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下的富二代

張岱出生于山陰的名門望族，為官宦之家，其高祖張天復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祖張元汴更是隆慶五年狀元，祖父張汝霖乃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張岱的生活十分優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余生鐘鼎家，向不知稼穡”。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根本不知農事。又說自己：米在囷廩中，百口從我食，婢仆數十人，殷情伺我側。

傳世名篇《湖心亭看雪》寫于崇禎五年（1633），短短不足200字，有空靈晶瑩之氣，但尋其筆墨之時，卻又一無所有。

雪中癡相公，吾道不孤。

這樣的經歷其實是張岱生活中的常態。

一次張岱年少時曾夜游龐公池：為了賞月景，張岱泛船游龐公池，深夜悄冥，不見燈火，張岱在船中鋪好涼席，斜臥在小船里賞月，時間一長便起了睡意，半夢半醒中，隱約聽著船頭的童子唱歌，聲漸遠，醉與夢相雜，月影漸淡，嗒然睡去，到最后，連童子也呵欠連天，歪斜著睡去，這一晚夜游的經歷，平淡無奇，張岱只是在這次游記的最后寫道：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天啟七年，31歲的張岱到紹興，恰逢十五，想要去會稽山香爐峰賞夕陽，去后不想歸，繼續賞月，好友見他未歸，擔心山中老虎，就約了一群人來接應他，漫山呼喊。第二天，城里竟然傳言昨日山上出現了大批盜賊。而張岱寫道：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

即便有老虎，也阻擋不了賞月。

但這一切終究成為夢幻。

在他48歲那一年，即1644年，明朝滅亡了。

明亡前，他是官宦之家浪跡世間的翩翩公子，不知人間疾苦；明亡后，他是浪跡山中無人識得的落魄隱士。

然而當亡國之時，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副模樣。

他躲在山中，披頭散發，像野人一樣生活，老朋友看見他都嚇一跳，害怕得如同毒藥猛獸一般，不敢接近。

這個時候無疑是痛苦的。作為百姓，給誰交糧都是交，埋頭種好自己的地就行了。但讀書人不一樣，他需要對自我的說服。

為明朝殉國的士大夫并不乏見，上至大學士范景文、尚書倪元璐，下至普通士子。倪元璐殉國時說：“天下事非一人所為，以待能者。”也就是說，天下事到如今已經不是我一人能改變的了，我只能以身殉國，后面的事就讓后面的人來做吧。

張岱必須要說服自己活下去。

所以他說：“殉節為易，守節為難。”也就是說在清軍平定天下以后，遺民依舊保持氣節，比在國亡時殉國更難。因為殉國是那一刻短暫的決定，而保持遺民氣節則需要用漫長的余生來堅持。他又說“能不死，而更欲出于不能死之上”，“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在余生之中，作出貢獻遠遠比現在死去更重要。而許多殉國者以一死來躲避責任的行為，實為對自己所承擔責任的逃避。

而張岱花費了約40年來完成《石匱書》，實現自己所說：但得留發膚，家國總勿計。

其實，持有張岱這種想法的人在明亡清初之時并不少見。

黃宗羲則對于忠君思想更是嗤之以鼻，他認為：“不在一姓是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所以，在黃宗羲這里，為大明殉國不是最高尚的，更重要的是殉國者的一生為官生涯中的功過是非，他是否盡職盡職，是否真的為百姓做出過貢獻，才是根本。至于那君王，就讓他消散在歷史里吧！

而到了晚年，張岱又是另外一幅模樣，他給自己撰寫墓志銘：

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桔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

此時的張岱69歲了，在那個年代已經是高壽了，他寫這個墓志銘也是估計著自己時日不多，但卻沒想到自己活到了93歲。

他又說自己：

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這兩段話，前者是鮮明的對比，后者是自我的調侃；前者是對生活真實的記錄，后者無奈的調侃。

張岱直至晚年，或許終于看破，但仍無法解脫。生于明， 長于明，置身隱逸于清的統治下，將這份黍離之悲伴隨至生命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