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時代的“倒霉蛋”？

眼睛一睜一閉，2025年又快過去了一半。先提前祝讀者朋友們兒童節快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種感覺，就是人越大越對各種熱搜、“大事”變得麻木，總覺得與自己關系不大，畢竟日子該怎么過還是怎么過。

與歐美人崇尚個人主義不同，中國人一直以來都喜歡宏大敘事。從公園大爺到出租車司機再到小賣部老板，都能聊兩句國際局勢，談幾句未來趨勢。

但新一代年輕人們似乎活得更加“微觀”，更關注自我并且經常自嘲，吐槽自己是吃盡時代黑利的一代。

其實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黑利”。

30、40后們熬過了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50后熬過了吃不飽的自然災害，60后趕上了第一波下崗潮，70后碰上了亞洲金融危機，80后成為改革的“試驗田”，90后遭遇房價暴漲，00后們又迎來了學歷貶值和發展降速……

但相同的是，每一代似乎都在緬懷過去，對那個自己未曾經歷的時代滿懷“濾鏡”。

破除時代濾鏡

當下的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青年時代的主題逃不過“發展”的主旋律。

那是中國全力奔跑的40年，也是風云激變的40年，中國一腳從農業國邁入了工業國，甚至如今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后現代“體征”。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家里的電話座機和馬路上的電話亭，沒有幾年的光景就全面被手機擠出了時代舞臺。

改革從來不是溫情脈脈的漸進劇，而是裹挾個體的颶風。1990年代的下崗潮中，東北老工業區的煙囪集體啞火，數千萬國企工人被迫從“編內人”蛻變為“市場人”。

這場陣痛催生了最早的“靈活就業”群體，也埋下了今日“35歲職場詛咒”的伏筆——當80后接過父輩的接力棒，等待他們的已是996福報與年齡歧視的新命題。

而市場化改革的另一面，則是財富分配機制的劇烈顛簸。互聯網造富神話與居無定所的“三和大神”魔幻并存，恰似經濟學家黃奇帆所言：中國的財富積累像高鐵，但分配機制還是綠皮車。

而當人們剛剛從90年代的下崗潮中緩過勁，準備在朝氣昂揚的互聯網浪潮中大干一場，又被2008年的金融危機來了個當頭棒喝。兩代人的青春也就此在時代流轉中完成了“新老交替”。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國以4萬億刺激計劃化身“救世主”，卻意外催生了全球最炸裂的房價曲線：

一線城市每平米均價十年十倍漲幅讓8090后成為“房奴一代”，月供吞噬過半收入，也讓房地產迎來了黃金十年。

有的人低吸高拋，實現了財富自由；也有人高位接盤，又在延期交房的煎熬中遭遇房價暴跌。

而當時代的列車駛入2020年代，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加速了社會思潮的嬗變。

不婚不育保平安，留學考研不如考公考編，買房不如存錢成為00后們的人生信條。這背后則是新生兒跌破千萬，結婚率創下40年新低，以及學歷貶值到谷底的魔幻現實。

從非典到新冠，從下崗潮到互聯網寒冬，每一代人都在與時代的沙塵暴貼身肉搏。當我們回望這些歷史節點，會發現所謂“時代濾鏡”，不過是幸存者的敘事特權，也是后來者想象力的囚籠。

它篩掉了沙塵暴里的沙礫，只留下被風打磨過的、閃著金光的傳奇碎片。

每個世代的困境

其實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命題要解。

6070后中的大多數依然固守著傳統，但被喻為垮掉一代的80后，廢掉一代的90后，以及躺平一代的00后，似乎都是在被前輩詬病的語境下成長起來的。

并且，不僅上一代對下一代有濾鏡，下一代對上一代的“黃金時代”也有濾鏡。

1980年，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正式推行，80后成為唯一一代被國家“精準調控”的群體。他們出生時，421家庭結構（4位老人、2位父母、1個孩子）尚未顯形，但成年后，這種倒金字塔的壓力直接砸在他們肩上。

他們不僅是第一代獨生子女，更是義務教育、高校擴招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親歷者和試驗田。

今天已經被習以為常的很多政策和規定，其實都是在80后們身上“試驗”，并被固化延續下來的。

可以說，從出生到青年再到中年，80后都處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變革時期，是社會經濟轉型下的一代人，也幾乎見證了中國40年來幾乎所有的重大改革。

隨之而來的35歲魔咒、高額房貸、延遲退休、職場和教育的雙重內卷……這些后現代社會發展的通病，80后又有幸成為了第一批“嘗鮮者”。

而當90后步入歷史舞臺，則直接來了個加強版

比如，房價已經漲成“天文數字”。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突破20:1，即便掏空“六個錢包”，沒有繳滿社保的他們發現，自己其實連當“房奴”的資格都沒有。

再比如，職場對90后的“洗腦”更為隱蔽。互聯網大廠將“996”包裝成“福報”，卻在裁員時毫不留情：某電商平臺2024年優化30%的90后員工，賠償標準按“N+1”計算時，工齡上限卻被偷偷設定為“5年封頂”。

但當00后從象牙塔步入社會，8090后們，甚至是70后曾經固守的那些信仰則被一個個推翻，甚至是碾碎。

首當其沖的就是學歷貶值，普通小鎮做題家們很難只憑著一張文憑就在大城市站穩腳跟。

伴隨著1999年高校擴招，大學錄取率從5%飆升至90%，看似“教育普惠”的背后，是學歷貶值的暗流。

大學生從二十年前的280萬人，一路狂飆到現在的1222萬人，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稀缺了。即便是卷了12年，考上了985，如果專業沒選對，依然可能畢業即失業。

智聯招聘2023年度報告顯示，普通二本院校畢業生平均需要投遞23份簡歷才能獲得一次面試機會。

當暴增的大學畢業生遭遇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陣痛可想而知。所以前輩們曾經以進外企、進投行、進房地產公司為目標，現在一股腦全變成了考編上岸

畢竟，在35歲裁員危機和延遲退休的夾擊之下，任何崗位都不如一張有編制的長期“飯票”來得實在和穩定。

不僅擇業的選擇變了，就連中國人對房子與生俱來的“執念”也變了。

雖然如今中國的房價早已經跌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但00后依然不上套。與其背上房貸，變成生活里的“NPC”、職場里的“牛馬”，不如活在當下，多存點錢，讓自己處在一個「低債務但高自由度的職場模式」中。

曾經的80后、90后們，在青年時代是那么的憤世嫉俗、那么的橫沖直撞，為自己的年輕懵懂、不經世事交了很多學費。

但伴隨著互聯網的極速發展，信息傳播的速度和數量指數級的增加，那些因年輕而交的學費在00后這里被徹底抹平了。

00后們清醒而早慧，年紀輕輕卻已看透一切，這或許才是他們被詬病躺平的原因吧。

但這種“躺平”并非完全的消極，在某種意義上，是年輕一代在看清規則后的理性防御策略，是對過度內耗的拒絕，是試圖在逼仄空間中奪回生活掌控權的嘗試。

畢竟，相較于前輩們的青年時代，當下的社會發展速度的確是大大放緩了。可穩定就意味著流動性受阻，上升通道變窄。

要知道，社會唯有不斷地變化、不斷地上升，階層間才不會被固化。

這就是為啥體制內的人干活沒有任何自驅性，因為干與不干，工資都是這么多，沒有裁員的壓力，惰性自然就占了上風。

但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都處于高速發展的“迭代”狀態，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趨于穩定。

知乎上就有這樣一個提問：為什么我年薪20萬，卻覺得人生像一場無限循環的副本？

高贊回答直指病灶：當你發現奮斗無法突破階級結界時，虛無感就是最理性的選擇。

中日醫院董小姐的事件不就是個最好的一個例證，當天龍人們習以為常的操作被普通人窺探到，那種沖擊、憤懣和無奈感讓曾經你為之付出的所有努力似乎都變成了笑話。

不過，生活仍在繼續。

從作為“試驗田”的80后，到自動躺平的00后，大多數都是沒有任何debuff的蕓蕓眾生，在自認為“倒霉”的敘事中走過大半人生。

倒霉來源于“主角”設定

無論是80后的負重前行、90后的進退維谷，還是00后的清醒躺平，一種共同的感受彌漫其間：仿佛自己被時代“針對”了。

這種倒霉感，與其說是命運的捉弄，不如說源于一種深刻的認知偏差。

我們總不自覺地把自己設定為時代劇本的“主角”，期待劇情圍繞自己展開。而“‘倒霉蛋’的自我定位，本質上正是“主角心態”’在遭遇時代劇本落差后的應激反應。

其實，所謂的倒霉，都是比較惹的禍。

1942年河南饑荒時，能活下來的人絕不會想到，80年后他們的后代會因為“年薪20萬買不起房”而失眠。

當生存威脅退場后，焦慮反而更重了。這是時代進步的明證、也是社會發展的“副作用”。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雖然從1949年的35歲躍升至2024年的79歲，但抑郁癥患病率卻在20年間翻了4倍。

這背后的邏輯很簡單：饑餓年代，“活著”就是唯一且偉大的勝利；物質豐裕的和平年代，“活得體面”、“活得有價值”成了更復雜的新戰場。而社交媒體，則重構了這場戰爭的參照系。

社交媒體上，前10%的人群曬著豪車、名包和陸家嘴的江景房，算法卻把它們塞給剩下90%的普通人。

《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指出，很多年輕人因社交媒體產生“相對剝奪感”，而他們對比的對象中，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

算法推送的，從來不是生活的全貌，而是欲望的鏡像。

我們困在信息繭房里，浸泡在高度美化的“生活樣本”（精致消費、職業高光、情感完美）中，與無數精心修飾的‘他者人生’進行著一場永無終點的隱形賽跑，卻時常迷失了自己賽道的坐標。

最終，造成了跨階層比較的認知錯位。

這種虛擬空間的“被動比較”，徹底打破了傳統熟人社會的參照半徑。過去，我們的比較對象限于鄰里親朋；如今，光鮮的名流、富豪和網紅構成了“超現實參照群體”，對屏幕前的普通人形成素未謀面的碾壓效應。

這種個體的相對剝奪感又通過算法、標簽、評論區互動等形成情緒共振，最終演變為一種“集體創傷記憶”。于是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才是時代的“倒霉蛋”，吃盡了“黑利”。

說到底，無論活在哪個年代，90%的人一生都進不了歷史聚光燈。

但在廣袤的觀眾席上，這群人用每月準時的房貸、持續繳納的社保、996的努力工作詮釋“配角”，默默支撐著社會的運轉，為時代這幅巨幕投下不可或缺的光影。

所以真正的生活哲學，不是自怨自艾，抱怨生不逢時、感嘆命運不公，讓自己在負能量的裹挾中喪失對生活的主導權，因為這些關乎時代的宏大敘事、關于投胎的輪回命數，你根本無力改變。

但如果能在看清自己當不了主角后，依然把配角演繹得活色生香，勾勒出時代的底色，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平凡的“偉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