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十七世孫給叛軍宣講儒家經典，當天夜里，叛軍首領全家被殺

當孔子的三十七世孫孔巢父帶著唐德宗的命令來到魏博后，他深入底層，了解民間疾苦，隨即召開了一場魏博官兵全體參加的慰問大會，并做出重要講話。

孔巢父在會上著重強調了唐德宗對魏博的信任和支持，并宣傳了朝廷對各地藩鎮的優惠政策。他寄希望于魏博官兵在危難之際發揚團結奮斗的精神，克服一切苦難，緊密圍繞在魏博節度使田悅身邊，與朱滔等敵對勢力徹底撇清界限，堅決貫徹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打造一個河北地區行之有效的忠誠藩鎮。

孔巢父

博學多聞的孔巢父口才非常好，他的講話深入主題，牢牢把控唐德宗拉攏藩鎮的方針。一番大義凜然且極具感染力的演講引發了魏博官兵的共鳴，原本萎靡不振的戰士們一個個挺胸抬頭，斗志昂揚，宣稱誓死捍衛大唐王朝的權益，與叛亂的朱滔抗爭到底。

大會勝利召開的當晚，魏博節度使田悅為了感謝孔巢父，特地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宴會，主賓二人開懷暢飲，喝到大醉。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孔巢父第一眼就看到了田悅，只不過田悅只剩下一顆人頭了，手提田悅人頭的是他的堂弟田緒。機敏的孔巢父立刻想到了他睡著的這段時間發生了什么事情，面對刀劍出鞘的田緒和他的手下，孔巢父以魏博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唐德宗當場宣布田緒為代理魏博節度使。

這是唐史讀物《血腥的盛唐》中關于唐德宗時期藩鎮亂象的一個縮版，本文的主人公并不是嘴皮子一流的孔巢父，而是他的衣食父母唐德宗。

魏博兵變，田悅被殺

唐德宗這個時候也沒有能力給手下發放吃喝了，涇原兵變后，唐德宗從長安跑到了奉天，在朱泚的圍攻下，他只能夜夜啃樹皮，偶爾吃頓草都已經是大餐了。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唐德宗從落魄中拉了出來，他不僅打跑了謀逆的朱泚，還想對唐德宗的寵臣盧杞下手。然而，唐德宗絕不會讓他得逞，連城門都沒讓李懷光進，就把他趕到長安附近，圍攻朱泚去了。

手握五萬朔方軍的李懷光幾乎是唐德宗時期的唯一平叛力量，在各地節度使相繼叛亂的時候，只有郭子儀帶出的朔方軍始終忠誠于朝廷，可朝廷并不信任朔方軍。

一向和善的朔方軍在李懷光的帶領下跟唐德宗唱反調了，他以攻打長安要挾，逼著唐德宗趕走了盧杞。盧杞一走，唐德宗的智商就有了質的飛躍，重新回到了剛剛繼位的時候。在翰林學士陸贄的謀劃下，他下達了罪己詔。

唐德宗下罪己詔

唐德宗的罪己詔遠比漢武帝的要誠懇的多，他將即位以來的所有過錯全部歸納到自己身上，面對藩鎮之亂，唐德宗誠懇的承認錯誤，將不稱帝當作他最后的底線，在此基礎上，所有造反的藩鎮都可以得到無條件原諒。而對李唐喪失的人心，唐德宗廢除間架稅、除陌錢，以最大的誠意挽救老百姓對李唐的支持。

罪己詔一頒布，在長安稱帝的朱泚立刻成了李唐的唯一敵人，他也反唇相譏，將國號從秦改為漢，自稱漢元天皇。而河北的王武俊、田悅，山東的李納則連王號都不要了，悄悄的與唐德宗達成了和解。唯有南方的李希烈逆流而上，自稱楚帝了，明目張膽地跟唐德宗叫板。

李希烈是有資格這么做的，此時各地叛亂的藩鎮，唯有他的實力最強，兵力最盛，甚至已經從南方打到了河南腹地，大有吞并東南各地的趨勢。

李希烈實力強大

而河北的朱滔為了支援長安的哥哥朱泚，與回紇勾搭在一起，裹挾著王武俊、田悅，準備渡過黃河，搶占中原，對唐德宗東西夾擊，徹底霸占李唐的天下。朱滔的想法是好的，只是王武俊和田悅跟他已經貌合神離，根本不會給他南下的機會。

朱滔也不敢南下，王武俊和田悅都在他的后方，李納在他的南邊，這三家關系非常好，同進同出的，一旦他離開幽州，后方勢必會成為三家瓜分的對象。因此朱滔只能主動出擊，占領魏博的領地。

朱滔對田悅突然開戰，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搞得魏博人心惶惶。關鍵時刻，唐德宗的特使孔巢父到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重新恢復了魏博官兵的斗志，只不過半夜時分，一向不得志的田緒趁田悅酒醉之機砍殺了他全家老小，霸占了他的節度使府，吞并了他的子民，成為孔巢父委任的代理節度使。

田悅的被殺并未造成其他影響，權衡利弊后，田緒仍舊決定歸順唐德宗，與王武俊、李納共同對抗朱滔，并將朱滔壓制在幽州城內。

魏博節度使換人

然而，駐守在關中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卻與朱泚秘密聯合，起兵造反了。李懷光謀反不過是他的一廂情愿，朔方軍內部反對的聲音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神策軍李晟大兵壓境的時候，李懷光更是感覺腹背受敵。

因此，他悄悄的跑了，跑回了老家河東，關起門當上了山大王。失去李懷光制衡的李晟在唐德宗的授意下直逼長安，僅用七天的時間便打跑了漢元皇帝朱泚。自涇原兵變后，李唐王朝的都城長安，再次回到李氏皇族的懷抱。

唐德宗回到長安的那一刻，對李晟的感情之情溢于言表，他像曾經的唐肅宗一樣，感慨道：“這是上天賜給我的良將啊。”

朱泚被殺，朱滔自殺，南方的李希烈也被手下大將陳仙奇毒殺，轟轟烈烈的藩鎮之亂以如此荒誕的方式宣告結束，而唐德宗一朝，卻再也看不到前進的方向。

中唐名將李晟

王覺仁在《血腥的盛唐》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諸藩大叛亂之后，唐德宗的施政方針由銳意進取改為綏靖政策。

“終結這場叛亂的真實原因并非來自李唐強大的軍事能力和人心所向，而是唐德宗的妥協退讓，他重新承認了諸藩自專自代的合法性。表面上的勝利并未給李唐帶來多少好處，反而讓朝廷喪失了形象和尊嚴，諸藩廢立自專、擁兵自守的局面沒有得到一絲一毫的改變，百姓對李唐皇族的信心卻越來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