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顏淵》篇載,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問智,孔子答曰:“知人。”樊遲一時未能領悟。
孔子進而解釋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推舉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之人之上,能使邪曲之人變得正直。)然而樊遲仍感困惑,遂請教于子夏。子夏聽后,由衷贊嘆夫子之言精妙,并援引歷史明證:舜為天子時,于萬眾之中拔擢皋陶為士師,那些心懷不軌的小人便難以立足,紛紛遠遁;商湯為君時,不拘一格,從卑微的奴仆中擢升伊尹為相,于是不仁不義之徒銷聲匿跡。子夏以此闡明,“舉直錯諸枉”正是“知人”智慧在治國理政中的最高體現(xiàn),其結果自然導向“不仁者遠矣”,亦即“愛人”目標的實現(xiàn)。
此段對話雖短,卻深刻揭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與“知”(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修養(yǎng)與實踐的兩翼。“仁者愛人”是內在的道德情感與價值根基,是儒者立身行事的根本出發(fā)點。
然而,僅有此仁愛之心,若無“知人”之明相輔,則易流于空泛、盲目,甚至陷入“其弊也愚”(《論語·陽貨》)的困境。孔子早已警示:“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空有仁心而不學以廣智、明辨是非,其弊端正是愚昧不明。不分好歹,不辨善惡,對每個人都“愛”,這不是真正的“仁愛”,不是常道。無知之愛,非愛,愚也、昧也,此亡國亡家之途。所以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可偏廢。
何謂“知人”?其核心在于“格物致知”的求真精神與明辨是非的判斷力。它要求超越情感的蒙蔽,洞察人情物性,識別真?zhèn)紊茞骸_@絕非冷漠的算計,而是確保仁愛之心得以有效、恰當?shù)貙嵺`的理性保障。
因此,“知人”的智慧,首先體現(xiàn)為“擇善而從”的能力。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桑粨衿渖普叨鴱闹洳簧普叨闹保ā墩撜Z·述而》),此語精妙地詮釋了“知人”的雙重境界:其一,是“無分別心”的平等觀照與虛心學習態(tài)度,承認人人皆有可取之處;其二,更是至關重要的“是非心”與“分別智”,即能清晰辨別何為“善者”當從,何為“不善者”當戒。
空談“以德報怨”而混淆是非界限,在孔子看來實為糊涂(“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唯有秉持“以直報怨”的公道之心,方是“仁智合一”的體現(xiàn)。而《易經》所言“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進一步點明了“直”(正直、率真)所蘊含的“方”(有原則)、“大”(格局宏大)的力量。這種“直”,正是仁智在行動中的自然流露。
然而,僅有仁心之愛與明智之辨,尚不足以成就“達德”。孔子明言:“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此三者,仁為根本,智為明燈,而“勇”則是將仁心與智慧付諸實踐、堅守不移的關鍵力量。沒有“勇”,仁易流于空談,智易淪為巧飾。不敢堅持所知之“是”,不敢指正所見之“非”,不敢在舉世贊譽時保持清醒(“舉世譽之而不加勸”),不敢在舉世非議時堅守本心(“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仁與智便失去了落地的脊梁。
真正的“勇”,是道德之勇,是踐行仁智的擔當。它意味著在明辨是非后,敢于“當愛則愛,當怒則怒,當喜則喜,當悲則悲”,如赤子般率真(“直”),而非虛偽矯飾。這種“直”所體現(xiàn)的“大方”,是人格的坦蕩與氣度的恢弘。它徹底摒棄了那些鼓吹“忍氣吞聲”、“卑躬屈膝”的糟粕文化——這些教人順從、閹割個體精神脊梁的毒素,絕非普通人當學之道,它們只會使人喪失自我,遠離真正的“德者,得也”(《禮記·樂記》)的境界。真正的“德”,是內在仁智勇的充實與外在行為的得當,是“得”之于心,行之于世,故能“得道多助”。
將此“仁智勇相濟”之道應用于人際交往與識人辨物,則需清晰的步驟:
1. 首重仁心(愛人):觀察其是否具備根本的仁愛之心、惻隱之心。此心即“平等心”,是建立信任、真誠交往的基礎。若其人唯利是圖,深陷于名利富貴之網而“陷而不拔”(《論語·雍也》有“君子不陷”之論,首要即指不陷于不當之求),則如孔子所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缺乏仁心者,其交往必失于信、誠、真,故“不可交,不可友,不可同,更不可師”。
2. 再察明智(知人):審視其是否具備明辨是非的智慧與判斷力。此“是非之心”即“知”,亦是“智”。擁有此心此智,方能審時度勢,使言行舉止皆“恰如其分,得當?shù)皿w”,此即孔子所重的“義”——“義者,宜也”(《中庸》)。若無此分辨是非之智,縱有仁心,亦易流于愚昧盲從,成為“人云亦云”的“德之賊”(《論語·陽貨》),最終無法持守其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wèi)靈公》)。
3. 終觀其勇(力行): 考察其是否具備將仁心與智慧付諸行動的勇氣和擔當。是否有膽識堅持正道,不畏權勢,不懼流俗?是否能做到“直道而行”,坦蕩無私?面對不義,是敢于挺身而出(“當怒則怒”),還是懦弱退縮?真正的勇者,必以其行守護其仁,踐行其智,使三者融為不可分割的生命力量。
孔子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庸》),正因夫婦之倫始于自然之“愛”(仁心),能生發(fā)親密的平等心。然何以眾多夫婦終至反目?根源常在未能將“愛”升華為“敬”,亦即未能以“是非之心”(知)來規(guī)范、調和情感,使相處之道合乎“義”的節(jié)度;更深層的原因,或許還在于缺乏“勇”德——不敢直面問題,坦誠溝通,不敢在沖突中堅守原則、維護彼此尊嚴,最終導致敬意的消解與關系的破裂。可見,即便是最親近的關系,亦需“仁”(愛人/情)、“知”(知人/理)、“勇”(力行/擔當)三者的平衡與支撐。
綜上而言之,“愛人”為本,是內在的道德源泉與情感動力;“知人”為根,是外在的理性明辨與實踐智慧;“勇者不懼”為脊梁,是將仁心與智慧外化為堅定行動、守護正道的不屈力量。仁、智、勇,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構成“天下之達德”。若偏廢其一,則德行有虧:徒有仁而無智則愚,徒有智而無仁則賊,徒有仁智而無勇則懦,終難成器。若一味倚仗小聰明(“知”的片面化)或空談仁愛而無實踐之勇,自以為可欺世盜名、瞞天過海,終將如古語所誡,反誤了根本。唯有“以情做人”,涵養(yǎng)深厚仁愛之心;同時“以理做事”,運用清明智慧明辨是非;更以“勇毅擔當”,擇善固執(zhí),直道而行,方能成就頂天立地的君子人格。
此即孔子畢生所倡導并踐行的“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之道的完整圖景——一個以“仁”為體、以“知”為用、以“勇”為行的圓融生命境界與處世智慧。在紛繁復雜的世相中,它指引我們既不失赤子情懷(仁),又能洞明世事、練達人情(智),更能勇毅篤行、持守正道(勇),最終實現(xiàn)個人生命的完善與社會的和諧有序,臻于“德者,得也”的豐盈境界。(李多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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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多善,安徽省行知高等教育研究院創(chuàng)始人,律師(實習)。知名網絡作家莊子心齋,在百度、塔讀、番茄、咪咕、書旗、七貓、喜馬拉雅等連載《易學大師風云錄》、《掙扎在風雨之中》等長篇小說。曾入選全國網絡作家百強榜。
中國小說學會會員,安徽省網絡作家協(xié)會會員,湖南省網絡作家協(xié)會會員,合肥市廬陽區(qū)文聯(lián)委員。國家一級企業(yè)人力資源管理師(高級技師),文學創(chuàng)作二級(副高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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