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想打工了”

文｜西坡

郭有才的熱點好像已經過去了，但我前幾天看到極晝工作室的一篇報道，還是挺感慨的。這篇報道聚焦那些在菏澤追流量的年輕人，不是像很多人那樣指責他們“群魔亂舞”，而是把他們還原為具體的個人。

報道說：“出現在這里的許多年輕主播跟郭有才有著相似出身，農村底層、早年輟學，有過漫長的、枯燥的打工生涯，輾轉工廠、工地等依靠出賣體力的地方。他們會反復表達，’我再也不想給別人打工了。’”

眾生皆苦啊。作為一個從村里出來的做題家，這些人就是平行時空里的自己。所以我從來不會居高臨下地嘲笑他們的吃相如何，對于還在追求吃飽的人來說，談論吃相是奢侈的，甚至是殘忍的。

人們對于想紅的渴望，既有引力也有推力，推力就是我們社會嚴重缺乏能夠提供合理回報而有尊嚴的崗位。

“上岸”是一種普遍的信仰。如果說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能夠想到的上岸形式，就是考公考編。那么那些沒上過大學早早就去打工的人，視野所及的上岸形式，要么就是攢錢自己做點生意，要么就是當主播做網紅。

有做中學老師的朋友感慨，現在的孩子十個有八個想當網紅。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網紅賺太多，把風氣都帶壞了。其實應該看到硬幣的另一面，這些孩子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人的自我實現的方式太少了。假如他們能夠在自己身邊看到，有人做工程師，有人做律師，有人當作家，有人當編劇，大家的工作都有尊嚴，大家的生活都很多彩，那么他們自然就不會只拿網紅當偶像了。

逼仄的現實，把人推向貌似豐富多彩的網絡，同時卻把人的想象力變得更加狹窄。于是爆紅，成了所有人的夢想。所以當一個大網紅起來的時候，才會有無數人蜂擁而至，他們感受到自己也有了翻身的機會。

但是金字塔尖上的幸運兒，永遠都是極少數。那些追隨者，則可能從一個坑掉進另一個坑。比如前邊提到的報道里，講到一個女孩：“來自貴州的歡歡，曾在廣東的工廠工作十多年，她一邊背著小孩，一邊要搬幾十上百斤的陶瓷，每天十幾個小時地干，好不容易攢下十來萬，投進化妝品生意，虧得一分不剩。在貴陽認識一位老師后踏入直播，每天沒掙夠300元絕不下播，依靠拉時長和受傷的聲帶，她終于實現月入過萬。”

從普遍意義上講，“爆紅”思維是很害人的，類似于賭博。人陷入這種思維，就很難再循序漸進地提升自己。

我是一向主張，人要好好建設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平臺的。但要打造個人品牌，要立足于現有條件，你擅長做什么，就還做什么，只是要更加深入地去思考，更加系統地去實踐。而不是盲目地追逐熱點，今天擠進這個賽道，明天拜訪那個名師，到頭來，你只是成就了那些平臺和那些名師，自己一無所獲。

納瓦爾說，用專長、責任感和杠桿效應武裝自己。而專長指的是無法通過培訓獲得的知識。如果社會可以培訓你，那么社會也可以培訓他人來取代你。 要想有所專長，就要追求真正的興趣和熱愛，而不是盲目追逐熱點。

然而我們社會的大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從未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熱愛。所以他們對專長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非常淺的層面上。“別人能干，我也能干”，這是他們對“不想打工”的普遍理解。可是等他們真正去干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個看起來無限美好的新賽道，又變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打工。

每個人在本質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教育把人們打磨成了千篇一律的模樣，以至于大多數人都遺忘了原初的、獨特的自我，即使偶爾想起來，也覺得十分陌生。既然大家的自我想象都差不多，成長之路都差不多，那么自然就會扎進一些所有人都能看見的賽道，去模仿他人。

我認為，這是東亞社會不斷趨于“內卷”的一個關鍵原因。就像臺積電老板張忠謀說的，亞洲的創業通常不是由新想法驅動的，而是由想要自己成為老板的欲望驅動的。張忠謀講了個小故事，家門口有家理發店，那家店里只有兩個理發師。有一天，當員工的那個理發師說，他再也受不了老板了。于是就在邊上開了一家新的，把自己的老顧客帶過去。然后兩家理發店還打起了價格戰。可想而知兩位老板都很辛苦，但他們掙不到太多的錢。

納瓦爾說，“只有獨辟蹊徑，才能避開競爭。”不想為別人打工，就要時時刻刻為自己打工，發掘并且持續鞏固自己的獨特性。歸根結底，幻想一夜爆紅，也是打工者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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