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6軍炮兵團事件，鄧大人態度嚴肅：華國鋒負有不可推卸責任

在四大野戰軍中，一縱理所當然的成為主力部隊。然而，這個情況在華北軍區野戰部隊中卻不是這樣。

晉察冀軍區在抗戰時期所管轄的有北岳區的第一至第四軍分區，期間曾成立第五軍分區，不久后并入第一軍分區，還有冀東軍分區（第13軍分區）；此外，還有歸晉察冀軍區代管的冀熱察挺進軍（平西11軍分區，平北12軍分區），歸晉察冀代管的冀中軍區（第6至第10軍分區）。1944年9月，為適應形勢的發展，晉察冀成立了冀晉軍區、冀察軍區、冀熱遼軍區、冀中軍區四個二級軍區，前述各軍分區按照地域分屬各軍區。

抗戰時期，晉察冀根據地抗擊了一半以上的華北日軍，被稱譽為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其中，戰斗力最強且部隊最多的是楊成武的第一軍分區，取得的戰績也是最大。而且，平西11軍分區（平北12軍分區后并入11軍分區）、冀東13軍分區、北岳黃永勝的2軍分區、郭天民的3軍分區，以及高鵬的第5軍分區的骨干部隊原來也是一分區的部隊。

1943年8月，聶榮臻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蕭克代理軍區司令員、程子華代理政治委員。后來，蕭克去延安，程子華兼代司令員。

聶帥逝世后，最悲痛哭得最傷心的是楊成武，他與聶司令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上下級和“山頭”的范疇。挺進軍撤銷后蕭克就任晉察冀副司令，五一大掃蕩后程子華就任晉察冀副政委，“整風”時楊成武的日子就開始不好過了，好在身后還有聶司令。聶司令去延安，楊成武的日子更難了。成立四個二級軍區時，楊成武被任命為冀中軍區司令員。

由于五一反掃蕩失敗，留在冀中的主力部隊只有一個24團以及僅剩不足100人的23團（2營在薛莊3營在東西張崗全部損失，后23團余部改為地區隊），以及地區隊、縣大隊、區小隊、民兵，當時的冀中炮樓林立，已經偽化，部隊活動苦難，連軍裝都不能穿，全是便衣。看著楊成武似乎是提拔了，可離開了他一手打造的部隊。楊成武去冀中，除了黃壽發等一批參謀人員跟隨外，只帶了一個全部由紅軍戰士組成的警衛班。

抗戰勝利后，晉察冀的四個二級軍區各自成立了兩個野戰縱隊，加上因山海關失守而未能去東北被聶司令強留下的晉冀魯豫第一縱隊，晉察冀擁有9個野戰縱隊一個教導師，以及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

1946年1月5日，國共初步達成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定，1月10日下達停戰令。此后，晉察冀實行了精簡整編，除楊得志的一縱仍為一縱外，其余只保留了2、3、4縱隊。主力地方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在46年6月國民黨挑起內戰后，晉察冀部隊打得相當被動，戰略態勢一直處于防守，直到解放石家莊和淶水戰役后方才有所改觀。

1947年11月參加完石家莊戰役后，冀晉軍區獨立第1、第2旅和察哈爾軍區獨立第4旅分別改稱第1、第2、第3旅，編為晉察冀軍區第1縱隊。同時，新組建了第6、第7縱隊。1948年8月，華北軍區第三兵團成立，下轄第1、第6、第7縱隊。1949年全軍整編，華北第三兵團改番號為第二十兵團，三個縱隊改番號為66軍、67軍、68軍。

唐山大地震，66軍部隊緊急出動展開抗震救災

北岳區的四個軍分區中，四分區的鄧華司令之前曾是一分區政委，由于成立挺進支隊時剛來不久的鄧政委帶走了老三團（后發展為平西6團、7團），楊成武為此與鄧華大吵一架。不知是否是這個緣故，楊司令沒有給四分區支援主力團。直到解放后，主席親自出面，兩人才握手言和。

1946年的精簡整編，許多紅軍戰士和老八路因為傷病在這次精簡整編中退伍，而這些都是晉察冀部隊的基層指揮員和戰斗骨干，從而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精簡整編中，晉察冀的骨干部隊基本都留在了2、3、4縱，因而，后成立的1、6、7縱戰斗力要弱于那三個縱隊。冀中縱隊成立時，由于缺少骨干部隊，楊成武厚著老臉向郭天民要來了老7團，這個部隊就是后來開國大典時的199師。自然，67軍成為20兵團的主力。

66軍領導在朝鮮，左起：蕭新槐、王紫峰、張連奎

雖然基礎不夠老，屬于華北部隊中一支較弱的部隊，但是66軍在朝鮮戰場的表現還是不錯的。第一次戰役，66軍未完成斷敵退路任務，被批評；第二次戰役，66軍殲敵1370；第三次戰役，66軍斃傷俘韓軍3970人，繳獲各種炮145門、汽車98輛、各種槍支2463支及大批軍用物資；第四次戰役，66軍斃傷俘敵5062人。彭總的評價是“仗是一仗比一仗打得好。”

第66軍參謀長劉蘇一次戰役時的戰地日記一則

66軍入朝作戰近半年，殲敵15328人。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洗禮，66軍已成長為一支威名赫赫的鋼鐵勁旅，從朝鮮回國后，長駐天津，拱衛北京，被稱為京津禁衛軍。

然而，在1980年，66軍發生了鮮為人知的炮兵團事件，該事件不僅導致66軍此后在北京軍區的地位大幅下降，也直接促成了最高層的變動。

六十六軍炮兵團事件

1980年冬，河北省雞澤縣武裝部軍械庫臨時工郜懷明，攜槍竄到66軍炮兵團進行反革命煽動，反對中共中央的現行政策。他打著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旗號，謊稱自己是所謂的“新中央委員會特派員”，要“另立中央”，“成立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團的政委祝福祥嚴重喪失立場，天真的對郜的煽動竟信以為真，予以接待。郜懷明要求部隊緊急集合，將全團拉出去，并對祝封官許愿。在郜懷明的蠱惑下，祝福祥召開了營以上干部會。在會上許多人相信了郜的謊言，情緒很激動，但也有的同志很懷疑，就偷偷報告了軍保衛處，上級迅速下來控制此人，才發現是個冒牌貨。

今天看來，這就是一起詐騙犯搞的詐騙活動，只是上升到了政治詐騙。

北京軍區黨委對這起嚴重的政治事件作了嚴肅處理，將郜懷明移送地方法辦，開除66軍炮兵團政委祝福祥黨籍，撤銷行政職務。總政向全軍通報了這起嚴重的政治事件，中央軍委紀委也就此嚴重事件指示部隊各級紀委，對團以上單位黨委和團以上領導干部在遵守黨的紀律方面的狀況進行普遍檢查，總結經驗教訓。根據總政、軍委紀委的要求，各部隊進行了黨的政治紀律的教育，切實提高黨員、干部同中共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覺性。

事件背景

粉碎“四人幫”后，十年特殊時期正式宣告結束。此時的華國鋒也由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晉升為黨的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

1976年后，全國開始撥亂反正，許多老干部得以復出，其中就有鄧小平。

華國鋒全方位主持中央工作大局后，治國方略上提出“舉一綱抓兩目”，即，以階級斗爭為綱，將國民經濟搞上去，搞好安定團結。另外，在路線方面，華提倡“兩個凡是”方針，旗幟鮮明地表態要原封不動地堅持毛澤東思想。

這個做法無疑觸及到了不少元老的神經，特別是第二條，更是讓曾經在十年特殊時期背負舊賬的老同志頗有訾議，背上了包袱（包括鄧）。因為如果堅持“兩個凡是”，那么這些老同志就永無平反翻案的那一天。在這種局面之下，《中國青年報》率先刊登了關于真理標準的文章，由此展開了全國范圍的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并且最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角逐中取代了“兩個凡是”。

此后，鄧公在胡耀邦（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協助下，開始大規模重申歷史舊案，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加速，曾經飽經苦難的老同志都紛紛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為黨和國家服務。短短時日中，就恢復了六千名老干部的工作。

由于“僧多粥少”崗位有限，職能部門不夠，不少老同志都沒有安排好的去處，讓他們完全離休躺平顯然又是他們無法接受的現實。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斷增設職能部門，不斷新增工作崗位，夸張的時候，出現一正十幾副，光國務院副總理就有十多位，上行下效，其它政府職能機構在擴編制、設新部門等方面就更不消說了。

這樣一來所造成的問題就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迅猛推進，機構重疊、人員冗雜導致行政效率大幅度低下，難以適應改革開放大環境下的經濟建設需要。各職能部門和崗位出現人滿為患的臃腫狀況，但出于穩定的需要，中央仍舊采取“只進不出”的原則，即，中央和地方允許人員晉升到核心崗位上來，但不得輕易將原重要核心崗位的人員調離出局。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陳云等老同志再次逐漸進入核心決策層，原本的頂端架構人員構成也漸漸發生改變。而伴隨著局勢的慢慢穩定，華國鋒也在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辭去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此時的他身上只有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兩個職務。

但是，這種狀況終歸不利于年輕后備干部的培養，時間久了，難免會產生干部隊伍青黃不接的局面。華辭去總理后的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開始討論改革黨和國家的機構制度問題。會上有老同志認為：權力過分集中危害極大，不把這個制度改過來，就不利于改革開放，不利于黨和國家的建設。指向非常明確。

鄧公直言道：“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有了共識，中央決定開始對權力集中問題進行整頓。隨著頂端架構人員構成的改變，用春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更迭已成必然。

在那幾年，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動蕩，隨著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人們開始反思十年特殊時期的做法，這個過程在思想上是痛苦的。就比如你之前一直認為正確的某件事突然變成了錯誤的，之前你認為是壞人的突然變成了好人，一切證明自己之前全錯了，讓人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旋渦。

現在回顧起來，華國鋒提出的“搞好安定團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搞好安定團結”，其實就是步子要慢一點，要有一個過渡期，畢竟剛剛經歷了十年特殊時期，人們的思想很難快速發生180°的大轉變。說白了，這與“和諧社會”的提法很契合。

由于轉變太過激烈，造成了社會矛盾突出，而六十六軍炮兵團事件，就是激烈轉變后一個有代表性的爆發。其實，就算那個詐騙犯在炮兵團搞事情是孤立的個案，也難保不會在其他地方出現事情。

后續

瞌睡了有人送枕頭，好巧不巧出了炮兵團事件！

壞就壞在那個詐騙犯打著最高領導人的旗號搞詐騙，而提出的一些口號與西漢吳王劉濞和明朝燕王朱棣的內涵頗為神似，這無疑觸發了敏感的政治神經中樞，鄧公對此非常警覺。

風波平息后，鄧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嚴厲指出：這是敵我界限問題，不是思想認識問題，不是一般的錯誤問題，華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實際上，對此事件進行深入調查了解后，這個事情與華無任何關聯。但一切已經塵埃落定。

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鄧明確地表態：華不適宜留在最高核心層！理由有幾點：

一、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難以跟上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步伐。

二、隊伍老化、思想保守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新時代、新形勢。

三、別有用心之人，恐將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其名號，或將給黨和國家以及其本人
帶來不好的影響。

因此，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經過與會者的集體討論，圍繞在以鄧為核心的周圍，與會者們達成了一致共識，即，華不宜留在最高核心層（包括政治局、常委），但華畢竟也算是老革命同志，中央應該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礎上，給予其合適的職位。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老毅然決然辭去了最后兩項職務。不過，從1982年9月的十二大開始，華當選為中央委員直至十五大。

唐山大地震中的解放軍

這個事件對于六十六軍的影響可以說是致命的。此前，66軍的地位在北京軍區位處前列，此后，不論該軍在各方面工作中多么努力，成績多么突出，地位只降不升。1985年百萬大裁軍，六十六軍毫無懸念地撤銷番號，軍部并入天津警備區，下屬部隊有的撤編，有的編入第24集團軍。