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如何做到不內(nèi)耗？

本來我想了個題目叫「鄧公說話為什么短」，主要是想講鄧小平的語言特色。但是想來想去，總感覺這個題目太淺，沒有說到要害上。簡而言之，說話短到底說明了什么問題？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這就是代表著不解釋，而不解釋就是不內(nèi)耗的一種特征。

尤其當(dāng)遭遇困境和非議的時候，鄧小平向來不多解釋，他通常什么話也不講。包括對最親近的人，都是如此。

1966年秋天的時候開始“批鄧”，一時間來得相當(dāng)猛烈，什么人都跳出來了。鄧小平二野時期的一個老部下跳得最快，他諷刺說：鄧在人們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這個意思就是要從歷史上否定他。

鋪天蓋地的批判很快就波及到鄧小平的家人，父親“犯錯誤”，子女自然不能理解。有一天，大女兒委婉地問父親，我們應(yīng)該怎樣認識運動。鄧小平如何回答的呢？他說了六個字：

你們自己考慮。

他之所以不說，一是當(dāng)時處境下他無法多說。還有一點恐怕是，一個人在無法自證時去強行證明自己，反而會帶來更多困擾。這個叫過度表達。

過度表達之后你就會想，說錯了怎么辦，言不及義怎么辦，對方不理解又怎么辦？這個最容易造成內(nèi)耗。

此時，沉默不光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美德。不要去幫人消化，而是讓他們自行消化。

鄧小平有過這樣的經(jīng)驗。

在蘇區(qū)時，他遭到打擊被安排去當(dāng)編輯辦報紙。當(dāng)時，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剛從蘇聯(lián)回來，他們常在一起聊天，鄧小平從不談自己的遭遇，劉英都不曉得，還是從別人那里聽到的。劉大姐說：

我知道了就更敬佩他，覺得他這個人滿不在乎，所以人家更同情他嘛！

那個時期，鄧小平不談自己的事，但話卻很多。他不是在吐槽，而是“以吹牛替代吐槽”。不搞精神內(nèi)耗，他們搞起另一種東西，叫：精神會餐。

這個詞也是劉英大姐說的，長征的時候他們生活上艱苦，鄧小平政治上還背著包袱。劉英、鄧小平和陳云等人常在一起吹牛，他們開玩笑說：

成立一個牛皮公司，陳云是總經(jīng)理，鄧小平是副總經(jīng)理。

這種處事態(tài)度或叫樂觀豁達，或叫寵辱不驚，但他們的本質(zhì)上都是不追求一時半會的確定性。

過度追求確定性，急于落實答案，實質(zhì)是試圖通過外界的回復(fù)求得內(nèi)心的解脫，這是造成內(nèi)耗的重要根源。如果堅信自己，最好就讓時間來做結(jié)論。

要想不內(nèi)耗就要經(jīng)得起等待，該吹牛就吹牛，該跟著走就跟著走，反正人生有一定容錯率，沒那么輕易完蛋。只要相信這一條，就會有轉(zhuǎn)機。你看，一過了遵義會議，主席一好，小平同志也跟著好了。

有人說，這就是“鋼鐵公司”的風(fēng)格。對，但不完全。鄧公并非時時處處都要開鋼鐵公司，相反在某些時候，他并不在意暴露自己的擔(dān)憂，也能夠如實地將自己的尷尬表達出來。

我說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在蘇區(qū)落難的時候，他一度被下放到村里勞動。他在法國就認識的好大姐蔡暢大姐關(guān)心他，派了身邊一位叫危秀英的女同志來看望，問他有什么困難沒有。

小平同志知道蔡大姐的人是靠得住的，于是一點也不客氣，他對危秀英說，別的困難沒有，就是肚子餓。消息傳給蔡大姐后，很快，一盤新鮮出鍋的辣椒炒肉就送上了門。這是一件事，我之前也寫到過。

另一件是他“文革”中被疏散到江西，是“專案組”的人員“陪同”他去的。到安置地后，“專案組”問他有什么要求沒有，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這些人顯然跟蔡大姐不同，不光不是熟人，還算對立面，可鄧小平?jīng)]有羞于啟齒，他提了個什么事呢？他說：

有一件事，我大女兒今年二十八歲了，為她個人的事我有點擔(dān)心。

在命運走向變得抽象的時候，聚焦到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這是鄧公在其“三落三起”生涯中的一個特點。

在江西那段時間，他能通過汪東興給中央通信。在這些通信里，除了簡要匯報他個人的思想和生活之外，大量的筆墨，他都在反映家庭那些瑣碎的卻具體的苦難。比如工資發(fā)放啊，子女婚姻和就業(yè)啊，甚至怎么節(jié)約用錢，等等。

用四川話講，這叫不提虛勁（不裝），不假打。哪怕作為一位曾經(jīng)要掛畫像的領(lǐng)導(dǎo)人，他不介意別人看出他的窘迫。

鄧小平有這種個性，我認為跟他的原生家庭有一定關(guān)系。他當(dāng)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xué)讀書時，寫過一份自傳，其中這樣一段話引起過我的注意：

我從母胎墜下來直到我十六歲出國時的生活，都是過得很自由很豐富的生活，我的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

小時候得到過父母充分重視與關(guān)注的人，長大后普遍具有比較高的安全感。反之，則會極其在意外界看法，像溝壑一樣填都填不滿。

除了性格基礎(chǔ)好，鄧公在維護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時，似乎也會采用了一點「吸引力法則」，這就是只要我認為不會垮，那我就真的不會垮。

就在上面提到那次跟“專案組”談話里，他還說過一句更令人意外的話：

我到江西來了，但我還會出來工作的，我還能為黨工作十年。

現(xiàn)在無法確定，他這句話是理性分析的結(jié)果，還是主觀秉持的信念。不過按照所謂的「吸引力法則」，如果堅信一件事會發(fā)生，那往往它真就會發(fā)生。這話雖然有點聽著唯心，但關(guān)鍵是看，信念是否真的在引導(dǎo)行為。

鄧小平在江西的日常是要去工廠勞動的。實際上那時他身體并不算好，工廠安排他當(dāng)鉗工，站在工作臺旁邊銼點零件。有一天，夫人看他站著太累，就讓他搬把椅子坐下操作。可鄧小平拒絕了，他說：

我要是坐下了，就站不起來了。

坐下了，就站不起來。這話跟后來有部電影的名字「站直了，別趴下」有點異曲同工之妙。不趴下，才能有轉(zhuǎn)機。

等到了1972年，轉(zhuǎn)機就來了，鄧小平的監(jiān)管環(huán)境有所松動，也快回北京了。離開之前，他到一些縣市參觀，途中有人想攙扶他，鄧公又拒絕了：

不要扶，我還可以再干二十年。

你們看，剛來的時候只說再工作十年，等到離開的時候，信心更足，直接增加到二十年。神奇的是，如果從1972年算到南方談話的1992年，鄧公后來真的再工作了二十年。

他是如何做到的？精氣神是一方面，他會節(jié)約自己的精力和心力，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人的精力和心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用于內(nèi)耗，或用來照顧別人的情緒，那自己就剩不了多少了。

這里可以說一個冷知識。我看關(guān)于鄧公許多的回憶材料，有一個突出感受：他幾乎從不主動安慰人的。

比如說在江西勞動時，他問工人師傅有沒有壞的收音機，可以讓大兒子鄧樸方修理打發(fā)打發(fā)時間。但是工人師傅告訴他，老鄧啊，我們買不起這些東西，幾十塊的工資，除了吃飯就沒有什么了。

鄧小平女兒毛毛說，作為一位“前領(lǐng)導(dǎo)人”聽到普通工人這樣講，是“痛心”的。但鄧小平?jīng)]有安慰工人，連類似“以后生活會好的”這樣的話都沒有說，只輕輕說了句：

我知道了。

撇開情緒，專注事實，然后解決問題，這就造成了鄧公語言很少，但是謀略很大，顯得深沉。

深沉這個形容，我是在陶鑄同志的夫人曾志的回憶里看到的。在1977年初，曾志為陶鑄冤案四處奔走，帶女兒來到了即將復(fù)出的鄧小平家里。他們母女倆滔滔不絕地訴說了一個多小時，鄧小平竟然一言不發(fā)。曾志女兒陶斯亮覺得，這一趟白跑了。

但鄧小平后來一正式復(fù)出，就批示了此案，推動了陶鑄的平反。陶斯亮深有體會之后就說：

小平同志很深沉啊！

鄧小平不愛糾結(jié)過去，有一種翻篇的能力。他自己不內(nèi)耗，也能帶領(lǐng)國家走出內(nèi)耗，迅速翻篇。

80年代初，鄧小平花很大精力主持搞了第二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從1979年11月開始起草，到1981年6月通過，整整花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稿子中途出過一版，鄧小平覺得不滿意，又讓重寫。

鄧小平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做這件事呢？雖然是要講歷史，實際上是要看未來，他在1981年7月會見金庸的時候說：

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結(jié)論性的東西，今后對歷史問題就不再說了，一心一意搞建設(shè)。

國家不內(nèi)耗的標志是什么？就是拋開各種干擾，專注在主線任務(wù)上。何為主線任務(wù)？在鄧小平看來，現(xiàn)代化就是主線任務(wù)。他為之制定的戰(zhàn)略目標，是在世紀末的時候翻兩番，人均GDP要在1000美元。

他在八九十年代的許多講話，都是圍繞這這個數(shù)字。

譬如在1989年9月4日他有一次長篇談話。那時西方對中國制裁，蘇聯(lián)東歐也動蕩不安。他講了三條策略，一是冷靜觀察，二是穩(wěn)住陣腳，三是沉著應(yīng)付。這篇講話他縱論國際國外局勢之后，最后還是落到戰(zhàn)略目標上：

到本世紀末翻兩番有沒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個時候，看到翻兩番實現(xiàn)。

中國最后實現(xiàn)人均GDP超1000美元是在2001年，時間上差不多。

只要敢想，排除干擾、扭住不放，目標它就會實現(xiàn)。遲早問題。

參考資料：

回憶鄧小平（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鄧小平自述，解放軍出版社

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親鄧小平，三聯(lián)書店

鄧小平與陳云的世紀歷程，人民出版社

話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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