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靖王朱瞻墉：一位幾乎隱形的親王，果真是明宣宗的備胎嗎？

潭柘寺，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東南部的潭柘山麓，始建于西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是北京有記載的年代最久遠的寺廟。初名嘉福寺，歷史上多次改名，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帝撥款整修潭柘寺，并親賜寺名為“敕建岫云禪寺”，因寺以龍潭和柘樹聞名，俗稱潭柘寺。

潭柘寺山門

潭柘寺目前的總平面規模形成于明代。在寺院的深處，一座覆缽形藏式白塔巍然矗立。塔前東西兩側各有一顆形態奇異的古松，樹身修長，干體扭曲，形態婀娜，好似兩只翠鳳在白塔前旋舞，世稱“雙鳳舞塔松”。

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漢傳佛教寺院，為何會藏著一座藏式白塔？這背后埋藏著的是一位皇子的拳拳孝心。相傳此塔為正統二年（1437年），越王朱瞻墉為母后張太皇太后祈福延壽所建，塔中藏有太皇太后的生辰八字和佛經。

這位極具孝心的越王殿下生平如何，身上又有那些故事呢？

明宣宗的胞弟

朱瞻墉（音yōng），生于永樂三年（1405年）正月初十，為明仁宗的嫡三子，生母誠孝昭皇后張氏。

按照《皇明祖訓》“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之規定，作為太子的次嫡，年滿十歲當封郡王。可翻遍《明太宗實錄》，涉及朱瞻墉的，只有誕生這一條記錄，除此而外別無其他，也就是說明成祖朱棣這位祖父并沒有按制冊封其為郡王。之所以會如此，與朱棣與皇太子朱高熾之間的權力斗爭息息相關。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明成祖在回師途中駕崩于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西北），享年六十五歲。八月十五日，皇太子朱高熾即位。

明仁宗劇照

當年十月十一日，明仁宗冊封嫡長子、皇太孫朱瞻基為皇太子，同時大封宗室為父皇還債，包括朱瞻墉在內的皇帝眾子自然也在其中，他被冊封為越王。

“其冊文皆曰：‘朕惟君臨萬邦，必建諸子，以鞏固宗社，屏衛王家，宏治平悠，久之福隆古圣王。逮我皇祖、皇考，咸由斯道。朕嗣鴻業，祗懷永國。咨爾弟幾子某，天稟純茂，賢智夙成，今特封爾為王，居國某處，子子孫孫世守茲土。于戲！惟學廣德，惟德裕身，惟謙惟恭，戒于荒逸，親仁愛民，屏遠邪侫，永篤忠孝之志，無忘君親之恩，則光昭藩輔，福祚長世。敬之哉！’”（《明仁宗實錄》）

這一冊文當為明朝冊封皇子的標準模版，通過冊文可以知曉，皇子被冊封為王的同時藩地也已確定。據《弇山堂別集》記載，越國建藩浙江省衢州府。可《明宣宗實錄》明確記載，宣德年間諸王之國前，朝廷下令在衢州府興建襄王府，后因某種不為人所知的因由遷藩湖廣長沙府。似乎衢州府本是朱瞻墉胞弟，老五襄王朱瞻墡（音shàn）的封國，所以阿越懷疑越國的藩地極有可能是紹興府。

與冊封詔書同時下達的，還有組建鄭、越、襄、荊、淮、滕、梁、衛八府長史司等衙門，并置相關官屬。自仁宗系以后的親王，與太祖系、太宗系親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王國體系中缺了護衛軍這一環，下屬軍事力量僅存群牧千戶所。

當月十七日，明仁宗下詔暫定諸王歲祿為：祿米三千石、鈔萬錠。待其之國再行更定歲祿。

朱高熾戰戰兢兢地當了二十年太子，好不容易熬到父皇去世登基為帝，卻不想沒能長生久視。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明仁宗龍馭上賓。六月初三，皇太子朱瞻基風塵仆仆的自南京進抵北京，并于十二日登基稱帝。

朱瞻墉作為新皇帝最年長的胞弟，照理應當活躍政治舞臺上，可事實并非如此，相較于其他兄弟，宣德、正統年間有關他的記載極其稀少，幾乎成為一個隱形的存在。

明宣宗劇照

皇兄抵京后，朱瞻墉隨大流的上箋勸進，排名猶在二哥鄭王朱瞻埈之后（實錄完全按排行敘名，而非按倫序），完全沒有當年父皇稱帝時，三叔趙王朱高燧那種出彩的感覺。

洪熙元年十月，賞賜越王朱瞻墉昌平縣（今北京昌平區）莊田四十四頃九十畝。這也不是他獨享的特權。自洪武朝起，親王出閣后，歷來會被賜予京畿周邊田地，充作臨時莊田，以供其之國前開支。待其之國，該莊田會被收回。

宣德三年（1428年）閏四月，時年24歲的朱瞻墉成婚，王妃為南城兵馬指揮吳昇之女。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朱瞻墉府上的文官之首、越府長史周忱升任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松等府縣稅糧，至于由誰接替他的位置實錄未載。與他一同右遷，負責總督稅糧的，還有行在吏部郎中趙新（任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任戶部右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任禮部右侍郎），及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于少保于謙，他由監察御史升任兵部右侍郎。這幾人日后都是明朝的名臣、直臣。

大興左衛為明朝親軍二十六衛之一，洪武時期為北平府周邊六衛之一，永樂時期升格為親軍衛。作為拱衛皇家的核心軍事力量，其軍士自然是優中選優，從全國各地挑選組成。

正統初年，出自西南地區的大興左衛軍士胡用等，呈報行在兵部，言稱自己年老體衰，且對北京當地的水土不服，請求準許其落葉歸根，將其家族外調西南鎮守邊疆。

明英宗認為讓服務了皇室半輩子的士卒，臨老千里迢迢的長途跋涉鎮守邊疆，非皇家優待功臣應有的態度，故下旨將這部分人調出大興左衛，分配給越王府等在京親王使用，作為其養老之所。

“（正統元年二月）己酉，先是行在兵部奏：‘大興左衛軍人胡用等，系四川建昌、交阯、云南、貴州等處土民。自陳孱弱不堪操用，兼且不服水土，乞調四川雅州等處邊關守備。’上念跋涉遠役，不無失所，給與越王、衛王、郕王府中使令。每府六十余戶。”（《明英宗實錄》）

這是關于越王朱瞻墉生平的所有記載，除此而外再無其他。

是否為明宣宗的備胎

明仁宗共有十子，其中第四子朱瞻垠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早逝，故其駕崩時，仁宗系在世親王共有八位，且都在京中，未曾之國，名單如下：

庶次子鄭王朱瞻埈（22歲）、嫡三子越王朱瞻墉（21歲）、嫡五子襄王朱瞻墡（20歲）、庶六子荊王朱瞻堈（20歲）、庶七子淮王朱蟾墺（17歲）、庶八子滕王朱瞻塏（17歲）、庶九子梁王朱瞻垍（15歲）和庶十子衛王朱瞻埏（10歲）。

明宣宗劇照

朱瞻墉的大兄皇太子朱瞻基雖年已27歲，可此時膝下只有兩個女兒，說句不好聽的，他萬一不諱，大明皇位需按“兄終弟及”的原則，由倫序第一的越王來繼承。

終其一生，明宣宗朱瞻基膝下也僅有二子：長子朱祁鎮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次子朱祁鈺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

兩個侄子降生后，朱瞻墉的繼承優先級別也跟著向后挪兩位，成為帝位的第三順位繼承人。

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鄭、襄、荊、淮、梁五王同時之國，可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年已二十有五的越王朱瞻墉，卻留在京師未動。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龍馭上賓，隨即年僅9歲的皇太子朱祁鎮繼位。而時年31歲的越王朱瞻墉依然沒有被要求之國，繼續留京。

也正因此，很多人認為越王朱瞻墉是大兄給自己、母后給侄子預備的備胎，一但明宣宗一脈絕嗣，他便可順勢繼位。

果真如此嗎？

阿越并不這么認為。

翻翻明宣宗其他兄弟在宣德乃至正統初期的表現，便可察覺皇家完全沒有這個意思在。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覬覦皇位數十年的漢王朱高煦終于耐不住寂寞，在藩地樂安州（今山東惠民縣）起兵造反。這位今上的親二叔，在靖難時期戰功赫赫，在軍中享有極深的影響力。雖然被閑置多年，可誰知道這頭病虎暴起發難會爆發出何等聲勢。

明宣宗思慮再三，否決了此時大明武將第一的英國公張輔請戰，決定御駕親征。當年祖父每每御駕親征，都會留父皇在京監國。可當下自己膝下無子，只能從諸弟中挑人選代為監國。

不論是按親疏、還是按倫序，朱瞻墉都是最佳人選，然而大兄偏偏跳過他，將監國重任交給了二弟鄭王朱瞻埈（音jùn）和另一個胞弟、老五襄王朱瞻墡。

漢王朱高煦

可能有人會說，明宣宗如此安排為防止禍起蕭墻，也是為保護三弟這位第一順位繼承人。畢竟當下謀反的可是自己的親二叔，叔叔都靠不住，難道親弟弟就靠得住了？人性還是不要考驗為好。所以才把越王摘出去，讓鄭王和襄王相互制衡，同時使用的名義也非“監國”，而是“居守”，還安排姑父廣平侯袁容、舅父都督張昇和靖難老臣武安侯鄭亨一同鎮守北京。

這一說法乍看似乎很有見地，可細細思量就可以發現存在不小問題。既然要安排兩位親王共同居守，那么完全可以讓鄭王和越王這兩位最年長的親王擔任，在有朱瞻埈制衡的前提下，讓朱瞻墉適當接觸下政事不是更好？

行文至此，可能又有文友要吐槽阿越想當然了。

好！讓朱瞻墉這個理論上的繼承人接觸政事，搞不好會讓他黑化，那把祭祀等禮儀性事務交給他總可以了吧。

結果呢？

宣德四年五王之國前，赴昌平天壽山祭祀長陵、獻陵等禮儀性事務，主要由鄭王朱瞻埈負責，偶爾交給襄王朱瞻墡。五王之國后，在京親王只剩下越王朱瞻墉和年幼的衛王朱瞻埏（音shān或yán）。此時越王25年已歲，而衛王僅有14歲。這下總該把祭祀工作交給越王了吧，可皇帝大兄又雙叒跳過他，把此事交給了幼弟朱瞻埏。

可能你又要說，祭祀牽扯到陰陽，并不是什么好事，明宣宗如此做是在照顧朱瞻墉這位胞弟。可別忘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個中國古代政治術語，祭祀是國家的兩大要事之一，主持祭祀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連皇帝都親自參與，一個親王何須避諱。

還有一件事更能說明，明宣宗完全沒有將朱瞻墉這個胞弟當備胎的意愿。

前文說過，越王妃吳氏的受封時間為宣德三年（1428年）閏四月。按照傳統兄長沒結婚，做弟弟自然也不能成婚。可朝廷卻一反常態的于宣德二年十月冊封了兩位親王妃：鄭王妃張氏，襄王妃靖氏。

老五比三哥成婚足足早了半年多。何況冊封越王妃的正副使為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禮部尚書胡濙；而冊封鄭王妃的正副使為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冊封襄王妃的正副使為太師、英國公張輔，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不僅襄王妃的使團規格高于越王妃，連鄭王妃的冊封使團規格也不遑多讓。這是當朝皇帝對待自己備胎應有的態度？不怕對方真繼位后給自己鬧幺蛾子？

再說了，鄭王等五王之國時，明宣宗膝下已有兩位皇子，形成雙保險，他本人由春秋鼎盛，有的是時間來“廣皇嗣”，何須胞弟來當自己的備胎。把越王打發出去，反倒是少了一個威脅，何其美哉！

吳賢妃劇照

什么！你說朱祁鈺的生母吳氏本是漢王府宮人，并不被皇家接受，屬于皇帝陛下的外室，因此次子出生后，一直養在宮外，不被張太后、孫皇后及朝臣所知。那么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吳賢妃的生平：

“妃姓吳氏，世為鎮江府丹徒縣人。父不詳，母神氏。妃生而婉靜，以永樂十年八月二日，選召掖庭，時年十六。得侍宣宗章皇帝于青宮。宣德三年，生郕戾王，后進封賢妃。承順太皇太后及圣烈慈壽皇太后，以敬慎聞。景泰中，嘗僭加太后號。今上復位之初，仍號賢妃。生以洪武三十年五月十六日，而薨于天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榮思賢妃壙志》）

吳賢妃去世于天順五年（1461年），正處于明英宗第二個任期。因皇位之爭，吳賢妃與明代宗朱祁鈺這對母子，是其最痛恨的人，但凡她身上有出身漢王府這一污點，壙志中不可能不體現。可據壙志記載，她早在永樂十年（1412年）便入宮，在東宮（因東方青龍，故稱青宮）服侍尚是皇太孫的朱瞻基。可見漢王府宮人一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故朱祁鈺降生于宮中，一出生就為世人所知曉。所以皇太子朱祁鎮在宣德朝乃獨子之說壓根不成立，自朱祁鈺誕生起雙保險便以形成。如此何須朱瞻墉這位越王來保一手。

更直接的證據是：當明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年）駕崩后，立長之聲泛起，可朝廷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遠在長沙的老五襄王朱瞻墡，而非在京的老三越王朱瞻墉。

綜上所述，阿越認為皇帝備胎說不成立，朱瞻墉自始至終沒能之國，并非是需要其充當備胎，而是他身體歷來不好。這點從他晚于胞弟成婚，及膝下一無所出等，就可見一斑。也正因此，在風起云涌的宣德朝，他只能乖乖的當個隱形人。而大兄明宣宗與母后張太后，擔心其身體遭不住，一再壓著不讓他之國。

阿越說

身嬌體弱的朱瞻墉，待在京師無所事事，低調做人而外，也只能對母后盡盡孝心，在潭柘寺捐造座佛塔，給張太皇太后祈福延壽。卻沒想到一語成讖，自己走在了母后之前，讓她在痛徹心扉的送走大兒子之后，再經歷一次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

正統四年（1439年）六月二十六日，越王朱瞻墉薨逝，在位16年，終年35歲。小皇帝朱祁鎮依例為叔父輟視朝三日，賜謚曰靖。

越靖王無嗣，越國除封。無所依存的越王妃吳氏當日即自盡殉葬，朝廷賜謚曰貞惠。明初殉葬的陋習死灰復燃，親王無嗣，王妃殉葬實屬平常，可如越王妃這般又急又快的，絕無僅有，阿越認為殉情的可能性大于受皇命脅迫。

潭柘寺白塔

越靖王墳園在順天府附郭縣宛平境內。當年十一月，順天府的奏疏中提及墳園用宛平縣民田三頃九十九畝，奏請免除所用田地的稅糧，獲得準許。《弇山堂別集》進一步提及，墳園的具體位置在宛平縣境內的西山白水峪。阿越不是當地人，不清楚白水峪究竟在哪，望知情者不吝賜教。

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瓦剌大軍進犯京師，大明雖于劣勢之中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可也只是守城成功，京畿之地被韃賊糟蹋的不輕。位于西山的越靖王墳園便遭其侵犯，連供器都俱被掠去。戰后，朝廷遣官赴墳園查訪損失情況。然而戰后重建工程千頭萬緒，只能優先緊著重要之事，故直到景泰三年（1452年），朝廷才重造越靖王墳園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