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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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這片位于中國西南部的神秘土地，擁有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是無數人心中的圣地。無論是朝圣者還是旅游者，都能在這里找到屬于自己的心靈寄托和人生感悟。

大昭寺內，經幡飄揚，酥油燈閃爍，每個角落都訴說著信仰的力量與輪回的奧妙。現今平靜美好的背后，在清初至近代曾經激流涌動，一幕幕慷慨激昂、驚心動魄的故事在雪域高原輪番上場。

01 蜜月與裂隙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進而統一中國。清朝循歷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權，只要前朝所封官員進送舊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變。

順治九年(1652 年)正月，五世達賴帶領著由大批蒙藏官員組成的龐大使團動身來京。達賴五世（1617--1682）富有政治才能，公元1643年，他藉蒙古固始汗的兵力打敗藏王，統一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頗章王朝”。

政教分離，以蒙治藏

五世達賴一行到達京城，僅僅一個月后，固始汗即遣使“表貢方物，兼請達賴喇嘛還國”。五世達賴便以“水土不宜”為由向順治辭行。此種不尋常的舉動，顯然是五世達賴離藏前，蒙藏兩方事前的布置，只等達賴抵京后，固始汗的朝貢人員立刻接踵而至，敦促達賴返藏。

其中緣由，一種看法是西藏地方政權建立不久，藏巴汗和噶瑪噶舉派的殘余勢力仍不時掀起抵抗運動；倘若達賴喇嘛在內地逗留時間過長，恐怕不利于新政權鞏固。

也有說法認為，固始汗敦促達賴喇嘛從速返藏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蒙古信仰藏傳佛教的歷史悠久，二者的密切關系不僅僅是在精神領域，也滲透進政治領域。

固始汗深知清政權定都北京后，加緊與西藏聯系并不僅僅為了和平取得西藏地方統治權，也有爭取達賴喇嘛對清王朝認可，以便更順利地延續其“興黃教，安蒙古”的傳統政策的目的。

此次達賴入京與順治皇帝會晤，固始汗擔心清王朝為了更易控制達賴而將達賴軟禁，致使他失去黃教保護者的身份，進而動搖其西藏汗王的地位，削弱其在蒙古諸部中的影響力，最終遭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刁難，使整個和碩特部處于危機之中。

當然，五世達賴本人也害怕被扣留于京師。這樣蒙藏統治集團事先計劃，待達賴到京后立即派人要求其返藏也在情理之中了。

順治皇帝并未極力挽留，當即準行，而且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偕固山貝子顧爾瑪洪、吳達海等人率領八旗兵丁護送達賴喇嘛至代噶地方(今內蒙古涼城縣)。

隨即，順治皇帝又派遣了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人，送賜于達賴喇嘛的金冊金印至代噶地方，宣布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同時賜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

從冊封五世達賴的敕諭可看出，清廷給予達賴的是“領天下釋教”，即是說清政府承認達賴在西藏以及蒙古地方是精神上的最高領袖。

而從冊封固始汗的敕諭則看出，清朝統治者認為固始汗“尊德樂善，秉義行仁，惠澤克敷，被于一境，殫乃精誠，傾心恭順”，令他“文宣聲教，作朕屏輔，輯乃封圻”。即是說清政府承認固始汗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決心通過和碩特蒙古對西藏地方實行間接統治。

這樣，清王朝對治理西藏進行了首次嘗試確立了以達賴喇嘛掌管釋教，支持和依靠和碩特蒙古汗王掌管西藏地方政治的“政教分離，以蒙治藏”的統治政策。

蜜月下的裂隙

此后由于幾代汗王的忠順，和碩特蒙古在西藏做了長達七十余年的實際統治者。值得肯定的是，政策的實施確實在清朝建立之初有效地幫助了清政府順利地履行了對西藏的主權。

然而和碩特汗王在西藏實行的某些具體措施卻令蒙藏上層貴族之間產生了矛盾，為“以蒙治藏”政策的最終瓦解埋下了隱患。

一方面固始汗統治西藏時期只重視對政治、軍事的控制，而將全藏的經濟大權拱手交給達賴喇嘛。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寺院勢力，本來就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又取得了固始汗給予的西藏地區賦稅支配權和賜封土地的特權，更是如虎添翼。

黃教集團正是通過賜給西藏貴族和寺院大量的土地使西藏僧俗勢力疏遠和碩特蒙古汗王，轉而依靠自己。

另一方面固始汗為了便于統治西藏，有意借助于達賴喇嘛的聲威，將本來總管達賴喇嘛事務的第巴任命為地方政權的第巴，使第巴一職成了西藏的政務總管。如此一來，以五世達賴為首的黃教寺院集團勢力便很容易地進入到西藏的政治領域。

固始汗統治期間，鑒于他的威懾力以及政權中自第巴以下的藏族官員實力尚顯弱小，西藏的蒙藏統治階級的矛盾尚不突出。順治十二年(1655 年)，“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和碩特蒙古族杰出的領袖人物固始汗去世。

他的死使和碩特部在藏勢力受到了重大影響，也使清政府“以蒙治藏”的政策出現了動搖的苗頭。由于固始汗的繼承者達延汗(1658-1668 年在位)和達賴汗(1671-1701 年在位)不論從統治才能還是用人手段上講均十分平庸，加之西藏地方藏族官員自第巴以下羽翼漸趨豐滿，和碩特汗王的統治不時有被架空之勢。

02 波譎云詭的布達拉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在他曾親自主持修建的布達拉宮白宮涅槃，享年66歲，第司桑結嘉措秘不發喪，稱五世達賴喇嘛開啟了漫長的閉關靜修。西藏歷史從此進入了波詭云譎的深水期。

剛剛建立，根基不穩的甘丹頗章政權危機四伏——原本的盟友，以達賴喇嘛為領袖的西藏格魯派勢力和“護教法王“家族，以青海為根基的和碩特蒙古部勢力開始激烈摩擦，北方強大的準噶爾部有意南下，控制西藏。彼時，大清帝國剛平定三藩之亂，千頭萬緒，無暇西顧。

準噶爾的突襲

從康熙二十一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這是一段動蕩的西藏史。

1696年，即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兩次發兵親征噶爾丹。在征途中，康熙得知了五世達賴喇嘛久已圓寂的消息，大為震怒，致書嚴厲責問第司桑結嘉措，指責其縱容噶爾丹對抗清政府的罪行。

威壓之下，第司桑結嘉措不得不迎請多年前就選定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來拉薩坐床，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1705年，即康熙四十四年，西藏戰亂再起，“護教法王“家族的蒙古和碩特部汗王拉藏汗襲擊了獨攬西藏大權多年的第司桑結嘉措，將其斬殺。

眼看自己的世仇和碩特部落統治了廣闊的西藏，剛剛慘遭清軍擊敗的準噶爾蒙古部落開始眼紅。1716年，準噶爾部落的名將大策凌敦多布(此人曾經率軍在哈薩克斯坦亞梅什湖畔大敗沙俄軍隊，可謂準噶爾第一名將)率精兵六千，從汗庭伊犁出發，突襲西藏。

將如此名將從吃緊的西線調往進藏的戰線，可見準噶爾對于突襲西藏的重視。由于進藏的兩條大路：青海及四川分別被蒙古和碩特部以及清軍控制，所以準噶爾軍選擇了一條幾乎不可能的道路—翻越昆侖山，從阿里荒原直插拉薩北部的當雄。

第二年，準噶爾軍突然出現在拉薩北面的當雄，拉藏汗兵敗被殺，準噶爾軍如旋風一樣橫掃西藏：寧瑪派大寺多吉林和敏珠林寺、雄色寺幾乎被徹底摧毀，高僧堪布等被殺死。準噶爾人成為了西藏最高的統治者。

從 1642 年固始汗在西藏建立地方政權，到 1717 年拉藏汗被準噶爾兵殺害，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統治徹底結束，清政府實行的“”以蒙治藏”的政策也就此解體。

這一年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日漸老邁的康熙皇帝正被九個兒子的激烈奪嫡弄得心力交瘁，但這并沒有讓這位大帝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力，他犀利地看到，必須要發兵西藏，擊敗準噶爾人。

至于為什么要這么做，康熙在后來寫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說得很明白：達賴喇嘛已經向清帝國三代皇帝恭順，捍衛西藏是清帝國固有的職責；此外，清帝國還有保衛佛教、保衛蒙藏各部落信仰的責任。這塊碑今天依然矗立在布達拉宮的大門前。

驅準定藏

1719年，即康熙五十八年，清軍分兵進軍西藏，以撫遠大將軍允禵率軍，由西寧移駐穆魯烏蘇，居中調度；授都統延信為平逆將軍，出青海，向喀喇烏蘇進兵，此為清軍中路；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為定西將軍，會合云南都統武格所部，由四川巴塘進藏，此為清軍南路；命靖逆將軍富寧安與振武將軍傅爾丹，分別于巴里坤、阿爾泰策應。

事實上對清政府而言，西藏當時的情況恰好為其提供了一個重新部署治藏政策的大好時機：第一，準噶爾人控制西藏之后，并沒有表現出一絲黃教忠實信徒的樣子，也沒能履行策妄阿拉布坦所言的“護送”七世達賴格桑嘉措回藏的諾言。

相反，進入拉薩的準噶爾兵到處搶掠，肆意將寺院、神殿的貴重物品占為己有。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書中也有這樣記述：“準噶爾人不像是占領軍，倒像韃靼土匪，為了搜索糧食和燃料到處搶劫，農村當然同樣遭殃。他們的所作所為造成嚴重后果之一，就是使拉薩地區一片光禿禿。”

準噶爾人土匪一樣的行徑，不僅使西藏本土貴族大失所望，而且引起西藏民眾的強烈憤慨。相反，清朝軍隊紀律嚴明，當時在拉薩的外國傳教士記載清軍“軍紀良好”。

西藏上下自然將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相信清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擺脫準噶爾人的蹂躪。《衛藏通志》中也說西藏人民見到解救他們脫離苦難的清朝皇帝派來的大軍時“紛紛歡悅，舉掌叩首”。

另外，清朝出兵之前允禵又親自到塔爾寺會見了格桑嘉措，表示要將其護送到拉薩，以此來爭取青海蒙古各部和西藏喇嘛集團的支持。如此一來，出兵西藏必定得到西藏群眾最大程度的支持。

第二，準噶爾入侵西藏，將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勢力徹底掃清，客觀上給清政府直接插手西藏事務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清政府只需將準噶爾人驅逐出藏，就可以很容易地以救世主身份重新構筑西藏地方的政治框架。

第三，清朝經歷了順治、康熙兩朝的努力，至康熙末年南方的明朝余黨已經肅清，三藩叛亂也已平定，全國政權基本穩定，保證邊疆穩固逐漸成了清政府工作的重點。

此外，至康熙三十年(1691 年)圣祖多倫會盟后，南、漠北蒙古諸部已完全隸屬清朝，準噶爾部處于相對孤立的地位，也為清朝出兵西藏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當年四月，清軍出發。平逆將軍延信統領中路清軍，護送達賴喇嘛，由西寧進藏。這條道路多深山窮谷，瘴氣彌漫，清軍除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外，接連打破大策零敦多布的重重阻截。

八月十五日夜，大策零敦多布襲擊駐于卜克河的清營，反被擊敗。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凌晨，大策零敦多布先后襲擊齊倫郭爾和綽馬喇的清營，均被擊敗。大策零敦多布慌忙掉頭退向拉薩，然后率少數人回到伊犁。

延信將大軍留駐達木，率少量騎兵，護送達賴喇嘛向拉薩進發。南路清軍在噶爾弼率領下，自成都啟程，經打箭爐、里塘、巴塘，于六月間至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七月底八月初進至拉里（今西藏嘉黎）。時大策零敦多布派吹木丕勒寨桑，率2600人，守御墨竹工卡。

噶爾弼改變原定等候中路大軍的計劃，于八月初六日直撲墨竹工卡。吹木丕勒寨桑逃往達木，墨竹工卡的呼圖克圖歸順清軍。清軍順利占領墨竹工卡后，即向噶爾招穆倫渡口，這里有第巴達克領藏兵2000余人據守。

清軍一到，藏兵便不戰而潰，達克率先投降。至此，進入拉薩之路被打開。噶爾弼決定乘拉薩兵力空虛，直搗黃龍，遂命達克準備皮船，于二十二日率清軍渡過噶爾招穆倫河；隨即兵分三路，進攻拉薩。

二十三日晨，拉薩一攻即下。九月十五日，格桑嘉措在布達拉宮舉行七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驅準噶爾安定西藏戰爭結束。

清軍入藏后，擺在面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重建西藏地方政府，統一西藏政令。清政府順勢廢除了“以蒙治藏“”的傳統策略，組成了以西藏本地貴族康濟、阿爾布巴、頗羅鼐等為首的噶廈政府，三人俱授噶倫之職，以康濟為首席噶倫，共同處理西藏地方事務。

可以把清政府實行的這種各個噶倫互相牽制的制度稱為“眾噶倫負責制”，這便是清朝重新規劃西藏地方管理模式對治藏政策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調整。

入藏的清軍主力駐扎在大昭寺以北的扎什城空地上(今扎基寺一帶)，并在這里建造了軍神關帝的廟，供清軍士兵祭拜。據《扎什城關帝廟碑》記錄，“烏斯藏自圣祖仁皇帝歸入版圖，駐兵扎什城，舊建有帝君廟”。這是清代在西藏駐軍和建造關帝廟之始。

1722年的傳召大法會中，增加了新的內容，誦經為大皇帝祝壽，康熙皇帝的長生牌位也被供奉在布達拉宮的殊勝三界殿內，上面是豎排的藏、漢、滿、蒙4種文字書寫的“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9個金字。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12月20日駕崩于暢春園，享年69歲。

03 噶倫的內斗

康熙皇帝駕崩了，雍正來了，這位皇帝果然不同于自己的父親，頗有真性情。

《衛藏通志》中忠實收錄了他的兩篇文章，分別是《御制語錄總敘》和《御制語錄后序》，這位自號“圓明居士”的雍正在文中酣暢淋漓地講解了自己如何在章嘉活佛的指點下參透禪機的過程，“章嘉呼圖克圖實為朕證明恩師也”。字里行間都將自己當作一位僧人，甚至有指點佛教江山的意味。

此外，他將自己做王爺時的府獻出來，成為藏傳佛教寺廟，由此成就了北京最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雍和宮，清朝皇室對藏傳佛教的推崇，雍正時期到了新的高度。

1727年，鑒于西藏局勢開始動蕩，雍正決定派出大臣駐藏維持局勢，是為駐藏大臣之始，這一制度后來延續了將近200年。

首先派出的兩位駐藏大臣是僧格(蒙古鑲紅旗人，二等輕車都尉)與馬喇(滿洲正黃旗富察氏，正紅旗滿洲副都統)。首先，這兩位駐藏大臣都是滿族、蒙古族;其次，都是武將，這兩點由雍正首創，幾乎貫穿了整個駐藏大臣歷史的始終。另外，馬喇所屬的滿洲富察氏，與駐藏大臣制度關系密切。

戕殺康濟鼐

果不其然，駐藏大臣剛到，西藏就出事了。這一次是噶倫的內斗，原本都是擊敗準噶爾的英雄，但彼此之間卻無法相容，矛盾無法化解之時，暴力便是最好的解決手段。

1727年，前藏出身的噶倫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等人為爭權奪利，煽起內訌，戕殺康濟鼐，并派人去后藏捉拿頗羅鼐。頗羅鼐聞訊，立即意識到這是背離中央政府旨意的一次陰謀。

于是在火速奏報朝廷的同時，毅然再次于后藏起兵，聯合康濟鼐之兄阿里總管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數千人，向阿爾布巴等人宣戰。雙方在江孜交戰半年多，頗羅鼐攻入拉薩，在三大寺僧眾的幫助下，擒獲了阿爾布巴等人，奏請清廷處置。

此時清朝派遣的大軍抵達拉薩。1728年，雍正皇帝派出的使臣亦抵達拉薩，在拉魯花園進行審判，審判結果是將殺死康濟的阿爾布巴、隆布等在巴瑪日山前的草地上處死。清廷肯定了頗羅鼐的功績，封他為貝子，任命他為首席噶倫，后來又晉封為郡王，由他來領導西藏地方的行政。

頗羅鼐之下，清朝還任命噶西巴?納木扎勒色布騰和策仁旺杰兩位噶倫，但地方大權由頗羅鼐一人總攬。

雍正帝還頗有遠見地命令康區東部的康定、巴塘、理塘等地劃歸四川管轄，中甸、德欽、巴龍(維西)歸云南管轄，日后清軍多次進藏，都是以這些川屬、屬的重鎮為后方。

最后，雍正指令達賴喇嘛遷居康區惠遠寺，西藏地方政府以頗羅為首重建，頗羅鼐家族甚至受封為西藏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郡王，西藏進入了頗羅治下的和平時代，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通司崗血案爆發。

駐藏大臣

和平終于又降臨了，頗羅鼐麾下藏軍兵強馬壯，足以防備北方的準爾入侵，于是駐藏清軍的主力開始逐步撤退，最終減少到500人的定額，按期輪換。清軍也從拉薩城中開拔，前往新建筑的要塞式軍營:扎什城。

雍正十一年(1733年)7月29日，扎什新城開始興建，頗羅發動了為數可觀的工匠和民夫，至于所用的物料，正好可以拆除被處死的阿爾布巴位于工布地方的官邸。

將近4個月后，駐藏大臣清保匯報：扎什新城建造完畢，方圓二百丈，南東西三門，城墻總高度一丈六尺，均以石砌，設有總兵、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管理糧餉同知等住宅，有營房、糧倉，守門士兵的哨卡，北城墻上還有火藥炮彈倉庫。共有房屋341間。

這也就成了歷史上第一座駐藏大臣衙門所在地，日后，這座兵營要塞伴隨著駐藏大臣使命的始終。

在這段時間里，駐藏大臣的主要職責乃是同頗羅一道，鞏固西藏北方的邊防防止準噶爾南下，其中當雄尤其是重中之重。例如《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就有這樣的記載：“雍正九年六月，駐藏大臣，大理寺卿苗壽與其他大臣率領川兵一干五百人出防衛騰格里諾爾(納木錯)，與先前在那里設防的瑪換防。

“亞谿”家族

由于在上述的爭斗中，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等人和阿爾布巴一派關系密切，與頗羅鼐關系不好，為防止準噶爾軍再次侵擾和集中西藏的事權，1728年，雍正皇帝下令把七世達賴喇嘛移到四川泰寧的惠遠廟居住，同時還命七世達賴喇嘛之父索南達結進京。

索南達結本來擔心進京后會受罰，一直惶恐不安，由于他到京后態度恭順，同時雍正考慮到處罰他會對七世達賴喇嘛產生的影響，所以只是讓他反省改過，還封他為“輔國公”，以防止他干預藏政。

這是后來達賴喇嘛的親屬受中央封以公爵爵位的開始。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在西藏還得到在拉薩八廓街被稱為“桑珠頗章”的固始汗興建的住所和山南地方的一些莊園和農奴，以后由他的家族世襲占有，因此他的家族成為了西藏的大貴族，被稱為桑頗家族。

像這樣源于達賴喇嘛的父親的西藏貴族家庭，被人們尊稱為“亞谿”家族，在西藏的貴族中屬于顯貴的家族。

頗羅鼐治下的和平

頗羅鼐擔任噶倫和郡王期間，為醫治戰爭創傷，安定社會秩序，解決生產凋敝、民不聊生、經濟拮據的困窘，增強地方自身的防御作戰能力等，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

他于西藏通往準噶爾部各條道路上“嚴設卡倫，準噶爾自是不敢窺藏”，維護了西藏邊境之安寧。他還整頓驛站，保證政令文書的傳遞。他按照乾隆皇帝的安排接待準噶爾部經清廷批準派來的熬茶禮佛的使團，受到清廷的嘉獎。

同時，他還向清朝表示愿意改善他和七世達賴喇嘛的關系，并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1735年，準噶爾部對西藏的威脅大體解除，雍正皇帝派副都統福壽和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護送七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

七世達賴回到拉薩后，西藏的地方行政仍由頗羅鼐辦理，達賴喇嘛只能管理格魯派的宗教事務，這一對僧俗首領雙方的關系時緊時松。

04 狂悖的郡王

公元1735年8月23日，雍正突然暴卒于圓明園，享年58歲。其子弘歷以25歲之齡登上大寶，是為乾隆帝。駐藏歷史上，多姿多彩又驚心動魄的乾隆時代拉開了序幕。

乾隆執政的早期，主要忙于清理雍正清算虧空造成的朝野不安，對外，乾隆一面為陷入拉鋸的大小金川之役而焦慮，一面則著手準備對心腹大患準噶爾蒙古部的戰爭。

風雨已來

西藏在頗羅鼐的治理之下，軍備強大，政治有序；1747年，一代梟雄頗羅鼐病故，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即位，承襲其父郡王爵。樹欲靜而風不止，西藏再一次進入多事之秋。

他素不信奉達賴喇嘛，拒絕達賴喇嘛為其父吊奠誦經。清廷以大局著想，命其與達賴喇嘛“善為和解”，冀望“惟期地方安，不生事端”。后經傅清勸導“旋即悔過，愿請達賴喇嘛吊祭”。

但是他暗地里卻一步步進行陰謀叛亂活動。他首先調離達賴喇嘛的護衛兵力，為其嗣后條件成熟加害達賴喇嘛作準備。

其次，他詭稱“藏地謐無事”，設計上奏“請撤官兵”，清政府念其父頗羅鼐對國家的貢獻，又屢受朝廷敕封，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也“必無異志”，此次如不允其撤兵所請，則必生疑，故諭令于當年（1747年）“撤回漢兵四百名”。

再次，他又藉端攻擊駐藏大臣紀山，與之發生尖銳的對立，企圖驅逐代表清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現職的欽差大臣。

其人生性暴戾姿睢，與之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朵喀爾·策仁旺杰在其名著《頗羅鼐傳》一書中這樣記載：“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所作所為，完全喪失了理智，如中邪魔一般，暴躁兇殘，矯狂詭詐，不能自制。凡事無巨細，他不經調查，便草率從事，正所謂‘見者皆被殺，聞者無不驚’，真是令人發指，個個對他毛骨悚然，戰戰兢兢。”

策仁旺杰在書中還記述了一次他侍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外出狩獵，王借口策仁旺杰沒有守住獵物，遂以他為活靶射擊，結果正中座騎的項脖，鮮血直流。王還不解氣，又射出一箭，擊中傭人平措頓珠上身，小伙子當即從馬上摔下，氣絕身亡，王這才感到心滿意足……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又尋機以防御準噶爾軍為名，將藏兵集結喀喇烏蘇一帶訓練，加緊了其叛亂行動。他捏詞誣告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奈，惜機派人去阿里毒死其兄，逐走親侄珠爾默特旺扎勒，并奪取了阿里地區的管轄權。

緊接著，又誣告噶布倫、第巴布隆贊等，查抄其家宅、田產，分給親信黨羽，黜革、抄沒、殺害頗羅鼐舊人甚多，以致眾怨激憤。

他還自立名號，一方面遣其心腹勾結對抗中央的準噶爾部，求其發兵以為聲援；另一方面廣布私探，凡駐藏大臣一言一行，輒偵邏之，斷絕駐藏大臣與中央之塘汛往來，“置軍書往來不達者旬日”。

更有甚者，他還“調動部兵，搬運炮位”，欲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某月某日“動手殺欽差大人，不論塘汛官兵客民一齊殺”。

紀山的惶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命令滿洲鑲紅旗勛貴紀山前往西藏擔任駐藏大臣，這是正常的更換。紀山曾任四川巡撫，也曾從征大小金川。但紀山不知道，自己正在走上一條死亡之路。

紀山到西藏后不久，就上密奏給乾隆皇帝，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性格狂躁，部下都有怨恨之心，又和七世達賴不和，和自己的兄長很有可能爆發內戰。

作為應對措施，紀山提議再次讓七世達賴喇嘛離開拉薩。乾隆的回復頗為嚴厲:他認為紀山驚慌失措，“見識甚謬”。并在當天就命令老成的傅清返回西藏，協同紀山一同辦事。

和看似冷酷，其實非常文藝的雍正皇帝不同，乾隆是心思縝密、多疑細致之人，他對自己的大臣紀山也并不放心，他在紀山的駐藏大臣衙門里安排了眼線--駐藏糧務通判。這位眼線的報告對紀山大大不利。

眼線報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態度出奇熱情，他跪地請安，喊紀山為叔叔。席上又送紀山猞猁皮、馬、佛像、白銀1000兩，紀山和他的關系異常親密。

于是，乾隆認定紀山被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愚弄了，紀山完全不能駕馭局面。乾隆一旦對大臣生疑，其下場都是悲慘的，紀山的可悲命運，到此已經注定了一半。

紀山固然有過失，然而在紀山時代，駐藏大臣的確有難言的苦衷。通向北京的道路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控制之下，消息可能被隨時封鎖和堵塞;駐藏大臣在西藏各地并沒有代表和耳目，也沒有足以威懾野心家的武裝。

換句話說，紀山在拉薩，是孤家寡人，處于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槍林箭雨之中，他看似毫無態度，一味迎合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實在是力不從心。

“腹黑”的皇帝

悲觀而現實的乾隆考慮了各種“斬首"行動。包括正面進軍，斬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然而經過大小金川之戰，元氣大傷，再戰實屬下策。

還有一個辦法簡直是武俠小說的情節，清軍高手以護送章嘉活佛的名義入藏，尋機刺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此計連乾隆也覺得過于冒險。

乾隆決定一切按兵不動，讓接替紀山的傅清來決定，隨機又讓拉布敦星夜趕往西藏協助。這位傅清大有來頭，乃是正牌國爺，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哥哥，后來乾隆朝名將傅恒的哥哥，他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侄子—福康安。

這已經是第二位富察家族出身的駐藏大臣了。再看拉布敦，此人的祖先從清太宗時代就從軍打仗，到了拉布敦這一代，勇力絕倫，能拉強弓，曾遠征準爾，屢有戰功。

在并非正史的清代筆記《嘯亭雜錄?卷九?拉傅二公》中，有這二位駐藏大臣更加鮮活的記錄: (拉布敦)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伎。傅(清)為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文忠公(今后大名鼎鼎的傅恒)貴公尚於人前呵叱之。

乾隆選這二人，一為皇親，一為武將；一在籠絡羈縻，一在圖窮匕見，實在是用心良苦。就這樣，歷史的轉軸，輪到了到傅清、拉布敦的身上。

喋血通司崗

3月天氣，乍暖還寒，被乾隆認定為“無能，受蒙騙”的前駐藏大臣紀山上路回京，誰都知道紀山這一去，雖然不至于被處死，但被革職降級是一定的。

紀山走了，坐鎮拉薩的傅清、拉布敦依然如履薄冰。兩人幾乎無兵可用，耳目閉塞，密探消息未必準確。和北京的聯系既漫長，路上還可能會被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人截取。

夏天就在焦慮中過去了，到了秋天，風聲驟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在后藏一代活動，并且乘機清算了后藏地區父親的老班底，他的大軍說是在曠野上狩獵，一個轉身就是造反。

隨著秋天到來，兩個有血性的滿洲漢子的討論結果，是豁出膽去干一場，當機立斷。硬拼是拼不過的，但是他們可以利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輕敵這一點，將其斬殺。地點就選在駐藏大臣當時的衙門，如今沖賽康扎康的通司崗。

乾隆十五年的通司崗什么模樣，不得而知。傅清和拉布敦的想法是，等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進門之后，大門一封，當時數落罪狀，將其斬殺。懸頭高墻之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于是作鳥獸散，等皇帝另行冊封新的西藏統治者，這是最好的打算。

如果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不散，反而來攻打通司崗呢?那便只有死戰一條路。就靠手下幾十人，想要在拉薩抵抗亂軍直到援軍幾個月后趕到，無異于天方夜譚。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會作鳥獸散嗎?

傅清和拉布敦都是從戰場上殺出來的漢子，他們知道對手也是上過戰場的軍人，二人在決定之時，就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何敢只身前來?傅清和拉布敦的寶就押在這一點上：珠爾穆特納木扎勒認定這二位滿洲貴族不敢鋌而走險，做出這等以卵擊石的事情來。

乾隆十月丁丑，乾隆接到了傅清和拉布敦的最后奏章，打算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舉拿下；并且二人擔心乾隆再下旨意阻撓，特別說明不待請旨，見機行事。

就在乾隆收到奏章前，驚天動地的大事已經發生。當天(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傅清和拉布敦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前來通司崗衙門，大門關緊之后，傅清突然拔刀，殺死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兩人協同殺死其隨從多人。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羅桑扎西從樓上跳下，前往召集同黨數干人，包圍通司崗衙門。當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是否反抗，為什么不將其劫為人質？這一切都只有當事人才能回答，而當事人都已經隨著通司崗衙門一塊倒塌在濃煙烈火中了。

布達拉宮的七世達賴喇嘛聽到這一消息，也大為吃驚，趕緊派遣了哲蚌、色拉寺的喇嘛和高級僧官前往勸導。然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羅桑扎西已經殺紅了眼，他的部下用刀逼迫達賴喇嘛的代表退后。達賴喇嘛沒有辦法，只有趕緊組織駐藏大臣在外的部下，還有漢族商人等立即進入布達拉宮避難。

通司崗衙門被焚毀和攻破了，兩位鐵血滿洲漢子的最后結局也有不同說法，傅清是身中多刀之后，擔心被俘，爬上二樓后自殺的；拉布敦則更為壯烈，據說他手刃數十人后，跳下樓頂，以刀剖腹，腸流滿地而死。

能修理鐘表的巧手，皇家難得的耿直之人，都消失在了通司崗的瓦礫之中。消息幾個月后傳到北京，乾隆也為之淚下。

死者中還包括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筆帖式齊誠自刎未死，陣亡將官2人、兵49人、平民77人。

該來的終于來了，該打的仗也一定要打--這對于時年滿四十的乾隆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他原本想綏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換來的卻是兩位大臣的死難。

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

十一月間，四川總督策楞和提督岳鐘琪兩位大將從打箭爐(今康定)率數千士兵出發，前往西藏，穩定藏局。

十一月乙卯，乾隆上諭給通司崗一事做了總結，這篇不短的上諭中，乾隆頗為痛心地說，如果兩位大臣靜候圣旨，可能未必會死，然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反形畢露，如果不動手，或許反而會遭毒手。

兩位大臣苦心籌劃，殺死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保全了藏局，居功至偉，臨陣捐軀，奮不顧身。如此實心為國的大臣，無法讓其壽終正寢，怎么能不隆重悼念呢？

于是傅清、拉布敦死后的榮譽如云而至。兩人追贈為一等伯爵，入賢良祠悼念，在通司崗遺址和北京興建雙忠祠，乾隆親自前往北京的雙忠祠祭奠，可謂哀榮至極。

乾隆在上諭中著重說明，這不是鼓勵臣下好大喜功，引發矛盾。“開邊武，朕所不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這些發自18世紀的話語擲地有聲成為有清一代治藏不變的宗旨。

更重要的是，通司崗事變，兩位駐藏大臣和軍民的血，終于讓乾隆看清了現實一必須對西藏的制度進行徹底整頓，確保藏地不再出現周期性的動亂。如稍有茍安之心，幾十年后必然再次動亂。

于是就有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十三條》，由策楞等議定，并經乾隆批準：

（1）確立四噶倫制度;（2）重大事物必須請示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并得到其蓋印批準；(3)地方官員的任命須稟告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審定；(4)地方官員的治罪須稟告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審定；(5)各寺堪布的任命須經達賴喇嘛批準；(6)裁汰多余的官員；(7)衛藏地區設立兩位代本(帶兵官)，保衛藏地安全；(8)噶倫、代本的任命必須有皇帝的旨意許可；(9)不允許貴族私占百姓;(10)使用烏拉驛站，須經達賴喇嘛許可；（11）達賴喇嘛內庫物品，不可私動；（12）阿里、黑河(那曲)，應派可靠之人管理；（13）達木(當雄)蒙古人，分為八佐領，直接受駐藏大臣差遣，保護駐藏大臣,

這是重新確立了噶倫共同執政的原則，將人事任免、財政權收歸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從內地通向西藏的驛站之重要，一定要置于駐藏大臣的直接管理下，并且還將當雄的蒙古騎兵武裝歸于駐藏大臣直接管理之下。

大臣之死

看似一切都已塵埃落定，但還有一筆賬需要清算—紀山。此時前任駐藏大臣紀山已到西寧，他想必也聽說了通司崗的事變。如果通司崗事件不發生，紀山尚可保命，此刻紀山已經明白，對傅清、拉布敦的紀念越隆重對他的秋后算賬也會越殘忍。

平心而論，紀山駐藏期間，確實有過錯，直接導致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驕橫。然而正如前文的分析，紀山有其難言的苦衷。

何況收銀1000兩之事，紀山當時就向乾隆做了匯報，顯然是無心貪污。然而在通司崗的血跡之下，這一切都不重要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乙丑的上諭以誅心的言論給紀山判了死刑--“本應在菜市口砍頭，但念其父親戰死，準許紀山自盡，刑部尚書阿克敦、內大臣嵩壽前往監督其自盡。”

紀山死了，乾隆的怒火并沒有平息，一道圣旨千里奔馳，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妻子(已被送還青海老家)處死。

在通司崗的灰燼之上，一個舊時代終于散去了，焚后的廢墟依然燙手，沖賽康恢復了以往的熱鬧。清乾隆十六年藏歷二月初一，黃道吉日，4位新任噶倫進入布達拉宮，接受了皇帝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