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前中國出現3次歷史空檔期，考古與史書不符，發生了什么？

中華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時，這是國家決定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時代之問。

我國古代史籍把三皇五帝時代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但三皇五帝究竟是哪幾位，不同史書間卻有差異。

韓非子在描述三皇時，曾言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號之曰燧人氏”。莊子在《盜跖》中也曾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巧合的是，古人對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的模糊追憶，剛好與舊石器時代人類從掌握火的使用，到巢居繁衍，再到原始農業的出現文明演進過程相符。

這從側面說明，史書所載內容并非完全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有著相對真實的記憶傳承。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中華文明5000年實證在浙江良渚，國家文明則開始于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距今約4000年。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就一定起源于5300年前的良渚遺址，亦或者是4000年前的夏朝。浙江良渚只是用考古實證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傳說，并不等同于中華文明只有5000多年。

同樣，對于國家文明的起源，也存在著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何駑教授就主張最初的中國在晉南陶寺遺址，也就是傳說中的帝堯時期，時間上早于夏朝。

中華文明與國家文明概念的區別在于，后者特指王國時代，特征是不同血緣氏族共同結合成了一個政治組織；而前者則相對寬泛，包括了王國的前身—古國和酋邦時代，所以才有了中華文明探源一說。

在古史記載中的上古英雄人物中，又以炎、黃、蚩尤三祖的事跡相對豐實，究其原因，大概是三祖時期文明的突飛猛進和部族戰爭的慘烈，給先民們留下了深刻記憶。

而據考古發現顯示，距今53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中晚期，農業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現、社會階層的分化幾乎都在這個時間段內發生。

此外，雄踞陜甘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被崛起于豫、陜、晉三省交界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反噬，就連河北平原的仰韶文化后崗類型都在廟底溝類型影響下走向衰亡，這種強大的輻射軌跡，與史書記載中的黃帝戰敗炎帝的阪泉之戰、戰敗蚩尤的涿鹿之戰高度吻合。

這不得不讓人相信“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

如果我們將史書記載的先夏歷史與考古發現的夏朝前的文明形態去比對，就會發現明顯的不符。

夏朝的建立時間被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當然，這個時間或許有些偏早，很可能把夏部落時期的歷史也算了進去。而考古發現的中華文明起源則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之前，兩者相差有一千年左右。

但史書記載的炎黃到夏朝之間的間隔，卻明顯偏短。

按照黃帝的世系，從黃帝死后到夏朝建立，中間經歷了昌意、顓頊、帝嚳、堯、舜等幾代人，世系最短的是禹，是黃帝的四世孫，最長的是舜帝，是黃帝的八世孫。

如果大禹和黃帝只間隔了昌意、顓頊、鯀3代人，那么黃帝的生存年代只會比夏朝建立早100年左右；即便按照譜系最長的舜帝來算，每一世30年，從黃帝到夏朝建立，中間也只有不到300年，這跟考古發現出現了至少700年的時間差。

所以，史書對于黃帝譜系的記載，明顯是受到戰國以后“天下原為一統、萬世出于一元”思想的影響。當然，這也從側面說明，對于夏朝之前歷史的記載，出現了很大的空檔。

以堯帝為界，這個空檔期又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空檔期是黃帝自身。

被史書描繪為黃帝兄弟的炎帝，其實并非某個具體的人，《帝王世紀》中留下了八位炎帝的名字：“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就如同每一代周朝統治者都叫“周天子”一樣，炎帝是一個共同稱謂。

當然，炎帝的世系恐怕遠比流傳下來的8代人要多，《呂氏春秋》記載“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說炎帝有17代）”，《史記》也說“炎帝五百三十年”（按照每代人30年計算剛好也是17代左右）。

炎帝的天下是被黃帝取代的，那么末代炎帝就是榆罔。同樣，黃帝的也是一個共同稱謂，只可惜，史書并沒有留下像炎帝一樣的幾代黃帝各自的名字，只記載了“黃帝三百年”。

如果按照考古發現的說法，以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現的廟底溝類型強勢崛起作為初代黃帝誕生的標志，那么碳十四測定的廟底溝文化絕對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2780年這個時間，就大體是黃帝存在的時間，近1000多年。

無論是史書說的300年，還是考古發現的1000年，這段歷史空檔期內究竟發生了什么，史書記載不詳，因為史書給我們的印象是“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祖孫兩代人就承接起幾百至上千年歷史，顯然有違邏輯。

事實上，在河南鄭州河洛鎮和河南滎陽廣武鎮發現的河洛遺址和青臺遺址顯示，在廟底溝類型強勢崛起后600年，黃帝部族就出現了內部分裂。

河洛遺址和青臺遺址都距今5300年，二者都是在本地廟底溝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而來的，遺址中均發現了象征王權的“北斗九星”遺跡和軍事環壕，都呈現出軍事、政治中心特征。

這說明，僅僅在河洛這個地理單元內，就同時出現了至少兩處“王都”，并且互不統屬，各自都打出天命旗號。而放眼當時的中華大地，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族群，湖北的屈家嶺文化族群，甘肅青海的馬家窯文化族群都在各自向外擴張，天下一片紛亂。

第二個空檔期是黃帝到帝堯之間。

堯的生存年代，由于晉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而有了時間標線，即公元前2300年，此時已經是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代。

陶寺遺址在同期諸多文化遺址當中的規模和影響力，的確稱得上是一處王都，而且其自身所呈現的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氣勢恢宏的宮殿等，也表明了這里是當時黃河流域的政治中心。

承接上文，在公元前3300年黃帝部族內部陷入大分裂后，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族群開始強勢向西擴張，陶寺遺址呈現出的鮮明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就是西進的產物。在史書記載當中，堯初封山東定陶，后徙都平陽，也是歷史的真實寫照。

有學者將黃帝至堯之間這段歷史，稱之為“中原陷落、邊緣崛起”。顯然，中原地區文化族群的內戰，給了大汶口族群和屈家嶺族群入主中原的機會。

有研究顯示，黃帝的有熊國所在地—河南鄭州境內的西山古城遺址出土的144 例成年個體的遺骸標本中，至少有35例帶有大汶口文化獨有的顱骨人工改形特征，意味著有大量大汶口文化族群進入到了這里。

第三個空檔期是帝堯到大禹之間。

按照史書的說法，“堯時洪水泛濫，鯀受四岳推薦治水，用筑堤堵水之法，九年不成。堯命（禹）以為司空，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
但上文已述，陶寺遺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而夏朝的建立時間，最早也只能在公元前2070年，兩者相差230年，單靠堯舜禹三代人很難支撐起200多年時間，何況史書中的禹和舜還是同一時期的人。

事實上，史書記載中的堯舜二帝壽命明顯超長，比如“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活了118歲。“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之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活了100歲。

這顯然是把每一代堯、舜的存在時間加起來算在了兩個人身上了，跟炎、黃二帝的處置方式如出一轍。

鯀和禹究竟是不是父子，他們又為何受到堯舜二帝轄制進而治水，目前沒有確鑿證據分辨，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有崇氏還是夏后氏，其聚居區域都在崇山（嵩山）一帶，即今天的河南洛陽盆地。

考古發現顯示，嵩山南北剛好存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兩大文化類型的遺存：煤山類型和王灣類型，二者聯系緊密，且為后來的二里頭文化貢獻了遺傳基因（河南龍山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的源頭之一）。

而洛陽盆地地勢低洼，黃河中游洪水傾瀉后會流入洛陽盆地，故而生活在這里的族群在長期與洪水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此外，陶寺遺址的覆亡，是北方南下的老虎山文化族群所為，跟大禹的夏后氏關系不大。所以，如果大禹族群在河南地區開展的治水行動完全屬于自救，而非受命于堯舜二帝，那么大禹和堯舜之間也就不必存在必然聯系，自然也就無所謂二者200余年的時間差。

事實上，堯舜二帝分別有各自的子嗣作為繼承人：丹朱和商均。所謂的堯舜禪讓，也只是實力此消彼長之下，讓出了天下共主的位置，至于堯舜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部落首領的位置，則必然是家族內部傳承，陶寺遺址發現的早期和中期兩處王族墓地群，就是明證。

而最早記載大禹治水的出土物遂公盨銘文上是這樣寫的：“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并沒有提到是堯舜授意。

所以，在北方存續300年的陶寺政權崩潰之后，在豫西地區的大禹族群剛好承接了中原文明復興的重任，給后人造成了堯舜禹禪讓的假象，大禹恐怕并非舜同時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