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記憶

亡靈的聲音，比活身邊的人更為真實。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說，“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記憶。她作為一位作家的生命以兩段揮之不去的記憶為基礎：北康沃爾海岸和她的父母。
清晨伊始，在夏日的圣艾夫斯，弗吉尼亞躺在家庭度假房的育兒室里，聽到“海浪拍岸的聲音，一、二，一、二……在黃色的百葉窗后面”。躺在溫暖的床榻上半夢半醒之際，她聽到了海浪的節奏，風把窗簾吹開，她看到一瞬間的光亮，感受到“能想象到的最純粹的狂喜”。
多年過后，她想讓海浪的節奏貫穿于她最好的作品——《到燈塔去》和《海浪》之中。潮汐的翻涌與破碎代表了存在與終結的最多的可能性。

在《夜與日》里，當凱瑟琳和她的母親希爾伯里夫人一起翻看家庭相冊時，弗吉尼亞·伍爾夫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和自己這代人做了對比。希爾伯里夫人的原型是薩克雷的女兒安妮·里奇—萊斯利·斯蒂芬第一任妻子的姐姐。

希爾伯里夫人翻看故人的照片，對她而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就像船，像壯麗的船，不停地向前進，不爭先恐后，不像我們一樣總是被瑣碎的事困擾。她們像鼓著白帆的船，走自己的路”。

而在《歲月》中，佩吉——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理想破滅的醫生——唯一崇拜的人就是她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姑母，她贊賞她語言中的力量，“仿佛她仍然滿懷激情地相信—她，老埃莉諾—人類已經毀掉的東西。不可思議的一代人，她想。有信仰的人……”

弗吉尼亞年輕時曾聽過老斯特雷奇夫人高聲朗讀劇本。她只有一只眼睛好用，卻可以一口氣讀兩個半小時，扮演劇中每一個角色。

這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貴婦人——“多才多藝、精力旺盛、富于探索精神、思想先進”——深深吸引著弗吉尼亞：她頑強地對抗歲月與災禍，熱情洋溢又充滿活力地追求高尚與詩意。對弗吉尼亞來說，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貴婦人的行為舉止充滿美感，這種美建立在自制、同情、無私—一切文明素養的基礎之上。

她自己的母親也完美地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氣質：所有男人都很崇拜她，她也毫無疑問是個無私的女人。在美麗和俏皮的外表下，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護士；在慷慨付出情感的表象背后，她有著嚴格的判斷標準。她的步態顯露出果決與膽識。

她筆直地撐著她的黑傘，帶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充滿期待的神色”靠近你，她的頭微微抬起，以便雙眼能夠直視你。對她丈夫來說，她就是華茲華斯的理想的化身，是一個帶著高尚的意圖去提醒、安慰、指導別人的女人。

弗吉尼亞記得，每天晚上，她的母親都會寫信為別人提供忠告和警示，對他們表達同情，“她眉宇間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目光深邃如炬……她歷經世事，飽嘗風霜，但是憔悴的臉上卻看不出悲傷的痕跡”。她的努力有的放矢，幾乎從不白費。正因如此，她留在別人心中的印跡是“無法抹除的，就像是打上烙印一般”。

從某種意義上說，弗吉尼亞·伍爾夫為人稱道的“現代性”——那種努力逃離過去、創造當代新形式的努力——是站不住腳的。

十九世紀深深地影響了她彬彬有禮的風度舉止、她的沉默寡言、她對教育和自由的渴望、對鮮為人知的人的關注（像華茲華斯和哈代一樣），以及最重要的，影響了她對于崇高瞬間的強調，正是這一點讓她與浪漫主義詩人產生了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