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的陰謀》：139個“名囚”的“死亡倒計時”

這幾年過得并不好，社會戾氣也重，有時真讓你懷疑活著的意義。

若論人生絕境，大概沒什么比得過“二戰”期間關在集中營的囚犯吧？他們見證人性的最黑暗一面，每天都生活在恐懼和絕望之中，不知道哪天化作“大煙囪”里的陣陣黑煙。

▲ 集中營用過的毒氣罐頭盒（奧斯維辛殉難者紀念館的陳列品）。

《希特勒最后的陰謀》以紀實性白描手法，記錄了1945年四月到五月的“名囚死亡倒計時”。

名囚包括各國首領、高級官員、間諜、神職人員、社會名流、涉嫌與1944年“殺死希特勒計劃”炸彈事件相關的德國官員，以及這些人的親屬等等。

這些名囚可能作為與盟軍談判的籌碼，也可能成為復仇的最佳目標：當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們就全部處決。

本書作者有兩人。

伊恩?塞耶（lan Sayer）是軍事歷史學家、企業家、偵探，也是英國最大的私人檔案館主人，他善于發掘史料。

杰里米?德龍菲爾德（Jeremy Dronfield）是劍橋考古學博士、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小說家，以快節奏、激動人心的敘事風格而聞名。

兩人雙劍合璧，首次披露了許多未經發表和曾被忽視的信息，綜合許多碎片信息，逐漸拼出了這個充滿懸疑和揪心的故事。

名囚集結

名囚，顧名思義，是有名的囚犯、重要的囚犯。他們有些被納粹德國關押數年了，有些是剛被扣押，來自世界各國，服裝各異，口音紛雜。

1945年4月，德國戰敗已成定局，希特勒躲在柏林總理府的地下暗堡里，發出各種垂死掙扎的指令。

4月初，希特勒下令集結所有名囚人質，讓他們向南轉移。

名囚關押在不同地方，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是其中之一，這里有特殊A倉和B倉。

A倉有兩名英國軍官值得一提：空軍中校戴、間諜貝斯特。

戴來自軍人家庭，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戰”服役于英國海軍，“二戰”服役于英國空軍。他48歲了，堅持用最恰當的軍事禮儀對待德國軍官，也希望德國軍官能夠以禮回敬。

他被囚禁五年半，始終在策劃越獄，給德國制造麻煩。他參與組織了1944年3月著名的第三戰俘營大逃亡，有76人成功從地道逃出，他被捕卻沒被處刑。他在A倉和另外四人只用營房的餐具，就從A倉挖出了長達120英尺的地道，造成巨大混亂，引發德國大型搜捕行動。

黨衛軍用冷酷的憤怒回應囚犯。英國軍官們被警告，如果他們再逃走，就活不到給別人口述經歷的一刻了。

▲ 1945年被戰爭摧毀的柏林。

貝斯特是英國間諜，1939年被捕。他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五年了，是慘淡景象中甚是扎眼的一抹風景。

監禁期間，貝斯特總能保持外表一絲不茍，總能補好衣服，最近修補工作還加了一項，去除潮生霉斑。他喜歡戴單片眼鏡，只要出門就總會戴好干凈的淺頂軟呢帽子，系上整潔的領子領帶。他那修長優雅的手指尖總是夾著根香煙，言語間流露出受昂貴教育培養出來的中上產階級英音，腔調拖沓得恰到好處。但是他身體狀況不太好。貝斯特年近花甲，自從被捕以后體重輕了很多，外形日漸消瘦，神情日漸憔悴，而且經常生病。

A倉享有基本衛生條件和合理配比的食物，B倉則更加舒適。B倉是真正的VIP，監禁占領國的前任國家首腦。

4月3日，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名囚轉移到弗羅森堡集中營，接收名囚的黨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科格爾很難理解讓這批囚犯活下來的意義。

科格爾簡直不敢相信，“什么？但是集中營已經人滿為患了，處死囚犯的速度還趕不上超員的速度，特別行刑的速度根本不夠快！”

4月8日，名囚之一的潘霍華牧師舉行一場小型晨禱，他是反納粹運動的重要力量源泉。禱告即將結束，兩名蓋世太保帶走了他，從此名囚再也沒見過他了。

“跟我們走”這四個字從蓋世太保嘴里口中說出，只意味兩件事：虐待或死亡。

▲ 1945年奧斯維辛集中營。

到了四月下旬，原本關押在不同地方的名囚都轉移到達豪集中營。

不得不提，名囚和普通囚犯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名囚和集中營的主營分開，他們的居住環境和食宿較好，他們沒看到達豪的真正面目。

不論黨衛隊的計劃究竟為何，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幾年的奔波、分離、轉移、被慌忙地疏散之后，這些希特勒的名囚終于集結到了同一個集中營。特工、學者、官員、士兵、妻子、政治家、名人，還有大多歐洲敵對國的無辜兒童組成了大概140人的隊伍，他們很快就會知道未來的終極命運。

這批名囚中有個牧師叫尼莫拉，他在“一戰”是潛艇軍官，曾經支持希特勒，后來對希特勒迫害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行徑大失所望。

尼莫拉寫下一段話，世界也因此記住了他。

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黨員。
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工會會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 1945年被解放的達豪集中營。

為何不逃？

盟軍的火力越來越接近達豪，空襲警報晝夜鳴響，黨衛隊越來越緊張。

4月25日傍晚，名囚又開始轉移了。

囚犯們心情復雜，一邊是盟軍不斷進軍的希望，一邊是黨衛隊日漸高漲的焦慮和恐慌，他們不知道未來究竟會如何：獲得營救還是遭到報復？地平線上炮彈不斷的巨響和閃光以及滾滾的濃煙告訴他們，如果戰爭在達豪上空打響，解救可能對他們只是噩耗。

黨衛隊上級突擊隊長斯蒂勒是總監管，負責名囚的轉移、安排牢房。

黨衛隊下級突擊隊長貝德帶領保安隊士兵，他只有一項職責：等柏林下達最終命令時，執行命令。

現在長官的命令是不要讓名囚在任何情況下落入盟軍手中，他們只能帶著名囚不斷轉移。

也許你會問，在轉移中應該有機會逃跑，名囚不試試嗎？

一撥撥名囚終于吃完午飯，他們沿著森林公路走回停靠在鐵路線旁的巴士上，顯得驚人的順從。有些人的全部家當都在這些大巴上，他們不愿舍棄。其他人已經被長期關押馴化，習慣了監禁的生活；還有人擔心，就算只有一人逃跑，守衛也有可能對剩下的人進行報復。

▲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生前最后拍的一張照片。

脫離黨衛軍

4月28日午夜，車隊駛進尼德多夫，給小鎮造成不小的轟動。尼德多夫市政廳成了旅店，用來安頓名囚。

貝斯特和一名叫弗里茨的守衛喝酒套話。弗里茨喝多了，他在胸袋搜出一張軍令，附有不能落入盟軍手中的名囚名單，說一旦情況危險就處死他們。

弗里茨還說，貝德3月前就收到了這些命令，計劃是預謀好的：名囚要么被押為人質，要么被處死，沒有任何自由的可能。“貝德永遠盡責執行軍令。”他說。

弗里茨預計第二天名囚會被帶到附近山中的旅店內，用機關槍解決，再焚燒旅店。

最后弗里茨繼續說道：“貝斯特先生，你是我的朋友，我告訴你我們要做什么。他們開始掃射的時候，我給你做個手勢，你就能站在我旁邊，我直接在你脖子后開槍，這是最好的死法了，你什么都感覺不到，我是神槍手，從來沒打偏過。”

斯蒂勒和貝德顯然下定決心，要重整秩序，他們的手下也緊張不安。

市政廳每排床尾都坐著一名守衛，大腿上架著機關槍。所有入口和樓梯都在監視之下，德國巡邏兵在陰暗的走廊中走來走去。樓外，一卡車手榴彈在鎮廣場中央停著，昭示著不幸。附近更加嚴密武裝的德國士兵在陰影中如隱若現。幾百英尺以外，山里森林中，游擊隊員時刻觀察著，等待復仇的時刻。

行刑的流言讓名囚不敢放松警惕，他們各出奇謀。

貝斯特繼續游說斯蒂勒，要求斯蒂勒把領導權交給他。

戴和意大利游擊隊接觸，計劃當晚發動襲擊，殺掉守衛，解救囚犯。貝斯特吃了一驚，他堅持要和游擊隊加里波第見面，說服加里波第放棄襲擊，因為這樣容易傷及婦孺。

第二天中午，斯蒂勒宣布他不再負責監管囚犯，正式將領導權交給德國國防軍博寧上校。

此時貝德被孤立起來，他領導的保安隊士兵都拿起武器，全副武裝地聚在市政廳的卡車前。德國國防軍包圍了小鎮廣場，部署了機關槍，雙方緊張對峙。

直到保安隊士兵看到國防軍的強大武器裝備，他們才放下武器。貝德看到大勢已去，他和手下離開了小鎮。

他們是行刑軍，并非戰斗士兵，真正上戰場時，沒什么自殺式最后一搏的英雄主義。

▲ 如果當年沒有希特勒，也許不會有當今世界之格局。

恢復自私本性

雖然名囚不再受黨衛隊控制，但瘋狂的納粹仍會對他們造成威脅。

名囚轉去布拉埃斯湖旅店，雪山只有一條狹窄蜿蜒的路通往旅店，宛若天然屏障。德國國防軍負責守衛，保護名囚的安全。

名囚不再是囚犯，他們開始維護自己的權利了。住所是按需分配，也惹惱了一些人。許多人開始爭吵、抱怨甚至偷盜。

有人安心待在旅店，有人卻認為危機沒有解除，必須找到盟軍。

戴離開旅店去找盟軍。

離開布拉埃斯湖，戴并不后悔，他對一些名囚偷竊爭吵的自私行為感到失望，因為絕大多數人的勇敢、高尚都被玷污了。

戴在路上撿到一份報紙，發現希特勒已經自殺，這個消息太震撼了。戴一路經歷重重危險，5月3日終于到達了美軍陣地，向一個又一個軍官解釋名囚所處的困境，希望美軍提供幫助。

終于自由了

美軍G連阿什中尉接到緊急任務，帶領軍隊于5月4日凌晨約五點到達布拉埃斯湖。德國國防軍認出士兵是他們一直等待的美軍，于是放下武器，主動投降。

由于行動隱蔽，有些名囚在旅店餐廳吃早餐，看到美國軍車才意識到他們自由了，作為囚犯的苦難終結于此，他們終于可以回家了。

每個名囚都有獨特的經歷，有的被其他特工背叛，有的在戰斗中被俘，有的在設謀反抗希特勒時被捕，有些在家中突然被蓋世太保抓走。自從柏林下達命令利用名囚做人質，要么用做籌碼要么被殺以來，每個囚犯都對自己經受的苦難有獨特的見解。

布拉埃斯湖慶祝活動持續了幾天，5月8日名囚開始撤離。

隨后，他們便各奔東西，有的回到滿目瘡痍的德國，有的回到自己解放的祖國，有的去尋找以往生活的蛛絲馬跡，還有的被送入盟軍監獄。而對很多人來說，沒有什么值得慶祝的。幾位名囚，包括幾位蘇聯囚犯和其他同謀者，回國之后難逃被處刑的命運。

盡管經歷重重艱難險阻，139位名囚終于挺過了希特勒最后的瘋狂。

書本后記記錄了一些名囚之后的命運：有些寫了回憶錄，有些重操舊業：重返政壇、重新加入軍隊、繼續當間諜……有些則被監禁和判刑。

并非所有名囚的身份都是真實的，有些人后來被發現是冒牌貨。譬如，柯科林為了自保，冒充蘇聯某外交官的侄子，而且他們長相的確相似，“欺騙納粹和囚犯的手段之高明，令人驚嘆。”

▲ 1970年，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下跪

“二戰”是永遠說不完、說不夠的話題，關于“二戰”的書籍很多，關于希特勒的研究也進入微觀層面，這本書奉上了一個新視角。

看這本書就像看一部平實的電影，敘述節奏緩慢，晃晃悠悠的文字就像零星散漫的鏡頭，你一直緊扣心弦，猜想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世界走向光明，名囚卻走向毀滅，他們被集結、被轉移，生死未卜，分分秒秒都極其揪心。

極端環境下的生死考量，讓我們一窺人性極限。

（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