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潛龍入海到山房掃葉——清代蘇州的商業出版

原作者：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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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出版商金閶書業堂的新書《懷永堂繡像第六才子書》上市，不出意外地暢銷一時。在街巷交疊的陰影之間，購書者眉眼中皆閃動著頗具玩味的笑。原因無他，這本所謂的新書，其實只是江蘇地方禁止刊刻的“誨淫誨盜邪書”《西廂記》改名換姓而已。而皇帝的底線，徹底查禁滿文版《西廂記》的嚴令也沒有撐過乾隆朝。流傳各地旗營的康熙版滿文《西廂記》與傳唱西北前線的西廂題材八角鼓詞，使得乾隆十七年皇帝的那句“將原版盡行銷毀，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的上諭成了笑話。

《姑蘇繁華圖》中的書坊

清代的康熙朝到嘉慶朝，是中國古代文化政策最為緊縮的二百年，但也就是在這二百年間，蘇州地區卻誕生出了中國古代最龐大的商業出版產業。從康熙朝到嘉慶朝，蘇州地區新開立的書坊多達137家，占據元至民國四朝總量的半數。并且，與蘇州地區其他的手工業門類不同，這是一個真正與清帝國的皇權產生過齟齬的產業。技術和市場的發展，讓膨脹至頂點的清代皇權觸碰到了邊界。

《滿漢合璧西廂記》，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刻，現藏中國民族圖

武英殿書局的技術擴散

康熙十九年，紫禁城中的武英殿設立修書處，是為康雍乾三代的中央出版機構——武英殿書局。其下屬機構監造處專掌監刻書籍，成熟后分設銅字庫、書作、刷印作三個技術部門。康熙朝時期，武英殿印書仍然以雕版印刷為主，而雕版工藝高度發達，有“吳刻最精”之名的蘇州地區，也因之和中央出版機構建立了聯系，與揚州等地共同承擔武英殿刻版的制造任務。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國人民大學

康熙四十年，《古今圖書集成》開始編修，直至雍正繼位后完成印刷。這次修書，不單是武英殿書局，也是中國印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使用銅制活字印刷。內務府為此鑄造精銅活字25萬個，正文注文不同字號的銅字工整清晰，并附有大量木刻版畫。銅字的使用，改進了畢昇的印刷技術，避免了泥字變形和木字膨脹收縮的問題，使得活字印刷品的質量超過了雕版印刷。然而，這批銅字最終在乾隆初年的錢荒當中，被調撥為了鑄錢原料，其技術規范也沒有保存下來，成為絕唱。

武英殿本《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人民大學

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的編修開始。在這次修書中，武英殿書局最終選定了棗木這一書版的常用材料制造木活字，雖然品質無法與銅字相比，但其抗開裂較好，伸縮率較低，著墨性出色，可以擔當銅字的平替品，故而有以“付之梨棗”指代出版的說法。這一次刻字，共刻制253500個棗木活字，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更重要的是，這次印刷過程中，誕生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這套木質活字印刷術的技術標準，將木活字印刷的工藝規范、工藝流程與生產調度進行了標準化，同時進行了生產成本核算，《四庫全書》中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印刷工序共耗銀2339兩7錢5分，在同等印刷精度下，較之雕版印刷節約60%。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故宮博物院

乾隆四十一年，《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頒行東南五省，并允許五省書商進行翻刻。自此，成造木子、刻字、字柜及其他用具制作、擺書、墊版、校對、印刷、歸類、裝訂等流程成為中國活字印書的主流工序。乾隆朝以后，從西方傳入清宮內廷的電鑄銅版、腐蝕銅版、照相網目銅版、蝕刻銅版、雕刻銅版、珂羅版等新技術，也將經由相似的路徑，滲透進東南五省。而這東南五省的書商之中，有一位參與了《四庫全書》校對，可以獲得館方精校本的常熟人席世臣，而他背后的家族產業，就是日后江南的超級出版集團——掃葉山房。

掃葉山房牌記 哈爾濱圖書館藏

商業社會中的商業出版

乾隆帝將活字印書技術向東南五省推廣的本意，是便利帝國最大的漢族后備官僚來源地的學子們，降低他們獲取官方認可的經學與史學觀點的成本，最終穩固統治。即《御制重刻十三經序》所言的：“嘉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贊治化 而宏遠猷，有厚望焉”。而這些書籍的標準版本，官方已經提供，順治至乾隆四朝完成了九十九種官修史書和二十二種儒家經典的編修。

卷首·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編纂《國朝宮史》乾隆年間《欽定四庫全書》本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因而，在乾隆帝的預期中，蘇州的出版商們理應為帝國刊刻印刷精美又價格相對低廉的儒家經典與歷代史書。同時，這其實也是一門盈利相當穩定的生意，大體可以類比教輔書的出版資格。而蘇州的出版商們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如掃葉山房在乾嘉時期出版的半數以上的大型系列圖書就就是官修史書。并且，還刊刻了此前往往只有手抄本和劣質本流傳的《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史類編》等等北史，國圖現藏的16種《元史類編》中，掃葉山房出版的便有9種。一方面迎合了清廷，另一方面也更正修補了元明兩代北史編修質量低劣造成的諸多齟齬與空白。

元史類編四十二卷 圖源網絡

但是，蘇州的出版商們也進行了一些皇帝預期之外的行動。的確，對宣傳排滿抗清的逆書的控制和查禁得到了出版商們的鼎力配合，可對皇帝和經學家認為敗壞社會風氣，但市井又喜聞樂見的“誨淫誨盜”之書，他們的態度就相當曖昧了。蘇州地區，作為清帝國這個農業社會當中的一片工商業世外桃源，發達的商品經濟與較高的識字率相結合，本就迸發出了對小說雜文和醫科技術類書籍的巨大需求，當《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將印刷的門檻與成本降低之后，這些需求便再難抑制。

大多數出版商并不具備席氏家族那樣與官方緊密的聯系及精校本經書史書的資源，于是，他們轉謀他途，《封神》《西游》《三國》《濟公全傳》《東周列國志》《石頭記》乃至于地方明令禁止的《西廂記》與全國一體禁止的《水滸傳》，都成為了書業堂等出版商手中的拳頭產品。至于《傷寒大成》《本草綱目》《脈訣秘傳》《八宅明鏡》這類實用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類蒙學書，就更是大行其道，常印常新了。

《滿蒙合璧三字經注解》

清道光十二年（1832）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刻本

徘徊于世界之外的山房

嘉慶四年，太上皇乾隆駕崩，以嘉慶帝召回尹壯圖為標志，清朝言路再開。但之后又有反復，發生了因議論時弊而免死戍伊犁的洪亮吉案。又蹉跎一代皇帝之后，道光二十三年，中國的出版業發生了兩件從后世看非常重要的事件：其一是《海國圖志》在揚州出版并隨商船進入日本，中國人中再一次有人開始關心起外面和未來的世界；其二是傳教士在上海建立起了墨海書館，印刷西方地理、數學與宗教書籍譯本，那是中國境內最早的現代出版社，在中國境內最早應用了漢文鉛字印刷。

墨海書館創始人麥都思

蹉跎日久，屬于蘇州商業出版的時代，逐漸走向了盡頭。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后，蘇州的商業出版受到重大打擊，掃葉山房在蘇州的本號與松江、青浦的分號受到兵火波及，遂逐漸從蘇淞一帶轉移至上海。雖然仍然印刷古籍，但逐漸淘汰了中國舊有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術，改用西方傳入的石印法和鉛字印刷。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圖 圖源網絡

進入民國，掃葉山房在全國保有五家分支機構，即上海租借的北號、上海縣城的南號、蘇州閶門分號、松江馬路口分號和漢口黃陂街分號。雖仍為中國古書業最大出版商，但古書出版本身已經江河日下。新中國建立后，掃葉山房在公私合營后成為上海新華書店系統的一部分。

掃葉山房石印的《佩文齋書畫譜》 圖源網絡

考察蘇州商業出版業的歷史，它因文人聚集而生，因技術擴散與市場需求而興，又在歷史的重大變故中隱入了塵煙。它對于清王朝本身是一個意外，對于身處其中的一時風流而言，最終也僅僅成為了一門生意。的確，文化政策高度緊縮的清王朝將中國的活字印刷技術與雕版印刷技術的精細度推向了頂峰，但橫向對比來看，這卻是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門類。

古騰堡印刷機，美因茨古騰堡博物館藏

12世紀，造紙術傳入歐洲；14世紀，雕版印刷術傳入歐洲；1444年，德意志金匠古騰堡在前代金匠的基礎上改進出一種活字印刷術。但，他更重要的貢獻在于發明出了廉價且不易變形的鉛錫合金字模，以及加入了亞麻籽油的油性墨水，解決了水性墨水均一度不足及在擠壓下浸透紙張的問題。至此，在東方未能被突破的廉價金屬字模和墨水問題被突破，東西方印刷技術分野，字母文字在信息傳播領域開始逐漸占據上峰。1454年，古騰堡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批量印刷出了圣經。1517年，宗教改革爆發，庶民們向比皇帝更可怕的教會宣戰。此時，距離清王朝建立，還有上百年的時光。可技術從歐亞大陸的西端傳向東端，所要跨越的又豈止是萬里波濤呢？

所幸印刷技術的代差，在最近四十年被逐漸抹平。1974年8月，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立項，是為748工程。在四機部、一機部、中科院、新華社等系統的聯合攻關下，精密中文編輯排版系統、中文情報檢索系統和中文通信系統三個子項目開花結果。從1987年開始，國產激光照排系統走向市場并得以迅速推廣應用，在中國掀起了“淘汰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印刷技術革命。2001年，該技術的創始人王選先生獲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

蘇州城區夜景 攝影：騎水鳥的維生素

而曾經的中國第一大商業出版產業所在地蘇州，在當代也在逐漸恢復昔日榮光，截至2020年底，蘇州市共有印刷企業3034家，資產總額889.76億元，其中中等規模以上企業有240家，上市公司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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