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文”事件過去7個月后, “俞輝不同行”最終還是發(fā)生了。
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有鋪天蓋地的信息,此處不再贅述。
之所以說順理成章,是因為從商業(yè)邏輯判斷,作為超級頭部IP的董宇輝,必然會與東方甄選作為一家公司的治理架構發(fā)生碰撞,尤其當董宇輝幾乎可以憑一己之力決定一家公司生死的時候,超頭部與公司的火星撞地球,在所難免。
而這件事情的出人意料之處,在于俞敏洪以超越商業(yè)利益的格局與境界,將這一類經常鬧得兩敗俱傷的事情,處理得極為自然與得體。俞敏洪寧肯以仁至義盡的方式,也甘愿成人之美,接續(xù)了中國文化中的利他主義傳統(tǒng)。
俞敏洪完全可以以一種符合商業(yè)邏輯與契約精神的做法履行自己的承諾,但他為什么甘愿自己承擔所有而把利益與榮耀讓渡給董宇輝?
(一)
方興未艾的MCN機構中,絕大多數(shù)頭部公司,都是個人IP與公司一體化的,比如李佳琦,比如羅永浩。個人IP有足夠的權限,決定公司的發(fā)展方向以及發(fā)展步驟,賺錢了虧錢了都可以從自身找到原因。
但是,以公司方式轉型進入直播電商的東方甄選,隨著董宇輝的日益頭部化乃至超級頭部化,個人IP與公司治理之間的矛盾日漸暴露。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超級頭部擁有眾人艷羨的巨大流量以及商業(yè)變現(xiàn)能力,而從道理上來說,公司治理不可能圍著超級頭部一個人轉。除非超級頭部IP與公司老板是同一人,否則只有兩種可能的結果:超級頭部IP單飛,或者讓超級頭部IP成為公司老板。
只有一個超級頭部IP的公司,無論業(yè)績還是公司治理,肯定都是極不穩(wěn)定的。就像這個單極的世界一樣,最強的那一個一定也必然會為所欲為,因為缺少制約與平衡的其他力量
俞敏洪與董宇輝的故事,正是按照這樣的劇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二)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自古至今,利益是無數(shù)人難以邁過去的門檻。多少商業(yè)史上令人唏噓不已的案例,最后落得兩敗俱傷的下場,也大多是因為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而沒有看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認知中。當你的認知是一個點的時候,你的全世界里就只有那一個點。當你的認知是線和面的時候,你看到世界的視角將變得豐富。而當你的認知升維到體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邊界、看到其他利益相關者。
在體的內部,可能是老板的利益。而體的每一面,可能代表的就是員工、客戶、供應商、合作伙伴、社區(qū)與國家、整個世界……如果只關注內部的那一點商業(yè)利益,這樣的模式注定不可持久,因為缺少體的每一面的賦能與助力。
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俞敏洪看到的一定是體。今天他可以以仁至義盡的方式對待董宇輝,明天就可以以同樣的對方對待每一個員工、每一個客戶、每一個供應商、每一個合作伙伴……
(三)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俞敏洪一直在做。
當年,在教培行業(yè)大地震時,新東方整個公司岌岌可危,維持生計都很困難,但俞敏洪首先想的是公益。他大手一揮,將8萬套課桌捐給鄉(xiāng)村學校。
8萬套桌椅,價值在5000萬元以上。加上運輸費用各種成本,總價值差不多1億。雖然董事會很多人有異議,但俞敏洪一個人扛了下來。
當時的新東方,已經面臨市值縮水,全面停招學生,但是他依然義無反顧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對已繳費的學生家長,承諾無條件按比例退款。對于報名后未開課學生的退費要求,無條件給予退費。二是有序迅速結清了員工工資,不拖欠。
當時是什么環(huán)境?
是幾乎大部分的教培機構都在跑路,對于繳納的費用不予退費,而俞敏洪選擇背道而行。
這就是俞敏洪的情懷和胸襟,也是他超越常人的格局。
這樣的事情,俞敏洪還做過很多。
(四)
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是中國人幾百幾千年來不斷探討與踐行的主題。
這個主題,同時涉及三方面文化母體:儒家關注的人如何與他人相處,道家關注的人如何與自然相處,佛家關注的人如何與自己的內心相處。
恰恰在這幾個方面,中國經濟倫理思想史具有在德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雙重變奏中不斷演繹和深化的特征。
儒家“見利思義”的價值取向,墨子“兼愛”“交利”思想,法家的法治功利主義等……《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中的一段話,或許可以作為對俞敏洪行為的解讀: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交易”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價值交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交換,這其中不僅包括對于交易規(guī)則的充分信賴,也包括了對于交易雙方的互利性的理解與認同,還包括了諸如文化的、宗教的和道德的(甚至于性格)等因素之間的相互溝通。
一句話,商業(yè)固然是商業(yè),但商業(yè)的底層邏輯,是做人、是修身。
(五)
商業(yè)活動是社會運行的樞紐與血脈,而人始終是商業(yè)活動中最大的變量。
面對完全相同的局面,不一樣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決定了判若云泥的作為。
俞敏洪和董宇輝的商業(yè)故事,過往多以互撕收場,且當事人的身心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但這對亦師亦友的體面人的分手,證明了商業(yè)活動中不只有爾虞我詐,更有高山流水的惺惺相惜,以及山高水長的守望同行。
中國文化的理想人格追求,就是“仁”。
何謂“仁”?在倫理上是友好、博愛、慈惠;在情感上是惻隱、不忍、共情;在價值上是關懷、寬容、和諧;在行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
以這些標準來衡量,俞敏洪在商業(yè)決斷時刻的所作所為,堪稱“近乎仁”。
我們期待,俞敏洪和董宇輝的故事,能揭開中國商業(yè)文明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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