就是主任、大醫生，他們要罵就罵的。我們不大控制得住醫生。”

蘇詩雨的就診記錄，受訪者供圖

“救救我”：最后的求救信號

2024年11月，蘇詩雨的精神狀態徹底惡化。她被確診重度焦慮、中度抑郁，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就診時，測評結果顯示“病情已影響社會功能”。

她開始頻繁向姐姐傾訴：“我每天光調整情緒就花很多時間”“待久了真的要玉玉（抑郁）”。12月，她在給小曼的遺言里寫：“印象里留下我最好的樣子就可以了。”

但求救信號未被及時接住。

“醫院說‘她太要強’”：家屬提供的錄音顯示，院方多次強調“蘇詩雨內耗嚴重，缺乏自我調節能力”。護理部主任稱“已多次談話疏解”，但蘇詩雨的手機記錄里，12月的聊天框里滿是“今天又錯了”“醫生又罵了”“考試過不了”。

“轉崗之路被堵死”：蘇詩雨曾咨詢其他醫院，得到的回復是“規培期未滿，不接收”；想做藥代、臨床協調員，也被朋友勸“太麻煩”。她被困在“手術室—抑郁—更難勝任手術室”的死循環里。

“她”想把自己結束在不太糟糕的時候

自殺前一天，蘇詩雨最后一次申請上班：“護士長，我去病房，哪個都行。”護士長回復：“先不著急，你的事我肯定幫你落實。”但她沒點開這條消息。

12月27日，她帶著姐姐送的小倉鼠去了寵物醫院。小倉鼠心搏驟停的瞬間，她蹲在手術室默默哭了很久。

下午3點，她走向居民樓19層天臺。監控顯示，從進電梯到跳下，她只用了15分鐘。

遺物里，她的筆記本最后一頁寫著：“我好像永遠都做不好，對不起爸媽，對不起姐姐，對不起所有人。”

寵物醫院附近居民樓的天臺。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規培護士的困境，不是一個人的錯”

“培訓像走過場”：多位護士反映，規培護士的培訓“重理論、輕實操”。蘇詩雨的培訓手冊顯示，9月初才開始眼科護理入門學習，而她8月就已參與手術。其他醫院規培護士透露：“帶教老師同時管3間手術室，根本顧不上教。”

“心理支持是口號”：《上海市醫療衛生人員權益保障辦法》要求醫院建立心理疏導制度，但蘇詩雨的同事說：“心理課像走形式，沒人記得內容。”她確診抑郁后，醫院未安排專業心理咨詢，僅靠“領導關心”。

“職場文化的高壓”：手術室的“快”與“罵”，本質是醫療行業“結果導向”的縮影。一位眼科主任坦言：“手術室容不得慢，但規培護士的成長需要時間。”這種矛盾，最終壓在了最底層的規培生身上。

蘇詩雨走了，但她的故事還在繼續。

這不是一個人的遺憾，而是無數規培護士的心聲——他們需要的不是“更堅強”，而是更包容的成長環境、更系統的培訓支持、更溫暖的職場關懷。

愿“不要救我”的悲劇，不再重演。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瑜、李淼、鄭善真、程麗萍、小曼、陳美美、趙卓雅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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