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之后，小兒麻痹癥都是源于疫苗——這卻是個好消息

自從美國新任衛生部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上臺后，美國的反疫苗話題就沒有斷過。受此影響，近期國內一些反疫苗群體（下圖）也開始變得更加活躍，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公開傳播反疫苗情緒，破壞我國不斷完善的防疫體系。

剛好借這個話題聊聊好久沒詳細提過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尤其是最早的那些不夠好的疫苗，順帶說一下我認為的現代版的“生物戰”。

關于民科讀物《生化超限戰》

先說圖中提到的《生化超限戰》這本書。這本書全名叫做《生化超限戰：轉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陰謀》，在2011年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作者叫柴衛東。

柴衛東何許人也？除了民科（民間轉基因食品問題研究學者）之外，這位的專業是航空發動機。不用往下說，只要是正常人用腦子想想，這種跨領域胡謅的人說的生物醫學內容就完全不可信。

拋開作者本身非專業出身以及疑似陰謀論者之外，你會發現這本書中的很多內容和海外反疫苗甚至反科學群體的觀點非常一致，舉幾個例子：

1.疫苗是西方控制人口或制造疾病的工具；（一些國家甚至認同到對疫苗接種人員進行恐怖襲擊）

2.轉基因作物是生物戰工具；（至少那個年代，反轉就是“英雄”，甚至氯化鈉都能反）

3.美國利用生物技術實施“生物超限戰”。（這個不評論了）

上面這些信息放在當年，或許很多人真的會深信不疑，但是回過頭來看，除了一些真的缺少基本科學素養的群體外，大多數人已經反應過來，無論是“轉基因有害”還是“人口控制”，全部都是嘩眾取寵的話題罷了。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本書中脊髓灰質炎疫苗被描述為“導致脊髓灰質炎”的元兇。那么自1979年后，美國所有脊髓灰質炎病例都是疫苗導致的嗎？

答案是：文字角度，正確。

有效的脊灰疫苗

事實上，美國在1979年報告了最后一例由脊髓灰質炎野病毒（WPV）導致的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病例。此后，野病毒（WPV）引發的脊髓灰質炎在美國本土被證實徹底消滅。

而在這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每年能報告超過5萬例脊髓灰質炎病例（包括未出現癱瘓的感染者）——也就是每年都有至少上萬人出現終身癱瘓以及多大達數千人死亡。

但幸運的是，就在1955年，美國密歇根大學通過電視宣布——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研制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安全有效！

為了應對脊髓灰質炎疫情，美國在1955年率先引入了喬納斯·索爾克發明的滅活脊髓灰質炎疫苗（IPV），并授權了5家公司進行制造。

這款疫苗在此前的實驗中已經被證明能夠降低脊髓灰質炎的發病風險，而首個脊灰疫苗的引入和大規模使用也確實有效幫助美國降低了脊髓灰質炎的發病情況……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每年超過5萬例降至1963年的5600例。

也就是說，即便引入了IPV，每年發病仍超過5000例。

為什么還會有這么多病例出現？原因很簡單：疫苗不夠好。

“不夠好”的脊灰疫苗

長期關注脊灰疫苗的朋友們可能第一反應想到的是IPV腸道免疫不如口服脊灰減毒活疫苗（OPV），因此沒能徹底避免感染和排毒（僅預防發病）——當然確實是一個原因，直到現在也是。

更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字面意思“不夠好”，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說“糟糕”。

早期的IPV在誘導免疫反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就是病毒滅活和純化工藝尚不完善，因此無法提供足夠好的針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所以整體效果不夠理想。

更糟糕的是，當時的工藝也并不夠成熟，因此用于制備疫苗的病毒可能沒被徹底殺死（疫苗中存在可以導致疾病的活病毒），而這也導致了那年出現了經典的疫苗安全事故（丑聞）——卡特事件。

1955年，克特制藥公司（又譯卡特制藥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作為其中一個被授權生產IPV的企業，生產了12萬劑脊髓灰質炎疫苗，用于遏制當年的脊灰疫情。

但是恐怖的是，這種“滅活”疫苗中竟然含有“活的”脊髓灰質炎病毒，而不是“滅活的”脊髓灰質炎病毒——也就是說，接種這種疫苗就如同接種了活的脊髓灰質炎病毒。

《皇家醫學會雜志》2006年報導說，這些疫苗“引發了4萬例脊髓灰質炎病例，導致200名兒童不同程度癱瘓，并導致10人死亡”。

除了帶來疾病和死亡外，這起事件也催生了美國此后最嚴格且完備的政府疫苗監管機制，因此后續再也沒有出現過此類情況。

引入“更好的”脊灰疫苗

為了彌補IPV的“低效”，美國在1961年開始引入并使用阿爾伯特·薩賓（Albert Sabin）研制的OPV，也就是從很多人認為“更先進的”滅活疫苗轉為使用“較落后的”減毒活疫苗。

和滅活疫苗相比，減毒活疫苗不僅能夠提供腸道保護（有效阻止病毒在腸道中復制和傳播），還提供了更便捷的接種途徑（口服），因此1963年三價OPV（tOPV）獲批不久就被納入美國的國家免疫規劃（NIP）。

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同時推動了IPV升級，在1970年代后期開發了采用更先進的病毒純化和滅活技術強化型IPV（Enhanced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eIPV），這款疫苗也帶來了更好的免疫原性。

不過即便是有IPV甚至eIPV，美國在1960年后也在逐漸使用能夠同時兼顧降低發病和感染風險的OPV，IPV的應用反而沒有那么高。而這也是從疾病防控需要角度選擇的最佳方案。

在兩種疫苗的綜合應用下，美國于1979年正式宣布消滅本土脊髓灰質炎，也就是不會再出現因“本土”的“脊髓灰質炎野病毒”所致病例。

從20世紀50年代的每年超過50000名病例，到1979年的本土0病例，這就是疫苗的真實作用。

在這里需要注意兩個關鍵詞：①本土；②脊髓灰質炎野病毒。

“棄車”是為了“保帥”

“更好的”OPV雖然更有效的降低了本土野病毒導致的病例數量，但同時也帶來了被很多人稱之為“惡魔抽簽”的問題——疫苗相關麻痹性脊髓灰質炎（VAPP）。

在引入OPV不久后研究者們就發現，OPV雖然能有效降低脊灰發病，但極少數情況下也會出現疫苗所致的脊灰病例。然而，和每年成千上萬的野病毒所致病例相比，顯然選擇每年不到10例的VAPP是“更合適的”。

這種選擇，也持續到了1979年美國消滅本土野病毒病例之后，因此每年也會出現疫苗相關的脊灰病例，這也是圖中所說“美國所有脊髓灰質炎病例都是疫苗導致的”的原因。

很多人會問，已經消滅了野病毒相關病例，為什么不直接全部轉為IPV而是仍使用OPV？那就是因為，除了本土病例之外，還要考慮輸入性風險。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在1979年-1990年期間每年凈移民數就超過60萬人，甚至1980年代末至1990年間，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總數可能在300萬至500萬人之間。

要知道，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引入OPV并開展大規模接種，成功將每年至少2萬例的脊髓灰質炎徹底消滅，在200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認證為“無脊髓灰質炎國家”。

然而就在次年（2011年），我國新疆發生了一起由巴基斯坦輸入性野生型脊髓灰質炎病毒相關的疫情，導致21例確診病例，其中2人死亡。要知道，我國還不是移民國家。

別說1979年了，就算到了1988年，全球仍約有125個國家存在脊灰流行，每年還有超過35萬例病例。此外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基本再生數（R0）值為5~7之間，遠高于流感（≈2）。

一旦出現輸入，后果不堪設想，更何況在覆蓋率不夠高的情況下，IPV還不能通過腸道免疫阻斷病毒傳播。

因此，仍需要靠更便捷的OPV維持群體免疫，即便是OPV每年會帶來極個別的VAPP病例。

持續優化的免疫策略

隨著全球消滅脊灰工作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使用OPV消滅了野病毒導致的脊髓灰質炎病例，這也意味著輸入性風險越來越小。

于是在1997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更新了關于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應用建議，采用“IPV-OPV混合”的序貫接種策略為兒童接種脊灰疫苗，即先接種兩劑IPV，再接種兩劑OPV，以減少VAPP的風險。

這一舉動也將美國的VAPP數量從以前全程OPV時代的每年8-10例降低至序貫接種時代的1-2例。

不久后的2000年，美國宣布全面使用IPV接種，從此再也沒有本土的VAPP出現，并且通過維持高接種率保持了較高的群體免疫水平。

而我國也在逐步優化免疫策略。2016年，中國停用三價OPV（因為2型野病毒已經徹底消滅）并引入第一劑IPV，大幅降低了VAPP風險；2020年，第二劑IPV納入國家免疫規劃程序之中。保持OPV的原因就是我國仍然與存在脊髓灰質炎野病毒流行的國家接壤。

我在2019年就提到過，部分不與相關國家接壤的省份可以轉為全程IPV而不再采用序貫接種策略（下圖）。

在2020年和2023年，上海市和江蘇省分別轉為全程IPV，而不再使用OPV。

現代版“生物戰”

當我們了解這些，就知道脊灰疫苗雖然確實會極小概率導致脊髓灰質炎病例，但卻是為了預防更多病例發生，而徹底杜絕此類情況出現，則是需要通過足夠高的疫苗覆蓋率和逐漸優化的免疫策略，絕不是“不用疫苗”。

然而，一些既蠢又壞的人就是通過斷章取義的方式引導別人不打疫苗，而這種害人的手法才是真正的“生物戰”（讓人們暴露于疫苗可預防的病原體導致疾病甚至死亡）。

來源：鹵煮說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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