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 | 從“被凝視”到“在場”：女性正在音頻平臺重建話語規則

音頻平臺的女性播客展現出網絡互動與數字空間中新型的女性聯結，即“數字女性共同體”。這是由數字技術和互聯網連接起來的女性群體，她們通過共享信息、交流思想和合作行動來實現共同權益，借此找到歸屬感與身份認同，獲取愉悅感與主體性。

原文 ：《游牧式“數字女性共同體”日漸形成》

作者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佟新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 馬丹

圖片 |網絡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25年1月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4年是我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30周年。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1.08億人，男女比例為51.1:48.9，女性網民達到5.66億人。數字平臺的多樣性發展正在構筑著新型的女性文化。女性們利用平臺分享自己的經驗，形成了“第一性”的女性言說主體。2025年三八婦女節，自媒體平臺出現了一批女性活動，如在“小宇宙”App出現了“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更多女性友好的小事”的經驗分享。這些經驗分享的主體是各類女性行動者，但以年輕的Z代女性為主，標志著新型的以女性為主體的文化生產的新形式，也標志著游牧式“數字女性共同體”的日漸形成。

敘事構筑的“數字女性共同體”特征

喜馬拉雅聯合益普索、日談公園發布的《2024年播客行業報告》顯示，在所有播客類節目中，受訪播客聽眾當中女性占比2/3。女性聽眾占比高并不是全球普遍情況，對比美國同期數據，播客聽眾中男性占比近6成。作為音頻社交平臺，其女性文化現象必然與女性發聲有關。李小江在《女性烏托邦》中指出，做婦女口述史就是“以婦女為主體”、展現“女性的聲音”和“女性的解釋”，信息通信技術、平臺經濟與數字時代為21世紀20年代的新一代女性開啟了一個新的話語空間。那么，以女性為主體的音頻社交活動有怎樣的女性敘事？其主體是如何呈現的？這種敘事構筑的“數字女性共同體”具有哪些特征？

首先，“女性是第一性”的敘述宣言是一種新的女性群體性的文化敘事。截至2025年4月14日，音頻平臺上“《好東西》導演邵藝輝：想象一個‘女性是第一性’的新世界”的單集播客播放量達到63.8萬人次。許多人都閱讀過或聽說過波伏娃的《第二性》，即女性是“次等”的存在；她討論了女性被建構為“他者”地位的種種心理、文化與經濟因素。在今日的數字平臺上，中國女性對命運的敘事已然明確地提出“女性是第一性”的概念，并贏得廣泛的傳播與認同。

其次，播客這一全新媒介展現了關于女性在場的新型分享形式。2025年“小宇宙”“不把天聊Si”的三八婦女節企劃“她，始終在場上”系列節目，主要內容就是分享女性“在場”的故事。事實上，在諸多的公共場合女性一直在場，只是她們常常被視而不見，而這一談話節目就是告訴大家“女性始終在場”。例如，單集播客“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更多女性友好的小事”中，有位嘉賓分享了“女人為什么更容易陷入‘自證’的狀態”。所謂女性“自證”就是女性自我主動地被“他者化”的過程。女主播說，“要想不自證，我們只能創造新的敘事和規則”，用女性的經驗說出我們的經驗，即女性作為第一性的主體。還有一組對話中，“我”字不斷被加重強調。

A：“我想說每次我們遇到男人罵女司機時，我就想說那個數據，好像事故率男性是女性的多少倍，但我忘記了具體數據就不敢說了。我們到底要怎么樣才能除了不自證的，讓自己舒服地反駁？”

B：“我會說‘噢，男司機嘛！’（笑）。我感覺好像沒有辦法，就是你在一個被污名化的東西里面，就類似于三八婦女節被污名化一樣，我們都是在不斷地把婦女節搶回來，去說婦女是一個好詞，然后證明其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們不想繼續陷入這個（循環），比如在女司機這件事情上，我們只能找個男司機來講，我想到《好東西》電影里面，她說快車都很臭，除非是女司機的車，我覺得就是她不在你原本的邏輯里面去證明我很好，而是構建了一個新的世界來論證女司機很好。就是用一個新的敘述重新構建我們對這個群體的印象，不是在對方的偏見上去反擊他，而是去創造新的規則，創造一種新的想象。我發現我在創作中一直是這樣，我微博上在吵什么問題時很少會下場說，我會直接寫出一篇文章講講我的態度，而不是去反擊，我只是直接講出自己對事情的看法，那樣別人會直接基于我對這件事情看法，受到我的想法的影響。”

還有一位女性分享說：“我在第一份工作中感覺自己很弱，男老板說，你們女生真不行，以后再不招聘女生了，因此非常擔心，害怕因為自己表現不夠好而影響了以后女生的就業。”對談者首先就是解構這種說法：“如果是一個男生工作沒做好，老板會說我以后再也不要男生了嗎？這就是性別歧視呀。”女主播說：“可能女性生下來就背負了很多污名，然后我們在長大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去證明我們不是這樣子的，我也很害怕我的‘弱’導致這種污名化更嚴重了……”

另一位女主播（編輯部組長）說：“面對對我的批評，我現在會在心里說，‘你誰呀？’去想他有沒有資格衡量我行或者不行，不是由無腦人盲目地說你不行就不行了。我在了解了這個世界的運轉規則、了解自己的情況下，判斷對面那個人有沒有資格衡量我，會對自己的位置有非常清楚的認知，至于任何人說什么行或者不行都不足以讓我覺得不行。女生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讓自己覺得行。”

女性作為“第一性”就是清醒地創造著以“我，一位女性”的主體言說和“我，始終在場”的公共空間。面對“他者化”的各種PUA，特別是有關那些“你們女生不行，以后我再不招女生的”說法，不用再自證“我行”，而是說“你誰呀？有什么資格來評判我”。

挑戰：是否會強化二元對立性別標簽

音頻平臺的女性播客展現出網絡互動與數字空間中新型的女性聯結，即“數字女性共同體”。這是由數字技術和互聯網連接起來的女性群體，在陌生的女性之間，通過共享信息、交流思想和合作行動來實現共同權益，借此找到歸屬感與身份認同，獲取愉悅感與主體性。與傳統共同體不同，它具有“游牧式”特點。與經常使用的“數字游民”不同，數字游民是指一種依托數字經濟而脫離了公司制的就業及勞動組織方式。而這里講的“游牧式”是指女性自由進出“數字平臺”，以一種流動的方式進入某個話題，并可能同時在多個話題上對話，即共同話題的生成是過程性和流動性的，人們可以處處在場，形成了具有社交屬性和共同體互動的“聲音景觀”。

不可否認的是，數字女性共同體的發展與現狀依然充滿挑戰。最重要的挑戰在于，算法推送是否會強化二元對立的性別標簽？經驗分享產生的共識是否也在增加對另類群體的排斥？這些都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和研究。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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