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派開山在葑門？——惠氏紅豆齋和它的時代

原作者：挈挈

注意！！！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論及蘇州古城的紅豆樹，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吳衙場那棵明代古紅豆樹。紅豆樹所屬的吳之佳宅，為控制保護建筑，并認定為“紅豆山莊”遺址。在經學史上，“紅豆書莊”或許是最為純粹的清代漢學學統發源地。“紅豆書莊”為清前期蘇州學者祖孫三代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的書齋，東吳惠氏三世傳經，引領一時學術風尚，使得以蘇州為中心的吳地成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變遷之樞紐。我們不如從這棵古紅豆樹開始，認識紅豆主人與他的朋友們。

吳衙場古紅豆樹半緣君攝

一、溪上造紅豆齋

紅豆樹、紅豆山莊的身世與東吳惠氏緊緊聯系在一起。惠氏一支原居太湖邊的東渚，直到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惠周惕移居元和縣葑門。惠士奇記其父：“結廬于葑谿南、清谿北，名其居曰紅豆齋，坐臥其中，囂然而樂。”

這棵“紅豆齋”的紅豆樹實則大有來歷。同治《蘇州府志》有載：“東吳惠氏紅豆書莊，在蘇城東南冷香溪之北。先是，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朽，復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因自號紅豆主人。”綜合文集所述，大概可以厘清，原先只有東禪寺擁有一棵宋代紅豆樹，惠周惕在康熙年間移植一株于宅前。“僧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主人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屬和者數百家。”《紅豆新居圖》現已不存，但詩歌尚存，惠周惕至交朱彝尊云：“粥魚茶板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沈尤村。”那時的城東葑門一帶并不喧囂，多為田地，是讀書治業的幽靜場所，紅豆齋傳至后人，名聲更響。

《東莊圖冊》之東城、西溪 沈周 明 南京博物院藏

吳寬之東莊臨近惠氏紅豆齋、東禪寺

在惠周惕之后，惠氏三世研經，蔚然為東南耆碩。惠周惕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子惠士奇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孫惠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紅豆齋一度成為學人訪蘇必停留的處所，《國朝漢學師承記》謂“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江藩建構的漢學譜系中，吳中三惠之學享有極高的地位，他論及“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這是將清代漢學的發端直接歸于蘇州的三惠，并隱隱約約將“皖派”代表戴震認為是“吳派”三惠的后繼。某種意義上，紅豆齋三代“紅豆主人”，不僅是從前輩顧亭林那里接過了蘇州學脈，整個惠氏家族世代治學，也在不斷擴散吳門經學的學術影響力。晚清及民國學者在重寫清代學術史時，“吳派”不僅是以蘇州府為中心的地域學派，更是整個清代學術得以發展的動力。

江藩《漢學師承記》圖譜 圖源：乾惕齋

那么，紅豆齋具體位置在蘇州哪里呢？吳衙場的那棵紅豆樹是否就是紅豆齋的那棵呢？經由顏世和先生考證，《吳門表隱》、《雙塔影園記》中可以分析出，紅豆書莊東不超過東禪寺，南不越過冷香溪，西不過官太尉橋，北不超過升龍橋，吳衙場并不符合這個范圍。

乾隆《姑蘇城圖》、同治《蘇城地理圖》局部

地圖中可見官太尉、鐘樓、東禪寺、冷香溪等地標注

從清代《蘇城地理圖》、《姑蘇城圖》上，我們可以標志出具體地標。東禪寺在現在蘇州大學校園內，文星閣（舊稱鐘樓）的北面，官太尉則在唐家巷西端，升龍橋宋代稱“萬壽寺前橋”，明代始稱“升龍橋”，在清末圖中稱為“興隆橋”，而這幾幅地圖上的“冷水灣”應是“冷香溪”。冷水灣是一條東西走向的小溪，后被填平，民國時的讀書灣就是冷水灣、冷香溪，惠氏紅豆齋遺址應就在現在的唐家巷讀書新村附近。令人失望的是，吳之佳宅的古紅豆樹被認為是紅豆書莊遺址，應該是個美麗的誤會，紅豆書莊與紅豆樹都毀在太平天國兵禍中。

《牡丹圖軸》 沈周 明 故宮博物院藏 沈周晚年常住東禪寺

值得一提的是，東禪寺所在之地臨近晚明吳寬的東莊園墅，為沈周、文征明昔日觴詠之處，不過東禪寺的古紅豆樹大概在清乾嘉年間就已衰敗。黃不烈為常熟瞿紹基《芙蓉山莊紅豆冊頁》題詩“東禪衰朽留南圃，六十年來一再開”，指的便是“東禪寺紅豆久不存矣”，而分枝留在了惠氏紅豆齋中。沒想到幾十年后，紅豆書莊也在庚申兵燹中消亡。當清末蘇州學者葉昌熾作《藏書紀事詩》時，詠惠氏一門詩曰“紅豆新移選佛場，葑田北去有書莊。一廛負郭三分水，四世傳經百歲堂”。恐怕當時紅豆書莊已不存，“紅豆”與“百歲堂”皆為追憶。
二、紅豆齋藏書、著書

雖說惠氏三世家學，真正的集大成者則是三代之后的惠棟。作為吳門經學領軍人物，惠棟《九經古義》考稽群經古義，集中體現了尊古崇漢的治學思想，考據學時代自此降臨。觀察惠棟生活的清中期蘇州，這可能是誕生大師的極佳時代，晚明以降江南刻書業、藏書業飛速發展，學術交流空前頻繁。

藏書是學術研究的首要條件之一，惠棟研究材料多來源于家中書莊紅豆齋的藏書。惠棟祖父惠周惕所編《百歲堂書目》中藏書已甚多，祖孫相繼，家學與書籍一同傳承下來，這為惠棟治學提供了難以估量的支持。乾嘉后學錢大昕在《惠先生棟傳》中就提到：“先生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于古書之真偽，了然若辨黑白。”古人得善本比我們想象的艱難，手持藏本的學者往往會傾注全力做校勘、注疏之學。學者成書過程極為漫長，往往各種借閱傳抄，博采群書，逐條累積修訂，從微處漸知反思，反復批校定型，至晚年方可成書。

《禮記注疏抄》稿本 惠棟 清 蘇州吳江區圖書館藏

所幸惠棟離我們的時代較近，至今仍有多部手稿存世，得以一窺乾嘉學人治學路徑。以惠棟代表作《九經古義》為例，此書稿本現藏于上海圖書館，定稿在惠棟身后才由李文藻主持刊刻出版。這些稿本可能是初稿，初稿資料的累積又來源于惠棟隨書的批評、校勘、題跋，匯編成札記，思考成著述。“九經”之《禮記古義》，就有惠棟批校《禮記注疏》藏于上海圖書館，惠批《禮記正義》藏于國家圖書館。另吳江圖書館有一珍貴手稿《禮記注疏鈔》，正文主要摘錄《禮記正義》的內容，另有眉批、小注。該書經考證為惠棟稿本，其正文為惠棟之子承德、承學所抄，批箋則為惠棟親筆。暫時無法確定惠棟批校的具體時間，但從中可見古人治學并不是武斷地評點經文注疏，而是積累多種前人闡釋后，才與經典文本對話。更何況，惠棟生在清中期的蘇州，因此能夠見到許多孤本秘笈。

《禮記注疏抄》稿本 惠棟 清 蘇州吳江區圖書館藏

批箋為惠棟親筆，上有“惠棟之印”“定宇”印

乾隆十四年，惠棟在蘇州璜川書屋得見宋槧《禮記正義》，如獲至寶。明末至清嘉慶以前，學術界廣泛流傳的《禮記》經注疏合刻本，是毛晉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63卷，底本是明萬歷北監本十行本，存在大量空白和錯誤，但這錯誤較多的十行本已經是毛晉能找到的較好版本。直到清初，南宋刻八行本《禮記正義》70卷橫空出世，此版文字完整且錯誤少，先入藏虞山季振宜辛夷館，后轉藏蘇州吳用儀璜川書屋，即惠棟看到的八行本《禮記正義》（現藏國圖）。

《禮記正義》70卷

宋紹熙三年（1192）黃唐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

孔穎達 唐 國家圖書館藏

惠棟大喜，果斷“以北宋本校毛本”，校勘毛晉汲古閣本《禮記注疏》，改正脫誤萬余字，自言“校讎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為之稱快”，改善了《禮記》疏義缺文誤字的情況。校勘學為文本考據的基礎，惠棟的批校對當時主流《禮記》版本面貌起到了極為深遠的塑造作用，并廣為流傳。

八行本《禮記正義》書末惠棟跋文，跋后有“惠棟”“定宇”印

當阮元校勘《禮記注疏》時，他無法看到這部南宋八行本，直接參考了惠棟校勘成果，稱為“惠棟校宋本”（事實上是“惠棟校毛本”），并直接進入阮刻《十三經注疏》中。乾隆五十六年，清廷進行《十三經》校勘刻石工作，阮元充任校勘官負責《儀禮》校勘。這一版本成為清中期以來大眾的基本讀本，也是今日我們所謂十三經經典文本的主要來源，而這版《十三經注疏》隨處可見清代蘇州學者的身影。

以三惠之學為代表的吳派學術，于晚明毛晉汲古閣刻書就開始萌發，吳地藏書家們以收藏建立起學術網絡，學者們通過校勘、傳閱古籍以交流學術觀點，每個普通的書商、刻工、抄手都成就了“吳學”的最終出現。吳派經學并非僅僅是惠氏家族的成就，他們的治學基礎建立在整個江南地區的學術生態上，分享了國家權威對經典文本的解釋權力。這種影響力非常持久，經由蘇州學者重塑的經典文本，至今仍在學人的閱讀世界中占據一定位置。

三、書莊中的學者世界

大名鼎鼎的紅豆主人們，在藏書、著書之余，同樣從事刻書事業。有趣的是，惠氏三代相對于學術著作，更喜刊刻詩文集，現存紅豆齋刻《硯溪先生詩說》、《硯溪先生全集》、《半農先生集》等等。而最著名的紅豆齋刻本，是乾隆年間的《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二十卷，這與惠棟的經學論著幾乎同時完成，是惠棟對漁洋山人王士禛已刊詩集所作的一部集注。

《半農先生禮說》 紅豆齋刻本 惠士奇 清 國家圖書館藏

惠氏祖孫始終與吳中詩壇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惠周惕就少從堯峰山人汪琬游，且從王士禛詩學。“訓纂”二字足見惠棟經學家本色，他詳證王詩中的史實及典故，考訂校勘文字，將傳統吟詠詩學過渡到箋注之學上。這提醒著我們注意，不能以現代學科去劃分學者的文學與經學，17、18世紀的江南學者在處理各類問題，無論是詩歌還是經學，都有他們獨到的思維方式，有那個時代的責任與目標。

《堯峰文鈔》 清康熙三十二年林佶寫刻本 惠周惕跋

汪琬 明末清初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從單線程的清代學術史來看，惠棟的時代上承清初，下啟乾嘉。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及惠棟時說：“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為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這實際上是在突出吳派讓步于皖派的地位，直到皖派戴震那里考據和義理徹底分家，將文本、語言與思想兩者對立，萌發出前現代的實證精神。蘇州的三惠一旦成為漢學開山宗師，就置于被超越的線性進化進程中。但今天的我們還要反問一句，惠棟僅僅是“意在考古”嗎？

《王士禛放鷴圖》局部 禹之鼎 清 故宮博物院藏

惠棟倡導漢學，強調“古訓是式”，要求治經從識字審音入手，在《九經古義》中無處不彰顯此意。漢儒去古未遠，是佛道學說被理學家混入儒學之前的時代，因此更接近古代圣人原義，其說可信。惠士奇所謂“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指的是微言和大義存在于歷代經師傳承和口授之中，漢代經師有各自的理論體系。正是因為漢代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師承家法，不加更易，不容易像宋明理學那般“自得于心”。

三惠之學從宋學中脫胎而出，繼而以“尊漢”與宋學對立。但紅豆齋的楹聯分明寫著“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身為乾嘉漢學的旗手，惠棟仍力圖在實踐中遵循宋儒修身之學。惠棟的“古訓”不是狹窄的、考據意義上的語言學，而是通過明辨古字、古音，再次回到先王六經中進行經義闡釋。師法所傳雖關乎經文訓釋，更在于義例，義例則是微言與大義之寄托，漢學的考證方法某種程度上又回到了宋學道德思辨框架之中。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惠棟注補 清乾隆紅豆齋刻本

王士禛 清 國家圖書館藏

換而言之，清代漢學家都有義理的追求。惠棟弟子僅江聲、余蕭客，但幾乎所有乾嘉學者如戴震、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畢沅等大儒，都曾來請教。吳地學者云集，以惠棟為核心的吳門漢學引領全國學術轉向。某種意義上，東吳三惠的解經思路為乾嘉學術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規范。當紅豆齋主人于冷香溪觴詠詩歌時，他們認為自己是經學家還是考據學家呢？理學與樸學，漢唐與宋明，書齋與世界，江南與國家的張力，都嵌藏在“紅豆齋”印中。

參考文獻：

1.惠棟：《九經古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13年。

2.江藩著；鐘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

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年。

4.王應憲：《清代吳派學術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年。

5.李開：《惠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6.趙四方：《九經古義》與惠棟漢學思想的形成——以該書撰寫過程為中心[J].學術月刊,2016,(第3期).

7.於梅舫：漢學名義與惠棟學統——《漢學師承記》撰述旨趣再析[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第2期）

8.於梅舫：惠棟構建漢學之淵源、立意及反響[J].中國哲學2014.（第3期）

9.呂友仁，呂梁：“惠棟校宋本”辨[J].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