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服用的虎狼之藥是什么？

本文刊載于《作家文摘》2807期13版

2025年的3月12日，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

1925年3月12日，帶著“革命尚未成功”的遺憾，孫中山先生走完了為中國人民鞠躬盡瘁的一生，于北京病逝，享年59歲。

孫中山病革與中西醫之爭

文 | 王彬彬

孫中山1924年12月31日入京，1925年3月12日辭世。這段時間里，孫中山的病情一直是舉國關注的大事。而在中西醫激烈沖突的北京，孫中山在兩者中做何種選擇，更是十分敏感的問題。實際上，在這期間，孫中山既接受了西醫的診斷、治療，也屢被中醫望聞問切，并服用過中藥。也因此引發關于中西醫的爭論。

“肝病日形惡化”

為了看病的方便，也為了避免各色人等的打擾，孫中山在1924年12月31日當晚下榻于北京飯店506號房間，而讓部分隨行人員入住鐵獅子胡同。入住北京飯店當晚，便延請協和醫院著名的劉瑞恒醫生來飯店診視。劉瑞恒是當時頂尖級的中國人西醫，是協和醫院的負責人之一（有說是副院長，有說是代院長）。

1901年孫中山一家在檀香山合影

大抵是劉瑞恒并未對孫中山的病做出明確診斷，或者，劉醫生的診斷未能讓孫中山完全信服，一天之后的1月2日，“復延請美國醫生施美路德士、德國醫生克禮、狄博爾、協和醫院醫生及俄國醫生等七人會診病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應該是規格最高的一次醫療會診。

七名醫生會診后，認為孫中山“患有肝部慢性發炎及肝部腫脹之急性病，故感異常痛苦。……病勢現仍嚴重，但此病并非絕癥。”協和醫院的美國醫生建議采取外科手術探明病情，但孫中山沒有同意，決定采用內科療法，并請德國醫生克禮任主治醫生，每天到孫中山下榻處來“查房”。而凡有前來問候者，悉由汪精衛、邵元沖、黃昌穀等人代為接見。孫中山本人則“全心靜養”。

1883年17歲的孫中山

既然不做外科手術，便只能“保守療法”。德國的克禮醫生“反復用藥”，但一段時間下來，竟“毫無起色”。到了1925年1月下旬，孫中山體溫升降失常，忽而很高，忽而又很低，“肝病日形惡化”。

立即施行手術

到了1月24日，孫中山便“一食就嘔”，于是飲食俱廢。且高燒，痛苦萬狀。醫生、親屬及隨行人員均勸孫中山盡快到協和醫院接受手術治療。26日上午，孫中山住進協和醫院。下午三時，醫生給孫中山做常規檢查，認為病情危急，必須立即施行手術。下午六時半，孫中山被推上手術臺。

1909年8月，孫中山在英國倫敦

手術由協和醫院外科主任邰樂爾主刀，而以劉瑞恒、王逸慧和顧姓醫生為助手。看臺上則有德國醫生、俄國醫生及汪精衛、孔祥熙、孫科等人。夫人宋慶齡在鄰室等候。邰醫生切開孫中山腹腔后，發現整個肝臟表面、大網膜和大小腸上都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結節，呈黃白色；結節發硬，將腹臟內器官連在一起，膿血甚多。邰醫生認為這是肝疾絕癥，無法手術治療。向看臺上手勢示意后，在肝臟上取了一小塊作活檢標本，遂將傷口洗凈縫合。整個過程只用了二十五六分鐘。

1912年拍攝，孫中山肖像

當時，看臺上的俄國醫生是國民黨特聘來觀察手術過程的。手術結束，由俄國醫生向在場的汪精衛、孔祥熙、孫科等人報告：今日手術結果，肉眼所見系患肝癌；依目前國際上的醫學水平，亦救治乏術。1月27日，協和醫院代院長和邰樂爾醫生亦聯名宣布：孫中山所患系肝癌，病狀危殆。（協和醫院當時對孫中山的診斷是肝癌晚期。但后來的尸檢結論，所患為膽囊腺癌晚期。）

“中西醫結合”

1月26日手術，幾天后便有中醫陸、蕭來病房把脈問診，此后甚至是天天來。陸仲安是北京極其著名的中醫。

孫中山在接受中醫診治的同時，并沒有停止西醫治療，因此那段時間孫中山接受的像是“中西醫結合”療法。據張靜江記述，2月3日，“發現腳腫。西醫用強心利小便劑，冀以消腫。”2月16日，德國醫生對孫中山施以“樟腦瑪非注射”。2月17日，“晨，大便頗暢，小便亦利，腫消大半，體溫、脈搏、呼吸等皆有進步。九時，陸醫來診。診后，面有喜色，言藥已有效，可即書方進藥，方如下：黃芪八兩、黃芍、黨參五兩、麥冬、沙苑子。十一時，德醫亦來診，謂先生今日較佳，或系樟腦注射之效。囑樟腦瑪非繼續注射。”

孫中山任總統時，與總統府職員合影，右圖為“大總統誓詞”

陸仲安為孫中山治病，主要是用黃芪，而且劑量大得嚇人，跡近虎狼之藥。據張靜江記述，2月18日，“黃芪加至十兩”，2月19日，仍然是黃芪“十兩”，但“因腹瀉，服半劑”。陸名醫雖然用了虎狼藥，奈何孫中山身體經受不住，只能將劑量減半。到了2月20日，則“以半劑分六次服。服二次，仍瀉，停服。”2月21日，陸名醫來后，說“病不受藥”，并且“頗悲觀”。2月22日，“延周醫。未開方。停服藥。”既然陸名醫也悲觀，也束手，便又請了一位周姓中醫。周中醫診視后，并沒有開藥方，可能是因為已無開藥方必要。而孫中山也終于徹底停止了服用中藥。

引發公開爭論

孫中山的接受中醫診治，在當時還引發了湯爾和與汪精衛的公開爭論。湯爾和是日本金澤醫科專門學校的留學生，回國后從事現代醫學事業。1912年，湯爾和受民國政府教育部委派，創辦了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并任校長。后曾任教育部次長、總長。湯爾和在當時的教育界有巨大聲望。湯爾和對中醫中藥持激烈的反對態度。當湯爾和得知孫中山在接受中醫治療時，便在北京的《晨報》上發表了《關于孫中山病狀的疑問》一文，說：“我敢放肆說一句，中醫要講醫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后與該校師生合影

汪精衛于是也在《晨報》發表《答湯爾和先生》，作為回應。其中說：

凡是有科學思想的人，都是很虛心的，都知道現在的科學對于世界萬物所知道的還很少，所不知道的還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學今日尚未能發現特效藥。至于將來能否發現，是科學家發現還是非科學家偶然發現而為科學家所注意，現在無人敢說肯定的話。如果有人肯定說非科學家不能發現特效藥，科學家尚未發現，其他一切人類便無發現之可能，那么，我就要以湯先生的話贈他道：“這是名為科學家，實則頑固派。”

孫中山逝世后，治喪處在其位于北京鐵獅子胡同二十三號的行轅內設靈堂，供人前往吊唁，這是靈堂里面的布置

其實，孫中山的接受中醫診治，并非是在中西醫之間選擇了中醫，而是在西醫宣告不治后，才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延請了中醫。汪精衛回應湯爾和的那番話，把這意思說得很清楚。所以，即便是汪精衛本人，也并非是在中西醫之爭中的挺中反西派。所以，在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中西醫之爭中，汪精衛倒站在了西醫派一邊。

來源：《鐘山》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