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盛唐詩壇妥妥的“頭號渣男”，卻寫出了獨一味的質樸天然

盛唐詩壇--天才崔顥（肆）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

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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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唐的大小名家里，崔顥的人品是最受詬病的。

關于他的卑劣品行，新舊唐書都有專筆記載，雖然只有區區幾十個字，讀完還真是讓人瞬間失語。

先不說嗜酒和好賭，單就論“娶妻擇有貌者”這一條，就讓人很無語。關鍵是這大哥還見一個愛一個，短短幾年就離了三次婚。這樣的德行哪里只是一句“無士行”可以形容，如此段位即便是放在崇尚婚姻自由的現代，都能令一干渣男們自嘆弗如。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后數四。累官至司勛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舊唐書-文苑》

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辩哌吃唬骸靶簾o禮！”不與接而去?！缎绿茣?/p>

賈平凹說：“人既然如螞蟻一樣來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幾十年里，該自在就自在，該瀟灑就瀟灑吧。各自完滿自己的一段生命，這就是全部的意義”。

我們不知道張揚個性的盛唐時代，崔顥這種放浪形骸是否只是為了博“狂士”之名，但有一說一，這種以傷害他人為前提的“人生意義”，到底讓人不恥。正是因為崔顥私德不修，再加上他又喜好創作難登大雅之堂的閨情之作，是以才得了個“名餡輕薄”的差評。但崔顥那些閨情之作真的“屬意輕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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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非然。

就以一首被李邕斥為“無禮”的《王家少婦》為例：

《王家少婦》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

自矜年最少，復倚婿為郎。

舞愛前谿綠，歌憐子夜長。

閑來斗百草，度日不成妝。

年僅十五歲的少婦，還不曾褪去閨閣少女的天真活潑，她喜歡唱歌、跳舞，在她的新婦時光里，似乎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負累，也沒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牽絆，她所有的時光和心思都只用來取悅自己。當然，詩人也看到了她婚姻生活里的些許不完美，郎婿不在身邊的日子，終歸是寂寞的。于是她便用姐妹間的游戲和裝扮自己來填補悠閑日腳里的巨大空洞。

其實這樣的女性形象在盛唐詩人們的筆下并不少見，王昌齡筆下“春日凝妝上翠樓”的少婦（《閨怨》），李白詩中“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的寂寞宮女（《玉階怨》），崔國輔塑造的“紅綿粉絮裛妝啼”的少女（《白纻詞》），同樣是嬌俏而寂寞的，也同樣熱衷于妝容和物質。但只有一個崔顥，被刻上了“輕薄”的烙印。在唐人所編的《搜玉小集》里，這首詩題為《古意》，或許如此才能還原詩人提筆的本源意愿。

03

如果說《王家少婦》還隱約有些南北朝宮體的輕艷意味，那么一闕《長干曲》則全然是江南民歌的質樸天然。

《長干曲四首》

君家定何處，妾住在橫塘。

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家臨九江水，去來九江側。

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覺稀。

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三江潮水急，五湖風浪涌。

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重。

第一首是女子的問話，不等男子回答，就立即先行做了自我介紹。噴薄而出的是一種熱望——或恐是同鄉，也交代了急口要問的原因。俞陛云說這一闕“既問君家，更言妾家，情網遂憑虛而下矣”。這短短的二十個字，百轉千折，將小女兒家的活潑、天真以及原始情竇，表現得活靈活現。

第二首是男子的回答，九江水把把他們聯系起來，是自然而然的親近感。少年人的回答是親切但又克制的，有種淡淡的羞澀意味。魏耕原教授形容這種質樸天然的對話“就好像站在山頭的男女對話，看似直來直去，然而緩問急答，搖曳有勢”。王夫之則說它“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

有了前兩首的鋪墊，第三首的邀約也就水到渠成了?；蛟S是小伙子有先行回家的趨勢，小姑娘便急切地說：下渚風浪急，回家的蓮舟也越來越少，你怎么能不等等別人，想要獨自回去呢？這是有幾分嬌嗔的埋怨，也是大膽而直白的邀約，又隱隱約約可見幾分朦朧的少女心事。

最有趣的是小伙子的回答，他說一起回去不是不可以，但是晚潮水急浪涌，一起行船難免碰碰撞撞，到時候可不要怪我魯莽哦。這直男的即視感喲！難怪管世銘說：“讀崔顥《長干曲》，宛如艤舟江上，聽兒女子問答，此之謂天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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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古詩詞往往是經驗和個性的結晶，優秀的詩人向來能夠從前人的舊轍里深耙出新的溝壑。盛唐時代，詩人們無論是在士風還是詩風，都做到了博采眾長。這種心靈的大自由、大開放，便使得盛唐文化勃發出空前的文化活力和藝術活力，更推動了詩歌諸體從思想、內容、技術三個方面完成了全面的覺醒。

崔顥雖算不上是新詩歌時代的先覺者，但他絕對是新詩歌時代的先行者。

尤其在閨情這方詩土的耕耘上，崔顥的斐然成就有目共睹。在他的作品里，我們即可以領略江南小兒女的俊朗蔥秀，也可以見識寂寞少婦的天真可愛，更可以體會大唐女兒的潑辣率真。隱藏在這諸多嬌俏面目里的，卻是怎么都掩藏不住的融融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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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份古意之外，他的詩里還有一份更為難能可貴的瀟灑和坦蕩。

都說古人寫詩是“帶著鐐銬的舞蹈”，在格律和音韻的桎梏里，讓情感在語言的藝術里馳騁確實很難。而細讀崔顥的組品，你便會發現他不受格律的限制，也不在意音韻的規則，更不會遷就立意。所有的文字都是心隨意動，所以他的作品毫不扭捏，自帶一份舉重若輕的松弛感。

說起來，盛唐詩人們的人生大多都是松弛的。面對失敗的人生，詩佛王維在禪定里尋求自洽，李頎在紅塵里錨定價值，王昌齡則是在清風明月里力求圓滿。而崔顥的松弛感與他們的都不一樣，它無關家國天下的情懷，也無關盛世繁華的驕傲，更不是自我成就的標榜。

在我看來，它純粹就是一種自我人格在文學創作上的外延，是另一種形式上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