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布言：孔孟之道的缺父心理情結

什么是人文的真實含義？人文基本要素是人格和權利平等。沒有這個基本要素則蔽于人文。兼愛即是愛人若己，重視個人權利平等，這是人文和道德的最早起源。從本體論上看，人文必然以神為本，因為神欲人相愛互利，人要利天榮耀上帝就要則天順從上帝，就必然愛人。反之，人認識神之所欲，神欲人兼愛交利，所以人文是認識論的。畢竟只有人憑借其天賦的反思理性才能認識和理解兼愛，反思自由（追求心身安寧的狀態）要求人自己去兼愛，把它作為應然道德去實現。神從來不對動物作兼愛要求，因為動物并沒有天賦的反思理性去認識和理解兼愛，動物只有遵從本能的仁愛，以自我保存為中心，實然愛己，愛己優先。親親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尊尊就是以權力為中心，二者可以天然統一起來。人向神獻祭就是為了定期向神禱告自己的言行和懺悔。儒學作為一種教化和處事哲學也是不合格的，是反人性、反人文的。它不教化平等和人格尊嚴，卻教化不平等秩序和人際關系，教化順從的奴隸道德。禮樂教化就是要讓人服從等級禮制，以禮劃分等級，分之節之，以樂調和對立，和之舞之，終究屬于野蠻的亞洲種姓文化之一種。

就像我們不研究哲學，不懂哲學，永遠不知道墨學的哲學性和哲學價值一樣，不研究神學，不懂神學，就永遠不知道墨學的宗教性和宗教價值。反之，不懂墨學則很難懂哲學和宗教。具體對標，不懂墨家就不懂基督教；不懂基督教就不懂墨家——我把神跡界定為符合理性和自然法則的啟示；把那些不符合理性和自然法則的事情和說辭稱做詭事或異事即“神跡”、詭說或矯命。《圣經》里那些詭事除非用隱喻來解釋，猶太-基督教野蠻性質是很明顯的。這說明創立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民族（摩西和耶穌都屬于猶太人）及其圣經作者仍然是野蠻愚昧的。墨子一開始就把理性和信仰與科學統一起來，因為在墨子看來，信仰與科學都是理性思維的發現。所以《墨子》里幾乎沒有違反理性和自然法則的詭事和詭說。墨家講純粹理性，二元世界，重視精神生活，擬實論物；儒家講感性審美，一元世界，重視物質享受，食不厭精。墨家講人皆天臣，人人平等，男女同權；儒家講三綱五常，女子小人，男尊女卑。墨家布教人文道德，兼愛非攻，愛人如己；儒家宣傳奴隸“道德”，順而不違，孝忠不二。墨家信仰上帝，天志明鬼，天命非命（承認不可改易先天命運，努力改變可改易的后天命運）；儒家不信上帝，不問鬼神，天命宿命（以宿命論或命定論為天命）。墨家講民自養，賴其力者主，與其勞而獲其實；儒家講官養民，學而優則仕，作民父母祿在其中。墨家兼愛，上帝命令，愛人若己，應然道德，人權平等，超越血緣，普遍愛人；儒家仁愛，動物倫理，實然愛己，人權差等，血緣限度，愛人局限。墨家尚同公義，同異交得，自下而上，取同存異，周不下比（舉公義，辟私怨）；儒家君臣父子，重異輕同，自上而下，和而不同（無同-公義，不可能和諧和平），周而不比（沒有公義，周群不可能）。墨學講哲學和科學，講邏輯，講有理有據的批判思維，講科學的精神、思維和方法論（墨經里的科學提現了那個時代人類科學的最高成就，它的永恒意義不僅在于科學知識，而更在于它所體現出來的科學的精神、思維和方法論）；儒學反哲學和科學，不講邏輯，純粹是非此即彼的獨斷論，沒有科學的精神、思維和方法論。先秦學說弱就弱在儒學，中國文化病就病在儒家。

哲學的適合土壤是自由，沒有不同學說的互相自由反對和辯難，則不可能形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孔子出于仁愛偏私，愛己優先，殺少正卯，以言治罪， 開了官方和刑法限制哲學的先河，說明中國哲學甫一出生就沒有一個適合于它的好環境，預示著中國哲學可能面臨的窘境和萎縮。

儒學作為獨斷論，是沒辦法講邏輯的。因為根據演繹邏輯，要么從它的前提推出錯誤結論，證明它的前提是錯誤的，要么從它的前提推不出它想要的結論。例如，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這兩個命題含義差不多，意思都是沒有同義，一群人能夠和諧和平相處。我們從來不指望，一個把自己疆域定義為無限的國家能夠保持長久和平，與周邊國家和諧相處。我們從來不相信，一群堅決要消滅以色列的人和以色列人能夠和平相處；一群見不得吃豬肉的人和吃豬肉的人沒有共同的底線道德-法律的存在能夠和諧相處。如果一群人盲目相信“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以此為前提來演繹推理，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原本可預知的損失和傷害。從實事上我們也并不能必然歸納推出上述命題。

一個開創者是成長于單親家庭而具有缺父情結的心理患者，且沒有邏輯的獨斷論學說，在我們這里是沒有價值、地位和絲毫權威的。這里又引出中國思想史的一樁奇案：為什么孟子吸收墨子的倫理思想遠遠大于孔子，例如，兼愛社會理想，非攻贊誅，以義為正，以“仁政”作義政，等等，卻依然尊奉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和孟子都成長于單親家庭，從小缺乏父愛的保護和關懷，缺父情結特別濃重，生命中始終幻想有一個父能夠作自己靠山和保護傘（一個心理公理：人們越缺什么就越渴望什么）。隨著歲數增長進入成年階段，這個缺父情結就由家父轉移到權力之父的身上，認君為父，培養了一種“無君無父”的偏激而又暴怒的心態。孟子曾經以公開的廷罵告密天下君王：墨子尊天上的眾父，不尊地上的君父（不得不讓人想起法利賽人告密羅馬總督皮羅多：耶穌服從天上的父，不服從地上的父。結果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結果墨學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墨學復活永生是遲早的事。耶穌受難復活隱喻不過是預告世人，墨學必將復活，永生！未來世界要皈依墨學天教，天下兼愛！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缺父情結），孔子順水推舟地接受西周宗法等級禮制及其親親尊尊原則，主張更加集中的君主權力，毫不留情地拋棄了西周的另一頂梁制度，封建分權制。孔子教育學生：君臣父子，孝為仁本，忠孝不二。形成了儒家君權父權化、以君作父、君臣關系就是父子關系的重要思想。孔子這一套理論正好又符合孟子的缺父情結和心理，故而孟子多學于墨卻認可了孔子和儒家，堅決捍衛孔儒學說，成為儒家亞圣就不奇怪了。但是我們應該認清，由于孟子的缺父心理和來自母親的感性審美判斷力跟孔子如出一轍，他并沒有專心學會墨子的純粹理性判斷力和二元世界思維模式，沒有區分“以形貌命者”的貌物之知（此岸）與“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論物之知（此岸）因而無法區分事物偶性（貌物之知）和本性（論物之知）；也不懂得擬實舉名和說明邏輯。這一段與心理學（包含病理認識論）有關的大事因緣——中國思想史的大事因緣：兩個具有缺父情結的巨嬰和心理患者臆構的孔孟之道主導了國家官方意識形態，主宰了國民的精神世界——決定了中國此后2000多年的思想史走向和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具有思想史和民族心理史觀上的重大意義，任何一個研究中國思想史或觀念史和文化史的學人都不應當忽視。總之，秦漢儒術獨尊以后，缺父心理情結和西周宗法等級禮制結合的奴隸道德，獨斷論和獨裁權力結合的文化專制主義，左右了中國思想和文化與民族性發展的基本線索。源于動物倫理（親親尊尊）的奴隸道德，一方面迎合了庸眾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一方面在權力自上而下地強力推廣下，久而久之就成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民粹主義的文化心理結構，主宰了中華皇制國家的不平等的秩序和人際關系。這實在是令人悲哀的重大歷史事件。

梁啟超也很粗陋，畢竟受的是儒門教育，稍不留神，就暴露了膚淺。古希臘講愛智，孔子講智仁勇三達德，他竊喜，以為愛智不過儒家三達德之一，所以認定“儒家哲學的范圍，比西方哲學的范圍，闊大得多。”（梁啟超《儒家哲學》）完全是照不準確的譯文來望文生義。殊不知，西方的愛智乃是愛真理，即探求事物的普遍原理，包羅道德原理或法則。諸如仁的原理是“體愛”或兼愛人（愛人待周，不待周不愛人）；勇的原理是“志之所以敢也”。其中，“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墨經》上20條）這個科學原理乃是超越時空限度或經驗限度的永恒知識。很明顯，儒家的禮儀道德包括中庸之道和至善都不是普遍的道德，而純粹經驗的形式道德，至善乃是不同角色的行為規范，角色行為符合這個規范就是至善行為，沒有適用于所有人物和場合的普遍的道德原理：敬而愛人，或敬愛人。中庸之道就是符合不同角色的恰如其分的情感表達。智仁勇三分，就把仁和勇獨立于智（真理或原理）之外，仿佛仁和勇作為美德沒有其本質原理，缺乏其應有本性，仁和勇沒有了超越性的絕對標準，就有任意或任性之嫌了。我們沒有必要為個人行為設定繁文縟節和不同的禮儀規范。只要我們的行為符合唯一的道德原理，即利人法則或敬愛人法則，它就是道德行為，就是道德實踐。孔子不懂哲學，故而把仁和勇獨立于智之外，使儒家道德失缺作為道德靈魂的科學原理。墨子非儒，俘虜了孔子，為他的皮殼安上靈魂。從此，仁義才有了道德靈魂，剔除了一切與道德本身無關的禮儀規范和繁文縟節，使“仁”、“義”、“禮”、“智”、“信”這些名詞符號真正代表了道德，具有了道德意義。義（真理）自天出，上帝手握絕對必然性原則，從這個原則滋生出具體的絕對必然性原理而為宇宙造物賦性。

科學和哲學依賴純粹理性判斷力，需要嚴格的排除例外的抽象歸納法，得出必然性公理，依賴必然性的嚴密演繹法，得出必然性結論。當然，或然性知識屬于人的主觀知識或意見，還沒有客觀化——客觀化就是必然性，——人還沒有完全把握因果關系或必然關系中的全部原因或條件。儒學依賴單純感性審美判斷力，只要個人行為符合禮制規范，情感表達符合中庸之道，就具有一種美感化的仁義道德。

孔子講智與仁和勇并列；孟子提出四德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語）將仁、義、禮、智四德并列。很顯然，儒家的智作為諸德之一絕不是古希臘哲學“愛智”之智（真理知識）。否則儒學就不可能沒有探求事物普遍原理的形而上學或哲學，就不可能沒有于萬變之中探求普遍真理的定義法或擬實法，就不可能沒有論物之知和不可以形貌或量數命者（無形有或真理），就不可能沒有超驗歸納和演繹，就不可能沒有哲學和科學，就不可能沒有人文和宗教，就不可能沒有天志法儀或自然法，就不可能沒有應然道德和平等兼愛，就不可能沒有公義和民主，等等。前者（儒學之智）依賴感性審美判斷力，禮制規范與中和之道分別是判斷行為和情感表達是與非的標準。只有符合禮制規范的行為，與符合中和之道的情感表達才是智的表現。后者（哲學之智）需要純粹理性判斷力，要從本質上探求事物類別的是與非，即關注通常所謂的種類是非之異，同類相是，異類相非，對本質的探求就需要純粹理性抓住事物的超驗的抽象同一性。

孔子一方面講“有教無類”，另一方面又講“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語），基本上可以推理出所謂的有教無類就是反對因材施教，而是實施統一的投喂式教化。當年周公設計出宗法等級禮制作為家國同倫秩序，也就在于親親尊尊是從動物繼承而來的倫理秩序，無論上智下愚都能輕易接受和理解。這一套倫理秩序符合一般人的眼前經驗，——誰不愛己優先，誰不親親愛人大于愛陌生人——容易為一般人所普遍接受。這是儒家倫理民粹主義和庸眾心理史觀盛行的原因。其實，有識之士諸如墨子、耶穌已經看出人性弱點在于憑借自身力量無法克服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如果這種偏私性得不到有效克服，任由其恣意橫行，就可能導致人人虧人利己，相害相賊，統治者“暴奪民衣食之財”，所以就要強調上帝的兼愛交利命令，并遵照上帝旨意成立國家、政府和法制秩序來幫助人類自己克服憑借自身力量難以克服的人性偏私性。這就是墨子的國家、政府和法儀的起源說。說句實話，沒有法制和神圣意志的直接賞罰及其借助人民公共意志的間接賞罰，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都可能罪惡無邊。我們千萬不要脫離儒家的語境和實際教化來理解儒家的“有教無類”。就像我們不應該脫離儒家語境及其親親尊尊原則而用現代文明來理解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否則，我們就可能不自不覺陷入儒家設置的雙重的“道德陷阱”和“政治陷阱”——偽造的道德和民主指路標，把我們引向道德與民主的相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