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祭：屈原悲劇的必然和偶然

一

公元前278年陰歷5月5日，一個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老人，破衣爛衫，赤面跣足，正跌跌撞撞地行走在汩羅江邊，他淚流滿面，忽兒仰天長嘆，忽兒大聲號呼……

寂靜的汩羅江畔，茂盛的草木一望無際，不解人意的江水翻著白沫“嘩嘩”地向前奔流。一個正收拾船只的漁夫看見了踉蹌欲倒的屈原大夫，便上前擋住了他的去道：“先生，您不是三閭大夫嗎，怎么成了這個樣子？”

屈原痛苦地說：“混濁的世界上，只有我清白呀；爛醉的眾人中，唯獨我一個人清醒，所以我遭到了放逐的命運。”

漁夫說：“圣人不應該為世事所累，處世接物都要態度隨和，應付自如才是。舉世混濁，您為什么不隨波逐流呢？眾人酩酊大醉，您為什么不一醉方休呢？何必非要憂深思遠，獨自清高，遭受這種放逐的痛苦呢？”

屈原神色一凜，正然答道：“我聽說，人洗了頭，總要把帽子撣一撣；洗了澡，總要把衣服撣一撣，哪兒能再以自己剛沐浴過的潔凈身體去沾染外界的灰塵呢。我寧愿投入湘水，葬身于魚腹之中，也絕不愿意以我潔白無瑕的品質去蒙受塵世的污垢。”

漁夫聽完，微微一笑，便離開了。

屈原眼睜睜地看著漁夫消失在風沙之中，那種悲憤又悄然涌上心頭。他駐足而立，眺望著煙霧中那滾滾的浪濤，回想起傷心的往事，竟如癡人一般喃喃自語；國破了，家亡了，我這三閭大夫還活在世上有什么用？這可詛咒的黑暗世界呀……

當人們聽說屈原跳江自盡的消息而趕到江邊時，這位憂國憂民的楚國三閭大夫已經尸沉海底，無影無蹤了。

二

屈原，名平，字原。公元前339年生于春秋時楚國的一個貴族家庭。屈姓是當時楚國三大五族（屈，昭，景）之一，權勢很大，地位亦頗高。屈原曾做過三閭大夫，實際也就是掌握屈、景、昭三姓五族的官。

屈原在其二十多歲時就擔任了楚國的左徒。左徒的職責，史無記載。但以“入則與王圖以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來看，其職位相當重要。此時的屈原，年輕有為，正直肯干，頗得楚懷王青睞。

但是，不久，有一次楚懷王命他制訂一項國家法令，一個與屈原官階相同的上官大夫便很忌妒。在屈原擬定法令草稿尚未完成時，他想要看一看，屈原不讓，上官大夫便懷恨在心，到楚懷王跟前造謠說：“大夫命屈原制訂重要法令，這是大臣們都知道的。可每當大王發布命令時，屈原竟居功自大，目無君長，在人前吹噓說，這些法令也只有他才能制訂。”楚王聞聽此言，非常生氣，對屈原就開始冷淡疏遠了。

屈原對楚懷王的昏庸感到十分傷心，便在悲憤之余，寫了《惜誦》一詩，他在這首詩中訴說了自己遭讒被疏的郁悶心情，他向天地神靈發出了悲傷的呼吁：“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請老天爺出來證明自己對國君的忠誠！屈原不明白，自己事君報國，恪盡職守，公而忘私，國王為什么信念讒言，冷落忠臣呢？真可謂：“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

公元前305年，即楚懷王24年，楚懷王接受秦國的厚賄，與秦王結為婚姻，這是楚國親秦派的又一次勝利。而主張聯齊撫秦的屈原在政治上再次失敗了。這次的失敗，使屈原被逐到了漢北。

漢北，莽莽荒原，舉目無親，屈原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卻又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悲憤和哀傷，他的這種復雜苦悶心情在此時寫就的《抽思》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

心里的憂愁纏綿郁結，

孤獨地唉聲嘆氣，有著不斷的悲傷。

思來想去怎么也不能忘懷，

只可恨那長夜漫漫而天總不亮。

可嘆秋風吹動，萬物都要蕭條，

奸人當道，萬事皆糟糕。

你為什么那樣容易急躁，

你使我心神不寧呵，尊貴的香草。

索性離開故鄉而跑向國外，

可看到人民的苦難我只有留下來。

一個苦悶、孤獨、黯然傷神而又左右矛盾的纖纖書生，這就是被流放于漢北的屈原形象。

屈原在流放地，不僅受著物質上的煎熬，更可怕的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他無法盡愛國之責，卻又不甘就此不問世事地隱居，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被那些奸詐小人弄得日益衰弱，憂心忡忡，終日不能思眠。

屈原的身體一天天垮下去。雙重的苦痛猶如毒蛇一樣纏繞在他的軀體上，狠命地吞噬，把他一步步地推向死亡的邊緣。

公元前301年，屈原在流放地被召回。原因是，公元前302年楚國背叛合縱，齊國曾聯合韓魏共同伐楚。懷王便向秦國求救，并派太子橫去做人質。秦出兵救楚，三國退兵。次年，秦國大夫與楚太子私斗，被楚殺死，太子逃歸楚。屈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召回商議如何保國安民。

公元前300年，秦又發兵攻楚，取楚入城。不久，秦昭王寫信給懷王，請懷王到秦國武關會盟和好。懷王猶豫，朝廷大臣也意見不一。屈原主張不去，因為秦屬虎狼之國，言而無信。但懷王未采納屈原的意見，終于還是去了。結果，懷王被秦扣下來。此時，太子從國外回來即位，即頃襄王。頃襄王也是昏庸無比，只好聽恭維之言，而聽不進相左之詞，結果又重用上官大夫那批奸黨，屈原受亂臣讒言之害，再次發配，充軍到江南。

屈原雖遭放逐，但仍未對頃襄王失去信心，滿心期望著他能任用賢良，發憤圖強，以成強國富民之業。然而，屈原在江南一帶流浪了好久，多年不能被召回國都。回想自己對國對君竭盡忠誠，卻信而見疑，數次被讒言所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打擊，真是無比的憤怒和痛苦。

他對頃襄王終于失去了信心，便去向掌管國家卜噬的太卜鄭詹尹請教，他說：“我心里有一些疑難，想請教先生。”

鄭詹趕快把蓍萃擺好，把龜板試凈，說：“先生有何見教？”

屈原說：“我是應當勤勤懇懇，忠于職守呢，還是應當馬虎應酬，茍且偷生？我是應當鋤除茅草開墾荒地呢？還是應當同流合污，貪圖榮華富貴呢？我是應當遠走高飛來保將自己純真的品質呢？還是應當唯唯諾諾或阿諛奉承去討好貴婦人？我是應當廉潔正直以守清白呢？還是應當柔軟圓滑隨流從俗？我是應當像棋驥那樣昂首奔馳呢，還是應當像河里的野鴨那樣隨波逐浪？我是應當與千里馬并駕齊驅呢，還是應當跟在駑馬后邊亦步亦趨？我是應當與黃鵠一道在長空比翼呢，還是應當與雞鴨為群相互爭食？到底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哪一種可行，哪一種不可行？社會黑暗昏濁，黑白不分，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囂張，賢士遁隱。可嘆我只能默默不語，有誰了解我的廉潔堅貞？”

鄭詹聽完，默默地放下蓍萃說：“先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事物都有不足之處，智慧都有不明之時，占卜之術也有不及之處，神靈也有不通之時，您就憑著自己的良心去行動好了，卜噬確實不能決斷此事。”

屈原得不到答案，悲憤難抑，止不住仰天呼喊：“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問天天不答，問地地不應。飽經磨難、悲憤痛苦中的屈原不禁對“天道”是否公平產生了疑問，對天地自然的變化無常，對社會人事的紛紜錯雜提出了一系列的責難，這種情緒在其《天問》中有著強烈的表現。

公元前278年即頃襄王二十一年，秦軍攻陷了楚國的都城郢，在夷陵燒毀了楚國先王的陵墓，楚國全軍潰散，頃襄王逃往陳城（今河南淮陽）。郢都的淪亡，預示著楚國的滅亡。

這一段時期正是屈原心情最憂傷，對世事最絕望的時候，當他看到可憐的惠草被旋凋零時，他的內心充滿著郁結而憂焚難消，草木微弱而經不住狂風的暴打，秋天的到來卻使萬物蕭條暗淡。屈原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一人獨處更感到了無限的悲傷。內心凄切，涕淚交流，憂思難眠。悲哀一直伴隨著這位偉大的詩人，即使展開精神的翅膀也無法排憂解愁。

悲傷的老人已是形容枯槁，奄奄一息，回憶過來一生，屢遭貶斥而不能精忠報國，止不住泣聲不絕，淚流滿面。

既然：“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故都？既莫足與妻政兮，吾將以彭咸（商朝大夫，諫君不聽，自投水死——作者注。）之所居。”歷經苦痛磨難的老人，終于發出了死的呼喊。

三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顆璀璨的明珠，他以他那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我國乃至世界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他用心血鑄就的偉大作品與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兩座巍峨陡立的高峰。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第二個人像屈原這樣對文學思想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對知識分子有如此巨大的、經久不息的魅力，這不但在于他的燦然的文學成就，也在于他那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的完善人格。后世士大夫鮮有不受其影響，而從中吸取精華的，西漢賈宜作有《吊屈原賦》，司馬遷有“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鞭策，東晉陶淵明有《感士不遇賦》，唐朝李白更有“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的名句，如此等等。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屈原那撼人心肺的悲劇命運，他的杰出天賦恰恰與他的悲劇命運成了反比。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思考著，造成屈原悲慘命運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難道僅僅是由于楚王昏庸，奸黨陷害么？顯然問題不會這么簡單，造成屈原的悲劇更在于他自身的性格特點。

屈原首先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更多的情況下，他是用感情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是以理智的目光來對待世事紛爭。他有的是詩人的激情，卻沒有政治家的膽略，他向往“善政”的實現，有當今治平天下舍己莫屬的宏大抱負，但卻看不見一絲的外在光明。更不幸還在于，處于大悲中的屈原，在感到前途黯淡、人生渺茫之時，從未想到過著手改變自己的命運，挺直胸膛，去同奸黨作一番斗爭。他沒有獨立的追求，把希望完全交給了高高在上的君王，并表現出了強烈的依賴感，他唯有生等，坐等不來便是詛咒、痛苦、絕望，這種感情型的詩人氣質便注定了他在遭受厄運后的悲劇命運。

正是在這種沒有盡頭的痛苦中，屈原似乎成了一個精神抑郁癥患者，在幾度的苦悶、壓抑下，幻覺時時撓覺著他，時而重華陳詞，時而遨游太空，時而詰問蒼梧，時而邂逅美女，然而幻覺消失后，加倍的痛苦又在折磨著他的身心，使他永遠地處于一種憂傷的惡性循環之中。

屈原的悲劇還不僅僅在于他以詩人性情的胸懷對待世界，更大的不幸還在于封建社會“鍛造”出他的所謂完美的人格——愚忠。忠君愛國，這是封建社會最高的道德典范。屈原的悲劇性意味恰恰在于他去努力實踐這一道德規范，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他缺少莊子那樣廣闊的胸懷，不能把眼前的一切，放到宇宙的大化中去認識。他體會不到下層百姓憎惡戰爭、渴望國家統一、過和平日子的迫切愿望。體察不到由分到合的必然性，因而他的視野始終拘泥在他腳下的那片土地，局限在楚國的君主身上，為他們悲哀，為他們哭泣。即便屈原充分認識到了六國統一的必然性，那種潔身自好、清高脫俗的封建社會人格完善的自我要求，也會使他竭盡忠君保國之能事，而同歷史相抗衡，直如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注定了其悲劇性命運的不可避免。

屈原自稱“忠”“潔”“廉”“直”，后人也實在把他作為“忠”“潔”“廉”“直”的典范給予美化宣揚，其實，正是這種“完美人格”給他的命運抹上了一層暗淡的色彩，因為這種道德追求不是以理智作為前提，而僅僅是從感情出發的。因其“廉”“潔”而不能洞察世事，與世轉移；因其自鳴清高，故“至察無徒”，嘆世莫我知；因其太“直”而不能委曲求全，以圖“來世”大計，故竭盡忠誠，反遭放逐；因其愚“忠”，故不管其君主賢明與否，國家能存與否，自直“忠”到底，以至于含冤受欺，反而以死相報，在所不惜，悲劇由此誕生。此舉對后世為禍最烈！

屈原的悲劇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華夏民族兩千多年來封建士大夫數代人的悲劇，它純潔了我們的民族，卻也愚化了我們的民族，中華民族能在封建君主殘暴專制的統治下，歷經兩千年而不衰，屈原陰魂的“向心力”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這也許就是屈原悲劇性命運的全部意義。

1992年10月于山西大學研究生樓

——選自《天才的悲劇》，李琳（之）、石耀輝 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1月版。

作者簡介：

李琳之，本名李琳，1967年生人。歷史學者。著有《中華祖脈》《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晚夏殷商八百年》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祖先，祖先》入選“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度十佳好書”；《元中國時代》入選“百道原創好書榜2020年榜 ? 人文類TOP100”，同時在 2020 年 12 月“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榮登京東網“高價值中國史書榜”（ 2023年1月）；《晚夏殷商八百年》先后入選百道2022年7月好書榜、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榜，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 榜、今日頭條好書榜等，并榮登長安街讀書會年度推薦干部學習書單（經典篇）“2022長安街好書”（ 十佳）榜單。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