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新型全球化引領者、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經濟的貢獻

作者簡介

李稻葵 郭美新 郎昆 陸琳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2期

摘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本文重點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格局性變化。為此，本文首先回顧了過去一千年來中國占世界經濟比重的演變。在此基礎之上，本文通過分析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將在三個方面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第一，2006年起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一增長引擎，到2060年前仍將保持增速優勢。第二，由于中國經濟市場規模巨大、科技創新能力不斷上升、政府協調能力較強，中國經濟有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特征是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培育者和調控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替代者。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將有可能產生一個經濟學的新分支，即政府與市場經濟學，這將使中國式現代化為經濟學發展產生重要貢獻。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全球化；政府與市場經濟學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全世界聚焦于一個新概念，那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就是中國走出一條與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不同的現代化實現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改變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事件，其重大意義和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值得并且正在吸引著全世界包括中國學者的認真分析和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中國式現代化將會以何種方式影響世界經濟和經濟思想。為此首先回顧了過去1000年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的演變：中國經濟曾經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在明末(公元1600年左右)，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到了34.6%，但之后中國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

首先，中國經濟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很有可能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然保持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長速度，預計將會在2060年前持續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增長引擎。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將使中國經濟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二是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新興產業不斷發展壯大；三是中國政府具有相對較強的利益協調能力。在全球化過程中，這三個條件使受益者更積極參與全球化，利益受損者能夠得到有效補償，中國經濟很有可能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政府不是市場的替代者，政府不斷培育市場、調控市場。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很有可能產生一個經濟學的新分支，那就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據此，中國式現代化將對世界經濟思想產生重要的深刻影響，進而影響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本文其余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意義；在此背景下第三部分分析中國經濟將繼續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第四部分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將使中國具備潛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第五部分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及這一重大經濟實踐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重點介紹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內涵；最后一部分總結。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對于人類經濟發展具有歷史性重要意義，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金星曄等(2019)使用歷史國民收入核算方法系統測算了歷史上的中國經濟總量及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變化，發現公元1000~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從公元1000年的26.6%，上升至1600年34.6%的峰值(見圖1)。然而，到了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后，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別僅占5.2%和4.9%。金星曄等(2019)的研究修正了基于麥迪遜人均GDP猜估值得到的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演變，后者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經歷了1600年和1820年兩個高峰(Maddison, 2016)。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是過去400多年以來中國對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李稻葵等(2020)發現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4.9%上升至2017年的18.2%，是中國歷史近500年來第一次經濟復興。對比人類經濟史中可參照的經濟發展歷程：英國在工業革命后的40年中，其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3.8%上升到5.9%；美國南北戰爭后的40年，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7.9%上升至17.3%；日本二戰后的40年，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3.3%上升至8.9%；“亞洲四小龍”快速增長的40年，其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0.7%上升為3.5%，均小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幅度。因此從體量上看，中國過去40年來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

伴隨經濟總量上升的同時，人均收入得到顯著提高。《中國減貧四十年》報告(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顯示，過去四十多年以來，按照世界銀行的絕對貧困標準，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約8億，占同期全球減貧總人口的70%以上。中國消除絕對貧困提前十年實現了聯合國第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消除極端貧困。中國式現代化將持續為人類經濟發展做出歷史性貢獻。

三、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

在中國式現代化帶來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改變的背景下，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經濟增長第一大貢獻國，并很有可能在未來40年繼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測算，自2006年起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率長期維持在30%左右的水平，其中，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6%。特別是在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困難時期，中國經濟始終維持了正增長，并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壓艙石。

參考OECD(2021)對世界主要經濟體在2020~2060年的GDP增速預測，本文測算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長期趨勢(參見表1)。按照該預測，中國經濟對全球GDP增速的平均貢獻率在2040年前將維持在24%以上的水平，在2060年前仍將長期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貢獻國地位。需要強調的是，OECD(2021)對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偏保守，即假設GDP平均增速為4.6%(2023~2030年)、2.5%(2031~2040年)、1.5%(2041~2050年)、1.3%(2050~2060年)，最后20年中國的GDP增速與美國增速基本持平。

OECD(2021)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保守預測可能是基于中國人口規模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上升的趨勢。然而，他們沒有考慮中國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質量的因素。根據厲克奧博等(2022)的研究，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口資源，中國經濟有能力對沖人口總量下降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2050年前仍將保持4%以上的平均潛在增速。按照此增速計算得到的中國對全球GDP增速貢獻率將會比用OECD(2021)測算的結果更高。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在2060年前仍將繼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

四、中國將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動能逐步衰減，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使用高關稅等貿易保護政策和英國退出歐盟為標志，全球化陷入一個停滯甚至倒退期。但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有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

李稻葵等(2022)在梳理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案例基礎上分析新型全球化的趨勢，總結發現全球化的本質是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的自由化，但是自由化的過程需要引領者。他們結合國際貿易理論模型，提出“全球化引領者理論”來分析世界經濟如何從封閉均衡遷躍到開放均衡。全球化引領者理論認為全球化過程不是自發產生的，也不是由單一的霸權國主導推進的，而是由引領者提出全球化倡議后眾多參與經濟主體之間互動博弈的結果。

雖然很多國家都能從全球化中獲益，但就單個國家而言，維護全球化是有成本的，不同經濟體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是有差異的。政府在開放決策中需要進行收益成本分析，同時協調不同群體的經濟訴求。因此，李稻葵等(2022)提出的全球化引領者理論重點強調了開放決策中各國政府的重要性，政府的動態博弈決定了全球化過程能否實現。全球化引領者理論模型聚焦商品的跨國貿易和消費，結合技術差異、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三方面特征解釋商品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模型把參與主體互動博弈決策過程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完成情況依賴引領者是否滿足某個條件。如圖2所示，第一階段，技術領先國率先主動提出開放，因為本國規模報酬遞增的科技領先產業將在全球化后獲得廣闊的國際市場和盈利水平；第二階段，技術落后國決定是否跟隨開放，決策取決于技術領先國提供的吸引跟隨國加入全球化的激勵條件；第三階段，政府進行國內利益再分配，平衡由于全球化導致的各群體收益不平等，保證開放政策的可執行和可持續性。

李稻葵等(2022)總結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技術優勢。本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必須保持蓬勃發展的態勢，保持領先優勢地位。高新技術產業具有研發的規模效應，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第二，市場優勢。本土的市場足夠大，這樣才能夠以身作則，主動開放，吸引和激勵其他國家跟隨，帶領他國一起開放。第三，再分配制度優勢。作為全球化的引領者，本國政府必須具有本國經濟利益的協調能力。

全球化歷史案例印證了全球化引領者理論的正確性。從全球化引領者的這三個條件來看，英國是19世紀中期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全球化的引領者。美國是二戰后新一輪全球化的引領者。但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兩國在某些時段不能同時滿足全球化引領者的三個條件時，他們被迫放棄了引領者地位，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全球化就會進入一個停滯甚至倒退期。以美國為例，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為總統，是逆全球化的標志事件，美國改變了過去70多年的互惠自由貿易政策，全面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貿易政策轉向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經濟動因，即長期以來支持美國成為全球化引領者的相對優勢有所減弱。第一，美國在技術領域的相對優勢下降，部分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等行業)風光不再。技術相對優勢的下降直接導致了美國近年來對供應鏈安全的焦慮，對趕超者中國倍感憂慮。第二，美國的國內市場相對萎縮，已經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我們根據Feenstra等(2015)估算得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已經由1960年的31.3%下降為2019年的16.6%。第三，美國的國內再分配機制效率下降，導致了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損，產生了一系列的國內利益紛爭，引發了普遍的反全球化情緒(Milanovic，2016)。

相反，經過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有潛力成為新的全球化引領者，可以通過逐步積累，逐漸滿足成為全球化引領者的三個條件。首先，中國的統一大市場正在逐步形成，這將是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世界銀行2020年報告計算發現按購買力平價，2017年中國GDP已經超過美國，排名世界第一。中國也正在主動開放，連續五年舉辦進博會，用主動開放引領全球化進程。其次，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前進，在高科技領域發展迅速，為引領全球化積累了一定程度的技術優勢。中國每年的1000萬大學畢業生中40%是工科類的畢業生，中國的專利數量、論文發表量、引用量包括高質量論文的引用量，目前已經全球第一，這預示著高技術產業有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在全球處于領導地位。特別是近年來數字經濟領域迅速發展，正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重塑著全球競爭格局。最后，中國政府的運行機制具有協調國內各方利益的能力。在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區域、產業受到了巨大沖擊，必須要由國家、政府出面進行利益協調。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中國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內引領中國社會經濟政策的關鍵。

五、中國式現代化對經濟學的貢獻

除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一引擎以及全球化的引領者，中國式現代有可能成為經濟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奉獻者。這是因為，中國擁有獨特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實踐，有些甚至暫時無法被西方理解，被認為是旁門左道，只有深入研究和總結中國式現代化過程理論，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學理論，創造經濟學新知，才能讓世界客觀理解和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再者，中國正逐步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中國提出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在全球范圍內必然會引起日益上升和廣泛的關注，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基礎。

(一)中國式現代化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

經濟學的發展根本上來源于重大的經濟實踐。李稻葵等(2018)梳理了300年來歷史上重大經濟實踐與經濟思想發展的關系，發現重要的經濟思想和理論產生于重要的經濟實踐，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史密不可分。公元前700多年管子就提出了用鹽鐵來壯大國家財政等一系列與國家治理相關的深邃的經濟學思想，經濟學從家庭管理逐步上升成為整個國家的管理(封建朝代的帝王術)，領先于古希臘、伊朗和其他古老文明。放眼世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實踐催生了一批經濟思想家，包括倡導自由貿易和自由經濟的亞當?斯密，提出級差地租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的大衛·李嘉圖，以及研究經濟危機、分析自由經濟政策弊端、提出剩余價值理論的卡爾·馬克思；上世紀初美國經濟的崛起引發了產業組織理論和廠商理論的研究；一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激發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分析、國家干預主張和社會福利政策。這些思想家提出的經濟學思想和理論建立在對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實踐的觀察基礎之上，這些思想和理論也反過來深刻影響了之后的經濟實踐。

然而，并不是所有偉大的經濟實踐都能產生影響深遠的經濟學思想貢獻。英國工業革命和美國經濟崛起確實推動了經濟學發展。然而，1871年完成統一到一戰前的德國、二戰前的意大利以及明治維新之后和二戰之后的日本，經濟都經歷了突飛猛進的快速發展，但是并沒有產生與其經濟實踐影響力相匹配的、對經濟思想史影響重大深遠的學術理論和學派。

重大經濟實踐創造經濟學新知必須具備三個重要條件：第一，經濟保持可持續、同時惠及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濟實踐應當致力于推動人類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福利的提升。上面提到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若干時期的經濟發展，伴隨著之后頻發的戰爭，不但沒有惠及反而傷害了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喪失了產生廣為流傳的經濟思想的道德基礎。第二，經濟實踐必須具有獨特性，不能是像日本二戰之后那樣很大程度上的重復實踐。第三，本國的經濟學界必須要有自主創新的意識和努力。

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上述三方面的基本條件。首先，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所述，中國式現代化不可逆轉，并將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有望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并最終實現現代化；同時，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一帶一路”，中國的發展正在惠及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并且有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獨特的現代化。最后，中國經濟學界以及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具有自主創新意識，特別強調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培育者和調控者

創造經濟學新知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在科學領域，普遍性的重復實驗無法產生新知，科學的進步往往依賴于偶然的事件或者特殊的實驗。經濟學領域亦是如此，特殊事件往往蘊含著普遍性的規律，需要從特殊性中提煉經濟學新知。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借鑒了人類歷史上行之有效的各種成熟的經濟學理論，如西方保護產權、放開市場和放開價格等方法，但是更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其特殊性，需要從特殊的經濟活動中提煉經濟學新思想新理論。

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特征是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培育者和調控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者。中國歷史上政府發揮了突出的作用；中國有比較明顯的社會偏好，和其他國家相比，百姓總體上比較愿意支持統一的政府；目前的政治體制比較突出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經濟實踐尤其凸顯了政府在經濟中能夠扮演的重要角色。李稻葵等(2020)從五個方面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經驗：第一，政府要幫助新企業快速創立和發展；第二，要快速實現從農業用地轉為工業用地的土地使用權的轉換；第三，政府要發揮作用搞好金融深化和金融穩定；第四，堅持以學習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第五，要積極主動地進行宏觀調控。

近年來涌現了諸多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研究。其中，李培林(2021)討論了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結構轉型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和面臨的新發展問題，并進行了社會學視角的經驗梳理；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2022)全面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理論基礎、經濟前景和風險挑戰；洪銀興(2022)總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目標、實現路徑和制度保證。這些文獻結合歷史和社會學等視角深入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多方面問題，但是尚未系統且全面地分析出政府在經濟實踐中的作用，進而亟須開展在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方式、行為和激勵等方面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有望成為總結中國經濟實踐的經濟學新學科分支

經濟思想和學派固然重要，但是任何經濟思想和學派如果想在經濟學歷史上產生長久的影響力，必須上升為一個經濟學分支。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思想派生出了宏觀經濟學，斯堪的納維亞福利經濟學學派的福利經濟學等，都成為了重要的經濟學分支，在教學和研究中仍然備受重視。中國的經濟學發展需要從中國經濟學派、中國思想升華到能夠反映學派和思想的經濟學分支。

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旨在研究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作用和行為以及背后的激勵，是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Li和Maski(n2021)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基于三個觀察：第一，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十分明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往往接近甚至超過50%；第二，政府的表現好壞直接決定著市場經濟的表現，不同的市場經濟中政府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方式差別很大；第三，政府表現的好壞是內生的，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經濟相關的制度安排，因此必須設計合理的制度來約束和激勵政府參與市場經濟活動。

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和經濟學現有的各個分支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第一，政治經濟學沒有明確突出強調政府的作用；第二，公共經濟學一般假設政府以社會福利極大化為目標，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則認為政府的目標是內生的，和制度設計有關；第三，發展經濟學比較強調經濟發展過程中包括政府政策在內的各種問題，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則是要突破發展經濟學，發達國家也有必要認真研究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例如美國現在的很多問題也來自于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很多方面沒有做到位，需要制度改革；第四，社會福利與社會選擇把政府的作用看作黑盒子，假設政府能夠執行學者們制定出來的最佳社會福利分配方案；第五，比較經濟制度把政府和體制作為外生的對象來研究。

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是對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很好的提煉。中國有多年相對強大政府的歷史，長期以來，強大政府曾經壓抑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崛起的核心經驗可以用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來解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政府必須積極培育和匡正市場；第二，政府自身的激勵應該部分來自經濟發展，地方政府一定要對地方經濟發展感興趣，地方政府的行為必須與地方經濟發展相一致。

政府的行為和表現是激勵的后果，因此必須合理設計相關的制度。例如任命或者選舉官員時，上級考核或者地方選舉時，都應當考慮當地的經濟表現，和經濟緊密聯系起來。此外，向企業收稅還是對個人收稅，對官員的激勵完全不同：如果向個人收稅，那么政府官員和當地經濟活動的關系就不太密切；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是企業，那么政府官員必須要考慮本地的營商環境和企業的發展情況。經濟學現有文獻對政府參與經濟的行為、作用和機制進行了微觀層面(周黎安，2004；唐雪松等，2010；郁建興、高翔，2012)和宏觀層面(郭慶旺、賈俊雪，2006)的分析，討論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汪同三，2016；高培勇，2021；Stiglitz，2021)，但是缺乏對政府行為內生決定機制的刻畫以及政府激勵機制的設計，這些正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旨在深入研究探討的方向。

(四)用新方法推動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研究

首先，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必須結合具體的某一個經濟話題，例如房地產稅怎么征收?減碳的稅收體制該如何設計?如何匡正互聯網市場的發展?其次，研究方法必須創新，采用案例、理論和統計三者結合的C(Case)T(Theory)S(Statistics)研究方法，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清晰的行為機制，佐以嚴謹系統的實證分析。

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政府的激勵與行為，2019年成立的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SAGE)通過舉辦年會和一系列講座會議來推廣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研究，并且在2021年創辦國際英文期刊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得到了國際主流經濟學界資深學者的廣泛支持，為該領域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總結提供了嶄新的高水平學術交流平臺，勢必持續推動該領域研究的深入開展。

六、總結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經濟和經濟思想的影響。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其次，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仍然會持續上升，對全球GDP增速的平均貢獻率將在2040年前維持在高于24%的水平，2060年前仍將長期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貢獻國。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有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中國的統一大市場正在逐步形成，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中國自己主動開放的同時，技術創新和高科技領域的迅速發展為引領全球化積累了一定程度的技術優勢。中國政府的運行機制保證了國內利益協調能力。受益者更積極地參與全球化，利益受損者能夠得到有效補償，這使得中國具有成為全球化引領者的潛力。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具備推動經濟學思想、理論、學科創新的潛力。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培育市場和調控市場。中國經濟獨特可持續和惠及他國的發展為經濟理論的創新提供了實踐基礎。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將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作用、行為以及背后的激勵，是中國式現代化對經濟學學科發展的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將在對世界經濟思想產生重要而深遠貢獻的同時，對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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