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夏天的一個悶熱午后,我在籃球場獨自消磨了一個下午,累的癱坐在地上,狠狠的消滅了幾罐可樂。高考后的一天,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方向,腦袋里對報什么學校,學什么專業毫無頭緒。最后糊里糊涂的跟著感覺,選了一個分數夠得到的學校,以及當時熱門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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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一晃工作了二十年,回頭看看,很多選擇都差強人意,但凡稍微多考慮一些,可能如今又是一番景象。不過這也有幸存偏差的問題,畢竟好的決策很難讓人印象深刻,而導致壞結果的選擇總是令人無法釋懷。人們對做出好選擇的追求,也滋生了很多行業,利用信息和知識差,來賺取協助人們做覺得的利潤,比如提供升學和就業咨詢。
在確認自己不是一個好的決策者之后,一度想要研究一下選擇背后的秘密,甚至在三年前還想寫一本關于“選擇”的書。如今回想起來也是略有些幼稚了——知道差距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彌補差距。但有些事總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歷經了一些新的事情以及在工作中獲取更多感悟之后,也許命運的齒輪終于可以帶動當年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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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隨著年紀的增長,學會了一件比說話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傾聽。先不著急輸出自己的觀點,而是搜羅如今已經有的關于“判斷”、“決策”、“選擇”的著作,花一段時間,形成一個系列,把這些觀點羅列起來,也許漸漸的就能看清自己要翻過的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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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選擇系列之一:認知偏差
首先要說明的是,對于已存在的著作的先后順序并沒有刻意的選擇,但有內容難易程度的考慮,前面會更偏向于更通俗、更便于閱讀和理解的內容呈現,而后續會逐漸的增加一些理論性著作,慢慢的提升內容的深度。而這第一篇是來自米娜·杜萊辛甘和沃爾夫岡·萊馬赫合著的《認知偏差:擺脫心理認知陷阱,重塑決策思維》(其實這個作品的名字翻譯非常功利,它的英文名字是The secret live of decisions,How unconscious bias subverts you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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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為引用原著的一些關鍵論述——
雖然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認,但其決策行為都是極其不嚴密的。而且我們并不像自己相信的那樣可以嫻熟的做出決策。另外,雖然我們相信自己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思維來考的,但實際上,其運作方式卻是非理性的。因為負責組織運作的是人,而人在工作時是有感情投入的。
不過,即使人們正在做出非理性的行為,他們通常做出的也是一種系統化的非理性行為,這種行為方式與他們的思維習慣有關。這就是決策的依據越充分,但決策卻有可能出錯的原因——因為一個人的經驗、偏差、偏愛、價值觀和信念都會成為攔路虎,導致其做出的決策可能與決策能力并不相符。
思維是意義構建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之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將思維定義為填補證據的技能。我們看到一條熟悉的道路發生擁堵,會認為前面肯定發生了事故;聽到一段旋律,會認為它也許來自莫扎特的一部作品;讀到一篇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新聞報道,便會認為這個記者分析得不全面或者有別的問題。這是我們知覺系統在大腦中留下的圖片,它通過執行心理操作來幫助我們推斷因果關系和構建其他意義。只要我們每天處于清醒狀態,這些知覺操作便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就好像它們一直在工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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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講,這種所謂的“意義構建”體現出兩種思維方式——直覺思維(或稱自動化思維)和演繹思維(或稱分析思維)。直覺思維是一種純粹的聯想。實際上我們多數思維都是聯想式的。我們不會有意識地去思考自己采取的行動——通常,他們都是自動發生的。其中不涉及“過多的思考”。受控的思維則更有條理,其通常會與更加“科學的”思維聯系起來——這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行為,用來解釋一個人正在面對什么或正在經歷什么。任何智力上的成就,通常都來自二者的混合作用——直覺和邏輯演繹過程的結合。
當我們利用兩種思維方式來進行決策的時候,就會涉及到四個階段——理解、檢索、判斷、響應。
很大程度上,理解階段屬于一種解釋性行為。在每個階段,決策者都在一層層的積累解釋信息,也就是形成主觀性的內容。所有判斷與決策均依賴于我們看到、解釋和選擇理解周圍世界的方式。
檢索是一種從過去的經歷中獲取信息的行為。檢索行為也受到決策者先前經歷的影響和束縛。
在判斷階段,我們借助人類的能力推斷、估計或預測未知事件的結果。我們對那些結果的預期也基于一種能反映個人價值觀和當前目標的、可評價的連續統一體,從而開展評估。隨著閱歷的增加,我們會對自己取得成功的因素產生依賴,而我們的自信則建立在自己的世界觀之上。考慮到人類目前的認知程度,這種自信有時會超出理性的范疇。
不過,讓判斷階段變得困難的原因在于:在明智地選出最佳行動方案之前,我們需要考慮很多重要的間接屬性。我們知道,正負永遠是形影不離的,每個選擇都存在正面和負面的兩種結果。因此,做出決策需要我們付出很多認知上的努力,尤其在需要做出很多權衡的情況下(例如出現價值觀的競爭或沖突時);甚至更困難的是,我們在準備做出權衡時卻得不到需要的關鍵信息。
我們將估算頻度、判斷相似性、識別之前經歷的情形、推斷因果關系及其他能力都深深地潛入到自己的大腦之中,所以這些都屬于大腦的固有能力。由于在認知水平上,此類直覺或啟發思維都屬于廉價的資源,因此這些有時也是危險的或干脆是愚蠢的。當我們不知不覺中了解到那些參照、經驗法則和大腦中根深蒂固的偏好時,我們會發現知識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缺少知識會導致我們判斷完全失常、不能深思熟慮、受到情緒上和文化上的驅使,并且有可能摧毀我們作為決策者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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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理一下這些影響我們決策的非理性因素的話,至少會包含以下八種認知偏差:
記憶力偏差——對過去事件的準確記憶是我們做出決策的可靠資源?記憶可能會欺騙我們;
經驗偏差——我們越有經驗,越會做出好的決策?經驗可能會給我們設個圈套;
樂觀主義偏差——我們對結果越自信,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樂觀可能會遮擋我們的視線;
恐懼偏差——我們越怕失去,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恐懼可能更有害;
野心偏差——我們的個人野心越大,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野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意外打擊;
依戀偏差——我們寄托在理念或人身上的情感越多,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依戀可能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價值觀偏差——文化或信念體系越強大,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價值觀可能會誤導我們;
權力偏差——我們的控制力或影響力越強,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權力可能會讓我們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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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偏差核心來自于人的非理性層面,畢竟沒有人能夠完全理性的去看待一個決策,每一個選擇背后都帶有各種隱秘且復雜的情感因素。但如果能能夠極力的去識別并糾正這些認知偏差,就可以讓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能夠更加的客觀和中立。
而這種對偏差的糾正,來自于思維模式的轉變。優秀的決策者在做出決策之前,似乎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到習慣性的思維構建模式中。也就是說,他們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第二層次思維中。第一層次思維嚴重依賴于通過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信息做出決策,而不是依賴于我們如何想辦法解釋呈現在自己眼前的信息。我們經常會質詢呈現在自己眼前的數據,但極少會質詢如何以及為何選擇觀察并解釋近在眼前的他們。這就是說,我們極少依賴數據去確定自己在某一特定場合中“看到”的信息。然而我們從不質疑為什么自己首先會看到它。第一層次思維多半呈現的是帶有瑕疵的決策。
第二層次思維(做決策前)的本質是“思考你的思維”。它承認決策過程是不嚴密的,并假定你對自己思維的考察和對這種思維基礎的解釋很重要,并且這是必要的一步。這種情況下的決策過程更加深思熟慮并且更加警醒。
如果我們把決策分解為“面臨挑戰的解釋”到“決策”最后“獲得結果”這樣一個過程的話。第一層級的思維就是改變決策或行動而獲得不同結果的可能性思考;而第二層級的思維就是質疑對“挑戰的解釋”并重構挑戰的突破性思考。或者說,在把一個選擇當作一個問題的時候,要首先看看這個問題是否是一個陷阱,是否需要重新構建這個問題,再去尋找解決答案,這才是避免認知偏差帶來錯誤決策的關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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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書中的一些核心觀點。總的來說,并不涉及到如何做一個“好”的決策,而更多的是提醒我們,如何避免做一個“壞”的決策。盡量在運用自己經驗和知識體系的時候,提醒自己,我們賴以生存的那些決策依據,可能是非理性的、是不可信的、甚至是毫無根據的。在這個前提下,才可能真正的直面問題本質,找對好問題,才會有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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